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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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的收成。
楊梅收獲的季節很短，超過一兩天它就會泛水、軟爛，沒法吃了。
但它的成熟又來勢洶洶，在運輸極不方便的當時，村民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放開肚子拼命吃。
家家戶戶屋檐下排列着附近不同山梁上采來的一筐筐楊梅，任何人都可以蹲在邊上慢慢吃上幾個時辰，嘟嘟哝哝地評述着今年各座山的脾性。
哪座山賭氣了，哪座山在裝傻，就像評述着自己的孩子。
孩子們到哪裡去了？他們都上了山，爬在随便哪一棵楊梅樹上邊摘邊吃。
鮮紅的果實碰也不會去碰，隻挑那些紅得發黑但又依然硬紮的果實，往嘴裡一放，清甜微酸、挺韌可嚼，扪嘴啜足一口濃味，便把梅核用力吐出，手上的一顆随即又按唇而入。
這些日子他們可以成天在山上逗留，楊梅飽人，家裡借此省去幾碗飯，家長也認為是好事。
隻是傍晚回家時一件白布衫往往是果汁斑斑，暗紅淺绛，活像是從浴血拼殺的戰場上回來。
母親并不責怪，也不收拾，這些天再洗也洗不掉，隻待楊梅季節一過，漬迹自然消退，把衣服往河水裡輕輕一搓便什麼也看不見了。
孩子們爬在樹上摘食楊梅，時間長了，滿嘴會由酸甜變成麻澀。
他們從樹上爬下來，腆着脹脹的肚子，呵着失去感覺的嘴唇，向湖邊走去，用湖水漱漱口，再在湖邊上玩一玩。
上林湖的水很清，靠岸都是淺灘。
梅樹收獲季節赤腳下水還覺得有點涼，但歡叫兩聲也就下去了。
腳下有很多滑滑的硬片，彎腰撈起來一看，是瓷片和陶片，好像這兒打碎過很多很多器皿。
一腳一腳蹚過去，全是。
那些瓷片和陶片經過湖水多年的蕩滌，邊角的碎口都不紮手了。
細細打量，釉面锃亮，厚薄勻整，弧度精巧，比平日在家打碎的粗瓷飯碗不知好到哪裡去了。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難道這裡曾經安居過許多鐘鳴鼎食的豪富之家？但細看四周并沒有任何房宅的遺迹，也沒有一條像樣的路，豪富人家的日子怎麼過？捧着碎片仰頭回顧，默默的山，呆呆的雲，誰也不會回答孩子們。
孩子們用小手把碎片摩挲一遍，然後側腰低頭，把碎片向水面平甩過去，看它能跳幾下。
這個遊戲叫做“削水片”，幾個孩子比賽開了，神秘的碎片在湖面上跳躍奔跑，平靜的上林湖犁開了條條波紋。
不一會兒，波紋重歸平靜，碎瓷片、碎陶片和它們所連帶着的秘密，全都沉入湖底。
我曾隐隐地感覺到，故鄉也許是一個曾經很成器的地方，它的“大器”不知碎于何時。
碎得如此透徹，像轟然山崩，也像漸然家傾。
為了不使後代看到這種痕迹，所有碎片的殘夢都被湖水淹沒，隻讓後代捧着幾個補過的粗瓷碗，盛着點白米飯黴幹菜木然度日。
如果讓那些補碗的老漢也到湖邊來，孩子們撈起一堆堆精緻的碎瓷片、碎陶片請他們補，他們會補出一個什麼樣的物件來？一定是碩大無朋又玲珑剔透的吧？或許會嗡嗡作響或許會寂然無聲？補碗老漢們補完這一物件又會被它驚吓，不得不蹑手蹑腳地重新把它推入湖底然後倉皇逃離。
我是一九五七年離開家鄉的。
吃過了楊梅，拜别上林湖畔的祖墳，便來到了餘姚縣城。
也來不及去瞻仰一下心儀已久的“養命醫院”，立即就上了去上海的火車。
那年我才九周歲，在火車窗口與送我到餘姚縣城的舅舅揮手告别，怯生生地開始了孤旅。
我的小小的行李包中，有一瓶酒浸楊梅、一包黴幹菜，活脫脫一個最标準的餘姚人。
一路上還一直在後悔，沒有在上林湖裡揀取幾塊碎瓷片随身帶着，作為紀念。
三 我到上海是為了考中學。
父親原本一個人在上海工作，我來了之後不久全家都遷移來了，從此，回故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都已不大，故鄉的意義也随之越來越淡，有時，淡得幾乎看不見了。
擺脫故鄉的第一步是擺脫方言。
餘姚雖然離上海不遠，但餘姚話和上海話差别極大，我相信一個純粹講餘姚話的人在上海街頭一定步履維艱。
餘姚話與它的西鄰紹興話、東鄰甯波話也不一樣，記得當時在鄉下，從貨郎、小販那裡聽到幾句帶有紹興口音或甯波口音的話，孩子們都笑彎了腰，一遍遍誇張地模仿和嘲笑着，嘲笑天底下怎麼還有這樣不會講話的人。
村裡的老年人端然肅然地糾正着外鄉人的發音，過後還邊搖頭邊感歎，說外鄉人就是笨。
這種語言觀念，自從我踏上火車就漸漸消解。
因為我驚訝地發現，那些非常和藹地與我交談的大人們聽我的話都很吃力，有時甚至要我在紙上寫下來他們才恍然大悟，哈哈大笑。
笑聲中，我講話的聲音越來越小，到後來甚至不願意與他們講話了。
到了上海，幾乎無法用語言與四周溝通，成天郁郁寡歡。
有一次大人把我帶到一個親戚家裡去，那是一個擁有鋼琴的富有家庭，鋼琴邊坐着一個比我小三歲的男孩，照輩分我還該稱呼他表舅舅。
我想同樣是孩子，又是親戚，該談得起來了吧，他見到我也很高興，友好地與我握手。
但是才說了幾句，我能聽懂他的上海話，他卻聽不懂我的餘姚話，彼此掃興，各玩各的了。
最傷心的是我上中學的第一天，老師不知怎麼偏偏要我站起來回答問題。
我紅着臉憋了好一會兒終于把滿口的餘姚話傾瀉而出，我相信當時一定把老師和全班同學都搞糊塗了，完全不知道我在說什麼。
等我說完，憋住的是老師。
他不知所措的眼光在厚厚的眼鏡片後一閃，終于轉化出和善的笑意，說了聲“很好，請坐”。
這下輪到同學們發傻了，老師說了“很好”？他們以為上了中學都該用這種奇怪的語言回答問題，全都慌了神。
幸虧當時十歲剛出頭的孩子們都非常老實，同學們一下課就與我玩，從不打聽我的語言淵源，我也就在玩耍中快速地學會了他們的口音。
僅僅一個月後，當另外一位老師叫我站起來回答問題的時候，我說出來的已經是一口十分純正的上海話了。
短短的語言障礙期跳躍得如此幹脆，以至于我的初中同學直到今天還沒有一個人知道，我是從餘姚趕到上海來與他們坐在一起的。
這件事現在回想起來仍感到非常驚訝。
我竟然一個月就把上海話學地道了，而上海話又恰恰是特别難學的。
上海話的難學不在于語言的複雜而在于上海人心态的怪異。
廣東人能容外地人講極不标準的廣東話，北京人能容忍羼雜着各地方言的北京話，但上海人就不允許别人講不倫不類的上海話。
有人試着講了，幾乎所有的上海人都會求他“幫幫忙”，别讓他們的耳朵受罪。
這一幫不要緊，使得大批在上海生活了四十多年的“南下幹部”至今不敢講一句上海話。
我之所以能快速學會是因為年紀小，語言敏感強而自羞敏感弱，結果反而無拘無礙，一學就會。
我從上海人自鳴得意的心理防範中一頭竄了過去，一下子也成了上海人。
有時也想，上海人憑什
楊梅收獲的季節很短，超過一兩天它就會泛水、軟爛，沒法吃了。
但它的成熟又來勢洶洶，在運輸極不方便的當時，村民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放開肚子拼命吃。
家家戶戶屋檐下排列着附近不同山梁上采來的一筐筐楊梅，任何人都可以蹲在邊上慢慢吃上幾個時辰，嘟嘟哝哝地評述着今年各座山的脾性。
哪座山賭氣了，哪座山在裝傻，就像評述着自己的孩子。
孩子們到哪裡去了？他們都上了山，爬在随便哪一棵楊梅樹上邊摘邊吃。
鮮紅的果實碰也不會去碰，隻挑那些紅得發黑但又依然硬紮的果實，往嘴裡一放，清甜微酸、挺韌可嚼，扪嘴啜足一口濃味，便把梅核用力吐出，手上的一顆随即又按唇而入。
這些日子他們可以成天在山上逗留，楊梅飽人，家裡借此省去幾碗飯，家長也認為是好事。
隻是傍晚回家時一件白布衫往往是果汁斑斑，暗紅淺绛，活像是從浴血拼殺的戰場上回來。
母親并不責怪，也不收拾，這些天再洗也洗不掉，隻待楊梅季節一過，漬迹自然消退，把衣服往河水裡輕輕一搓便什麼也看不見了。
孩子們爬在樹上摘食楊梅，時間長了，滿嘴會由酸甜變成麻澀。
他們從樹上爬下來，腆着脹脹的肚子，呵着失去感覺的嘴唇，向湖邊走去，用湖水漱漱口，再在湖邊上玩一玩。
上林湖的水很清，靠岸都是淺灘。
梅樹收獲季節赤腳下水還覺得有點涼，但歡叫兩聲也就下去了。
腳下有很多滑滑的硬片，彎腰撈起來一看，是瓷片和陶片，好像這兒打碎過很多很多器皿。
一腳一腳蹚過去，全是。
那些瓷片和陶片經過湖水多年的蕩滌，邊角的碎口都不紮手了。
細細打量，釉面锃亮，厚薄勻整，弧度精巧，比平日在家打碎的粗瓷飯碗不知好到哪裡去了。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難道這裡曾經安居過許多鐘鳴鼎食的豪富之家？但細看四周并沒有任何房宅的遺迹，也沒有一條像樣的路，豪富人家的日子怎麼過？捧着碎片仰頭回顧，默默的山，呆呆的雲，誰也不會回答孩子們。
孩子們用小手把碎片摩挲一遍，然後側腰低頭，把碎片向水面平甩過去，看它能跳幾下。
這個遊戲叫做“削水片”，幾個孩子比賽開了，神秘的碎片在湖面上跳躍奔跑，平靜的上林湖犁開了條條波紋。
不一會兒，波紋重歸平靜，碎瓷片、碎陶片和它們所連帶着的秘密，全都沉入湖底。
我曾隐隐地感覺到，故鄉也許是一個曾經很成器的地方，它的“大器”不知碎于何時。
碎得如此透徹，像轟然山崩，也像漸然家傾。
為了不使後代看到這種痕迹，所有碎片的殘夢都被湖水淹沒，隻讓後代捧着幾個補過的粗瓷碗，盛着點白米飯黴幹菜木然度日。
如果讓那些補碗的老漢也到湖邊來，孩子們撈起一堆堆精緻的碎瓷片、碎陶片請他們補，他們會補出一個什麼樣的物件來？一定是碩大無朋又玲珑剔透的吧？或許會嗡嗡作響或許會寂然無聲？補碗老漢們補完這一物件又會被它驚吓，不得不蹑手蹑腳地重新把它推入湖底然後倉皇逃離。
我是一九五七年離開家鄉的。
吃過了楊梅，拜别上林湖畔的祖墳，便來到了餘姚縣城。
也來不及去瞻仰一下心儀已久的“養命醫院”，立即就上了去上海的火車。
那年我才九周歲，在火車窗口與送我到餘姚縣城的舅舅揮手告别，怯生生地開始了孤旅。
我的小小的行李包中，有一瓶酒浸楊梅、一包黴幹菜，活脫脫一個最标準的餘姚人。
一路上還一直在後悔，沒有在上林湖裡揀取幾塊碎瓷片随身帶着，作為紀念。
三 我到上海是為了考中學。
父親原本一個人在上海工作，我來了之後不久全家都遷移來了，從此，回故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都已不大，故鄉的意義也随之越來越淡，有時，淡得幾乎看不見了。
擺脫故鄉的第一步是擺脫方言。
餘姚雖然離上海不遠，但餘姚話和上海話差别極大，我相信一個純粹講餘姚話的人在上海街頭一定步履維艱。
餘姚話與它的西鄰紹興話、東鄰甯波話也不一樣，記得當時在鄉下，從貨郎、小販那裡聽到幾句帶有紹興口音或甯波口音的話，孩子們都笑彎了腰，一遍遍誇張地模仿和嘲笑着，嘲笑天底下怎麼還有這樣不會講話的人。
村裡的老年人端然肅然地糾正着外鄉人的發音，過後還邊搖頭邊感歎，說外鄉人就是笨。
這種語言觀念，自從我踏上火車就漸漸消解。
因為我驚訝地發現，那些非常和藹地與我交談的大人們聽我的話都很吃力，有時甚至要我在紙上寫下來他們才恍然大悟，哈哈大笑。
笑聲中，我講話的聲音越來越小，到後來甚至不願意與他們講話了。
到了上海，幾乎無法用語言與四周溝通，成天郁郁寡歡。
有一次大人把我帶到一個親戚家裡去，那是一個擁有鋼琴的富有家庭，鋼琴邊坐着一個比我小三歲的男孩，照輩分我還該稱呼他表舅舅。
我想同樣是孩子，又是親戚，該談得起來了吧，他見到我也很高興，友好地與我握手。
但是才說了幾句，我能聽懂他的上海話，他卻聽不懂我的餘姚話，彼此掃興，各玩各的了。
最傷心的是我上中學的第一天，老師不知怎麼偏偏要我站起來回答問題。
我紅着臉憋了好一會兒終于把滿口的餘姚話傾瀉而出，我相信當時一定把老師和全班同學都搞糊塗了，完全不知道我在說什麼。
等我說完，憋住的是老師。
他不知所措的眼光在厚厚的眼鏡片後一閃，終于轉化出和善的笑意，說了聲“很好，請坐”。
這下輪到同學們發傻了，老師說了“很好”？他們以為上了中學都該用這種奇怪的語言回答問題，全都慌了神。
幸虧當時十歲剛出頭的孩子們都非常老實，同學們一下課就與我玩，從不打聽我的語言淵源，我也就在玩耍中快速地學會了他們的口音。
僅僅一個月後，當另外一位老師叫我站起來回答問題的時候，我說出來的已經是一口十分純正的上海話了。
短短的語言障礙期跳躍得如此幹脆，以至于我的初中同學直到今天還沒有一個人知道，我是從餘姚趕到上海來與他們坐在一起的。
這件事現在回想起來仍感到非常驚訝。
我竟然一個月就把上海話學地道了，而上海話又恰恰是特别難學的。
上海話的難學不在于語言的複雜而在于上海人心态的怪異。
廣東人能容外地人講極不标準的廣東話，北京人能容忍羼雜着各地方言的北京話，但上海人就不允許别人講不倫不類的上海話。
有人試着講了，幾乎所有的上海人都會求他“幫幫忙”，别讓他們的耳朵受罪。
這一幫不要緊，使得大批在上海生活了四十多年的“南下幹部”至今不敢講一句上海話。
我之所以能快速學會是因為年紀小，語言敏感強而自羞敏感弱，結果反而無拘無礙，一學就會。
我從上海人自鳴得意的心理防範中一頭竄了過去，一下子也成了上海人。
有時也想，上海人憑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