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一戰線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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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礙眼？難道連西班牙的“安那其”的破壞革命，也要巴金負責？
還有，在中國近來已經視為平常，而其實不但“助長”，卻正是“惡劣的傾向”的，是無憑無據，卻加給對方一個很壞的惡名。
例如徐懋庸的說胡風的“詐”，黃源的“谄”，就都是。
田漢周起應們說胡風是“内奸”，終于不是，是因為他們發昏；并非胡風詐作“内奸”，其實不是，緻使他們成為說謊。
《社會日報》說胡風拉我轉向，而至今不轉，是撰稿者有意的誣陷；并非胡風詐作拉我，其實不拉，以緻記者變了造謠。
胡風并不“左得可愛”，但我以為他的私敵，卻實在是“左得可怕”的。
黃源未嘗作文捧我，也沒有給我做過傳，不過專辦着一種月刊，頗為盡責，輿論倒還不壞，怎麼便是“谄”，怎麼便是對于我的“效忠緻敬”？難道《譯文》是我的私産嗎？黃源“奔走于傅鄭門下之時，一副谄佞之相”，徐懋庸大概是奉谕知道的了，但我不知道，也沒有見過，至于他和我的往還，卻不見有“谄佞之相”，而徐懋庸也沒有一次同在，我不知道他憑着什麼，來斷定和谄佞于傅鄭門下者“無異”？當這時會，我也就是證人，而并未實見的徐懋庸，對于本身在場的我，竟可以如此信口胡說，含血噴人，這真可謂橫暴恣肆，達于極點了。
莫非這是“了解”了“現在的基本的政策”之故嗎？“和全世界都一樣”的嗎？那麼，可真要吓死人！ 其實“現在的基本政策”是決不會這樣的好像天羅地網的。
不是隻要“抗日”，就是戰友嗎？“詐”何妨，“谄”又何妨？又何必定要剿滅胡風的文字，打倒黃源的《譯文》呢，莫非這裡面都是“二十一條”和“文化侵略”嗎？首先應該掃蕩的，倒是拉大旗作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勢（！）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橫暴者。
自然，戰線是會成立的，不過這吓成的戰線，作不得戰。
先前已有這樣的前車，而覆車之鬼，至死不悟，現在在我面前，就附着徐懋庸的肉身而出現了。
在左聯結成的前後，有些所謂革命作家，其實是破落戶的漂零子弟。
他也有不平，有反抗，有戰鬥，而往往不過是将敗落家族的婦姑勃谿，叔嫂鬥法的手段，移到文壇上。
嘁嘁嚓嚓，招是生非，搬弄口舌，決不在大處着眼。
這衣缽流傳不絕。
例如我和茅盾，郭沫若兩位，或相識，或未嘗一面，或未沖突，或曾用筆墨相譏，但大戰鬥卻都為着同一的目标，決不日夜記着個人的恩怨。
然而小報卻偏喜歡記些魯比茅如何，郭對魯又怎樣，好像我們隻在争座位，鬥法寶。
就是《死魂靈》，當《譯文》停刊後，《世界文庫》上也登完第一部的，但小報卻說“鄭振铎腰斬《死魂靈》”，或魯迅一怒中止了翻譯。
這其實正是惡劣的傾向，用謠言來分散文藝界的力量，近于“内奸”的行為的。
然而也正是破落文學家最末的道路。
我看徐懋庸也正是一個嘁嘁嚓嚓的作者，和小報是有關系了，但還沒有墜入最末的道路。
不過也已經胡塗得可觀。
（否則，便是驕橫了。
）例如他信裡說：“對于他們的言行，打擊本極易，但徒以有先生作他們的盾牌，……所以在實際解決和文字鬥争上都感到絕大的困難。
”是從修身上來打擊胡風的詐，黃源的谄，還是從作文上來打擊胡風的論文，黃源的《譯文》呢？——這我倒并不急于知道；我所要問的是為什麼我認識他們，“打擊”就“感到絕大的困難”？對于造謠生事，我固然決不肯附和，但若徐懋庸們義正詞嚴，我能替他們一手掩盡天下耳目的嗎？而且什麼是“實際解決”？是充軍，還是殺頭呢？在“統一戰線”這大題目之下，是就可以這樣鍛煉人罪，戲弄威權的？我真要祝禱“國防文學”有大作品，倘不然，也許又是我近半年來，“助長着惡劣的傾向”的罪惡了。
臨末，徐懋庸還叫我細細讀《斯太林傳》。
是的，我将細細的讀，倘能生存，我當然仍要學習；但我臨末也請他自己再細細的去讀幾遍，因為他翻譯時似乎毫無所得，實有從新細讀的必要。
否則，抓到一面旗幟，就自以為出人頭地，擺出奴隸總管的架子，以鳴鞭為唯一的業績——是無藥可醫，于中國也不但毫無用處，而且還有害處的。
八月三——六日。
例如徐懋庸的說胡風的“詐”，黃源的“谄”，就都是。
田漢周起應們說胡風是“内奸”，終于不是，是因為他們發昏；并非胡風詐作“内奸”，其實不是，緻使他們成為說謊。
《社會日報》說胡風拉我轉向，而至今不轉，是撰稿者有意的誣陷；并非胡風詐作拉我，其實不拉，以緻記者變了造謠。
胡風并不“左得可愛”，但我以為他的私敵，卻實在是“左得可怕”的。
黃源未嘗作文捧我，也沒有給我做過傳，不過專辦着一種月刊，頗為盡責，輿論倒還不壞，怎麼便是“谄”，怎麼便是對于我的“效忠緻敬”？難道《譯文》是我的私産嗎？黃源“奔走于傅鄭門下之時，一副谄佞之相”，徐懋庸大概是奉谕知道的了，但我不知道，也沒有見過，至于他和我的往還，卻不見有“谄佞之相”，而徐懋庸也沒有一次同在，我不知道他憑着什麼，來斷定和谄佞于傅鄭門下者“無異”？當這時會，我也就是證人，而并未實見的徐懋庸，對于本身在場的我，竟可以如此信口胡說，含血噴人，這真可謂橫暴恣肆，達于極點了。
莫非這是“了解”了“現在的基本的政策”之故嗎？“和全世界都一樣”的嗎？那麼，可真要吓死人！ 其實“現在的基本政策”是決不會這樣的好像天羅地網的。
不是隻要“抗日”，就是戰友嗎？“詐”何妨，“谄”又何妨？又何必定要剿滅胡風的文字，打倒黃源的《譯文》呢，莫非這裡面都是“二十一條”和“文化侵略”嗎？首先應該掃蕩的，倒是拉大旗作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勢（！）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橫暴者。
自然，戰線是會成立的，不過這吓成的戰線，作不得戰。
先前已有這樣的前車，而覆車之鬼，至死不悟，現在在我面前，就附着徐懋庸的肉身而出現了。
在左聯結成的前後，有些所謂革命作家，其實是破落戶的漂零子弟。
他也有不平，有反抗，有戰鬥，而往往不過是将敗落家族的婦姑勃谿，叔嫂鬥法的手段，移到文壇上。
嘁嘁嚓嚓，招是生非，搬弄口舌，決不在大處着眼。
這衣缽流傳不絕。
例如我和茅盾，郭沫若兩位，或相識，或未嘗一面，或未沖突，或曾用筆墨相譏，但大戰鬥卻都為着同一的目标，決不日夜記着個人的恩怨。
然而小報卻偏喜歡記些魯比茅如何，郭對魯又怎樣，好像我們隻在争座位，鬥法寶。
就是《死魂靈》，當《譯文》停刊後，《世界文庫》上也登完第一部的，但小報卻說“鄭振铎腰斬《死魂靈》”，或魯迅一怒中止了翻譯。
這其實正是惡劣的傾向，用謠言來分散文藝界的力量，近于“内奸”的行為的。
然而也正是破落文學家最末的道路。
我看徐懋庸也正是一個嘁嘁嚓嚓的作者，和小報是有關系了，但還沒有墜入最末的道路。
不過也已經胡塗得可觀。
（否則，便是驕橫了。
）例如他信裡說：“對于他們的言行，打擊本極易，但徒以有先生作他們的盾牌，……所以在實際解決和文字鬥争上都感到絕大的困難。
”是從修身上來打擊胡風的詐，黃源的谄，還是從作文上來打擊胡風的論文，黃源的《譯文》呢？——這我倒并不急于知道；我所要問的是為什麼我認識他們，“打擊”就“感到絕大的困難”？對于造謠生事，我固然決不肯附和，但若徐懋庸們義正詞嚴，我能替他們一手掩盡天下耳目的嗎？而且什麼是“實際解決”？是充軍，還是殺頭呢？在“統一戰線”這大題目之下，是就可以這樣鍛煉人罪，戲弄威權的？我真要祝禱“國防文學”有大作品，倘不然，也許又是我近半年來，“助長着惡劣的傾向”的罪惡了。
臨末，徐懋庸還叫我細細讀《斯太林傳》。
是的，我将細細的讀，倘能生存，我當然仍要學習；但我臨末也請他自己再細細的去讀幾遍，因為他翻譯時似乎毫無所得，實有從新細讀的必要。
否則，抓到一面旗幟，就自以為出人頭地，擺出奴隸總管的架子，以鳴鞭為唯一的業績——是無藥可醫，于中國也不但毫無用處，而且還有害處的。
八月三——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