序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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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明的曆史在我國史冊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包括了大順軍攻克北京以及随之而來的清兵進入山海關問鼎中原以來一直到康熙三年（1664）夔東抗清基地覆滅的各地反清運動的曆史。
從不同的角度看，它是群雄争霸，又是明朝的延續，也是清初曆史的一個主要組成部分。
稱之為南明，是因為以崇祯皇帝朱由檢為首的在北京的明朝廷業已覆亡，這段時期的戰鬥主要在南方展開，又是在複興明朝的旗幟下進行，而弘光、隆武、魯監國、永曆朝廷都是在南方建立的。
但是，抗擊清朝的暴虐統治，并不僅僅局限于南方，陝西、甘肅、山西、河北、山東、河南等地的抗清運動連綿不斷，波濤疊起，清廷統治者多次感到患生肘腋，不得不動用重兵圍剿。
這是就地域而言，南明史的覆蓋面并不隻限于南方。
如果就時間來探讨，南明史的上限過去和現在的史學家大抵是以弘光朝廷在南京繼統為标志，本書作者認為南明的曆史應該從甲申三月十九日北京被大順軍攻克、崇祯朝廷覆亡開始。
這是因為朝廷雖然覆亡，明朝政權仍然控制着江南半壁江山，盡避在具體時間上（即1644年三月至五月）相差不遠，但我們應該着眼于全國形勢的演變，而不能拘泥于南明帝位的繼統。
如果因為甲申三月十九日到同年五月初三日明朝統治區沒有皇帝（或監國）而把這段時間排除在南明史以外，就會在後來的曆史叙述中難以自圓其說，因為弘光帝被俘在1645年五月，隆武帝繼統在同年閏六月；隆武帝被擒殺在1646年八月，永曆帝繼統在同年十月，其間都有一兩個月的帝位空缺。
“國統”三絕不等于南明史三絕，這是稍加思索就能明白的道理。
同樣理由，南明史的下限不以1662年永曆帝朱由榔被俘殺告終，而是以李來亨茅麓山戰役作為結束。
當然，把南明史的下限一直拉到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施琅進軍台灣，鄭克塽、劉國軒投降，也是一種認識和叙述的方法，因為鄭氏家族在台灣始終奉行明朝永曆正朔，雖然皇帝和朝廷早已不存在。
本書沒有采取這種方法，原因是康熙十二年到二十年（1673—1681）發生了三藩之變，其間鄭經是參與了的。
三藩之變同明清之際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有密切關聯。
三藩（若考慮到原定南王藩下的孔四貞、孫延齡夫婦、缐國安等人，也可以說是四藩）的形成實際上是由于滿洲貴族因自身力量不足以征服全國不得不籠絡一部分漢族軍閥，而且這次變亂也确實帶有民族鬥争的色彩；可是把三藩之變同南明史扯在一起畢竟不大合适。
所以，在本書中叙述鄭氏家族事迹僅限于鄭成功去世為止。
這本書同過去各種南明史著（自清初以來）相比較，有兩個主要的特點。
一是它基本上是以大順軍餘部、大西軍餘部、“海寇”鄭成功等民衆抗清鬥争為主線，而不是以南明幾個朱家朝廷的興衰為中心。
二是貫串全書的脈絡是強調曆時二十年漢族和其他民族（如西北等地的回族、西南等地的多種少數民族）百姓反抗滿洲貴族征服鬥争終歸失敗的主要原因是内部矛盾重重、勾心鬥角，嚴重分散、抵消了抗清力量。
多爾衮、福臨等滿洲貴族不僅代表着一種比較落後的生産方式，而且兵力和後備兵員非常有限，單憑自己的八旗兵根本不可能征服全國，漢族各派抗清勢力的失敗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己打倒了自己。
說得準确一點，明清易代，是中華民族内部一個落後的人數不多卻又是骠悍的滿族上層人士勾結漢族中最反動的官紳地主利用矛盾坐收漁翁之利，竊取了農民大起義的勝利果實。
滿洲貴族入主中原以後，在較為先進的漢文化影響下，自身發展取得階段一性一的飛躍。
清王朝在一段時期裡是朝氣蓬勃的，國勢相當強盛，對于中國這個多民族國家的奠定起了重要的積極作用。
然而，就另一方面來說，滿洲貴族推行的民族歧視政策引起國内政局大動蕩，打斷了中國社會發展的正常進程，也是不容忽視的。
曆史進展的事實提一供了最有力的證據。
中國在明朝中期以前在世界上處于領先地位，中期以後在科學技術等方面已經逐漸落後，但是直到明朝末年中國同西歐國家之間的差距并不大，被大順軍推翻的明朝最後一個皇帝朱由檢統治時期還是孜孜
從不同的角度看，它是群雄争霸，又是明朝的延續，也是清初曆史的一個主要組成部分。
稱之為南明，是因為以崇祯皇帝朱由檢為首的在北京的明朝廷業已覆亡，這段時期的戰鬥主要在南方展開，又是在複興明朝的旗幟下進行，而弘光、隆武、魯監國、永曆朝廷都是在南方建立的。
但是，抗擊清朝的暴虐統治，并不僅僅局限于南方，陝西、甘肅、山西、河北、山東、河南等地的抗清運動連綿不斷，波濤疊起，清廷統治者多次感到患生肘腋，不得不動用重兵圍剿。
這是就地域而言，
如果就時間來探讨，南明史的上限過去和現在的史學家大抵是以弘光朝廷在南京繼統為标志，本書作者認為南明的曆史應該從甲申三月十九日北京被大順軍攻克、崇祯朝廷覆亡開始。
這是因為朝廷雖然覆亡，明朝政權仍然控制着江南半壁江山，盡避在具體時間上（即1644年三月至五月）相差不遠，但我們應該着眼于全國形勢的演變，而不能拘泥于南明帝位的繼統。
如果因為甲申三月十九日到同年五月初三日明朝統治區沒有皇帝（或監國）而把這段時間排除在南明史以外，就會在後來的曆史叙述中難以自圓其說，因為弘光帝被俘在1645年五月，隆武帝繼統在同年閏六月；隆武帝被擒殺在1646年八月，永曆帝繼統在同年十月，其間都有一兩個月的帝位空缺。
“國統”三絕不等于南明史三絕，這是稍加思索就能明白的道理。
同樣理由，南明史的下限不以1662年永曆帝朱由榔被俘殺告終，而是以李來亨茅麓山戰役作為結束。
當然，把南明史的下限一直拉到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施琅進軍台灣，鄭克塽、劉國軒投降，也是一種認識和叙述的方法，因為鄭氏家族在台灣始終奉行明朝永曆正朔，雖然皇帝和朝廷早已不存在。
本書沒有采取這種方法，原因是康熙十二年到二十年（1673—1681）發生了三藩之變，其間鄭經是參與了的。
三藩之變同明清之際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有密切關聯。
三藩（若考慮到原定南王藩下的孔四貞、孫延齡夫婦、缐國安等人，也可以說是四藩）的形成實際上是由于滿洲貴族因自身力量不足以征服全國不得不籠絡一部分漢族軍閥，而且這次變亂也确實帶有民族鬥争的色彩；可是把三藩之變同南明史扯在一起畢竟不大合适。
所以，在本書中叙述鄭氏家族事迹僅限于鄭成功去世為止。
這本書同過去各種南明史著（自清初以來）相比較，有兩個主要的特點。
一是它基本上是以大順軍餘部、大西軍餘部、“海寇”鄭成功等民衆抗清鬥争為主線，而不是以南明幾個朱家朝廷的興衰為中心。
二是貫串全書的脈絡是強調曆時二十年漢族和其他民族（如西北等地的回族、西南等地的多種少數民族）百姓反抗滿洲貴族征服鬥争終歸失敗的主要原因是内部矛盾重重、勾心鬥角，嚴重分散、抵消了抗清力量。
多爾衮、福臨等滿洲貴族不僅代表着一種比較落後的生産方式，而且兵力和後備兵員非常有限，單憑自己的八旗兵根本不可能征服全國，漢族各派抗清勢力的失敗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己打倒了自己。
說得準确一點，明清易代，是中華民族内部一個落後的人數不多卻又是骠悍的滿族上層人士勾結漢族中最反動的官紳地主利用矛盾坐收漁翁之利，竊取了農民大起義的勝利果實。
滿洲貴族入主中原以後，在較為先進的漢文化影響下，自身發展取得階段一性一的飛躍。
清王朝在一段時期裡是朝氣蓬勃的，國勢相當強盛，對于中國這個多民族國家的奠定起了重要的積極作用。
然而，就另一方面來說，滿洲貴族推行的民族歧視政策引起國内政局大動蕩，打斷了中國社會發展的正常進程，也是不容忽視的。
曆史進展的事實提一供了最有力的證據。
中國在明朝中期以前在世界上處于領先地位，中期以後在科學技術等方面已經逐漸落後，但是直到明朝末年中國同西歐國家之間的差距并不大，被大順軍推翻的明朝最後一個皇帝朱由檢統治時期還是孜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