甯古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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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文化意義上的回歸。
比較常見的是教書，例如，洪皓曾在曬幹的桦葉上默寫出《四書》，教村人子弟；張邵甚至在流放地開講《大易》，“聽者畢集”；函可作為一位佛學家利用一切機會傳授佛法。
其次是教耕作和商賈，例如，楊越就曾花不少力氣在流放地傳播南方的農耕技術，教當地人用“破木為屋”來代替原來的“掘地為屋”，又讓流放者用随身帶的物品與當地土著交換漁牧産品，培養了初步的市場意識，同時又進行文化教育，幾乎是全方位地推動了這塊土地上文明的進步。
文化素養更高一點的流放者則把東北作為自己進行文化考察的對象，并把考察結果留諸文字，至今仍為地域文化研究者所鐘愛。
例如，方拱乾所著《甯古塔志》，吳桭臣所著《甯古塔紀略》，張缙彥所著《甯古塔山水記》，楊賓所著《柳邊紀略》，英和所著《龍沙物産詠》，等等，這些著作具有很高的曆史學、地理學、風俗學、物産學等多方面的學術價值。
我們知道，中國古代的學術研究除了李時珍、徐霞客等少數例外，多數習慣于從書本來到書本去，缺少野外考察精神，緻使我們的學術傳統至今還常缺乏實證意識。
這些流放者卻在艱難困苦之中克服了這種弊端，寫下了中國學術史上讓人驚喜的一頁。
他們腳下的這塊土地給了他們那麼多無告的陌生，那麼多絕望的辛酸，但他們卻無意怨恨它，而用溫熱的手掌撫摸着它，讓它感受文明的熱量，使它進入文化的史冊。
在這方面，有幾個代代流放的南方家族所起的作用特别大。
例如，清代浙江的呂留良家族，安徽的方拱乾、方孝标家族，浙江的楊越、楊賓父子等。
近代國學大師章太炎先生在民國初年曾說到因遭文字獄而世代流放東北的呂留良（呂用晦）家族的貢獻：“後裔多以塾師、醫藥、商販為業。
土人稱之曰老呂家，雖為台隸，求師者必于呂氏，諸犯官遣戍者，必履其庭，故土人不敢輕，其後裔亦未嘗自屈也。
”“齊齊哈爾人知書，由呂用晦後裔谪戍者開之。
” 說到方家，章太炎說：“初，開原、鐵嶺以外皆胡地也，無讀書識字者。
甯古塔人知書，由孝标後裔谪戍者開之。
”（《太炎文錄續編》）當代曆史學家認為，太炎先生的這種說法，史實可能有所誤，評價可能略嫌高，但肯定兩個家族在東北地區文教上的啟蒙之功，是完全不錯的。
一個家族世世代代流放下去，對這個家族來說是莫大的悲哀，但他們對東北的開發事業卻進行了一代接一代的連續性攻堅。
他們是流放者，但他們實際上又成了老資格的“土著”。
那麼他們的故鄉究竟在何處呢？面對這個問題，我在同情和惆怅中又包含着對勝利者的敬意，因為在文化意義上，他們是英勇的占領者。
六 我希望上面這些叙述不至于構成這樣一種誤解，以為流放這件事從微觀來說造成了許多痛苦，而從宏觀來說卻并不太壞。
不。
從宏觀來說，流放無論如何也是對文明的一種摧殘。
部分流放者從傷痕累累的苦痛中掙紮出來，手忙腳亂地創造出了那些文明，并不能給流放本身增色添彩。
且不說多數流放者不再有什麼文化創造，即便是我們在上文中評價最高的那幾位，也無法成為我國文化史上的第一流人才。
第一流人才可以受盡磨難，卻不能讓磨難超越基本的生理限度和物質限度。
盡管屈原、司馬遷、曹雪芹也受了不少苦，但甯古塔那樣的流放方式卻永遠也出不了《離騷》、《史記》和《紅樓夢》。
文明可能産生于野蠻，卻絕不喜歡野蠻。
我們能熬過苦難，卻絕不贊美苦難。
我們不害怕迫害，卻絕不肯定迫害。
部分文人之所以能在流放的苦難中顯現人性、創建文明，本源于他們内心的高貴。
他們的外部身份可以一變再變，甚至終身陷于囹圄，但内心的高貴卻未曾全然銷蝕。
這正像有的人，不管如何追趕潮流或身居高位，卻總也掩蓋不住内心的卑賤一樣。
毫無疑問，最讓人動心的是苦難中的高貴，最讓人看出高貴之所以高貴的，也是這種高貴。
憑着這種高貴，人們可以在生死存亡線的邊緣上吟詩作賦，可以用自己的一點溫暖去化開别人心頭的冰雪，繼而可以用屈辱之身去點燃文明的火種。
他們為了文化和文明，可以不顧物欲利益，不顧功利得失，義無反顧，一代又一代。
我站在這塊古代稱為甯古塔的土地上，長時間地舉頭四顧又終究低下頭來，我向一些遠年的靈魂祭奠——為他們大多來自浙江、上海、江蘇、安徽那些我很熟悉的地方，更為他們在苦難中的高貴。
比較常見的是教書，例如，洪皓曾在曬幹的桦葉上默寫出《四書》，教村人子弟；張邵甚至在流放地開講《大易》，“聽者畢集”；函可作為一位佛學家利用一切機會傳授佛法。
其次是教耕作和商賈，例如，楊越就曾花不少力氣在流放地傳播南方的農耕技術，教當地人用“破木為屋”來代替原來的“掘地為屋”，又讓流放者用随身帶的物品與當地土著交換漁牧産品，培養了初步的市場意識，同時又進行文化教育，幾乎是全方位地推動了這塊土地上文明的進步。
文化素養更高一點的流放者則把東北作為自己進行文化考察的對象，并把考察結果留諸文字，至今仍為地域文化研究者所鐘愛。
例如，方拱乾所著《甯古塔志》，吳桭臣所著《甯古塔紀略》，張缙彥所著《甯古塔山水記》，楊賓所著《柳邊紀略》，英和所著《龍沙物産詠》，等等，這些著作具有很高的曆史學、地理學、風俗學、物産學等多方面的學術價值。
我們知道，中國古代的學術研究除了李時珍、徐霞客等少數例外，多數習慣于從書本來到書本去，缺少野外考察精神，緻使我們的學術傳統至今還常缺乏實證意識。
這些流放者卻在艱難困苦之中克服了這種弊端，寫下了中國學術史上讓人驚喜的一頁。
他們腳下的這塊土地給了他們那麼多無告的陌生，那麼多絕望的辛酸，但他們卻無意怨恨它，而用溫熱的手掌撫摸着它，讓它感受文明的熱量，使它進入文化的史冊。
在這方面，有幾個代代流放的南方家族所起的作用特别大。
例如，清代浙江的呂留良家族，安徽的方拱乾、方孝标家族，浙江的楊越、楊賓父子等。
近代國學大師章太炎先生在民國初年曾說到因遭文字獄而世代流放東北的呂留良（呂用晦）家族的貢獻：“後裔多以塾師、醫藥、商販為業。
土人稱之曰老呂家，雖為台隸，求師者必于呂氏，諸犯官遣戍者，必履其庭，故土人不敢輕，其後裔亦未嘗自屈也。
”“齊齊哈爾人知書，由呂用晦後裔谪戍者開之。
” 說到方家，章太炎說：“初，開原、鐵嶺以外皆胡地也，無讀書識字者。
甯古塔人知書，由孝标後裔谪戍者開之。
”（《太炎文錄續編》）當代曆史學家認為，太炎先生的這種說法，史實可能有所誤，評價可能略嫌高，但肯定兩個家族在東北地區文教上的啟蒙之功，是完全不錯的。
一個家族世世代代流放下去，對這個家族來說是莫大的悲哀，但他們對東北的開發事業卻進行了一代接一代的連續性攻堅。
他們是流放者，但他們實際上又成了老資格的“土著”。
那麼他們的故鄉究竟在何處呢？面對這個問題，我在同情和惆怅中又包含着對勝利者的敬意，因為在文化意義上，他們是英勇的占領者。
六 我希望上面這些叙述不至于構成這樣一種誤解，以為流放這件事從微觀來說造成了許多痛苦，而從宏觀來說卻并不太壞。
不。
從宏觀來說，流放無論如何也是對文明的一種摧殘。
部分流放者從傷痕累累的苦痛中掙紮出來，手忙腳亂地創造出了那些文明，并不能給流放本身增色添彩。
且不說多數流放者不再有什麼文化創造，即便是我們在上文中評價最高的那幾位，也無法成為我國文化史上的第一流人才。
第一流人才可以受盡磨難，卻不能讓磨難超越基本的生理限度和物質限度。
盡管屈原、司馬遷、曹雪芹也受了不少苦，但甯古塔那樣的流放方式卻永遠也出不了《離騷》、《史記》和《紅樓夢》。
文明可能産生于野蠻，卻絕不喜歡野蠻。
我們能熬過苦難，卻絕不贊美苦難。
我們不害怕迫害，卻絕不肯定迫害。
部分文人之所以能在流放的苦難中顯現人性、創建文明，本源于他們内心的高貴。
他們的外部身份可以一變再變，甚至終身陷于囹圄，但内心的高貴卻未曾全然銷蝕。
這正像有的人，不管如何追趕潮流或身居高位，卻總也掩蓋不住内心的卑賤一樣。
毫無疑問，最讓人動心的是苦難中的高貴，最讓人看出高貴之所以高貴的，也是這種高貴。
憑着這種高貴，人們可以在生死存亡線的邊緣上吟詩作賦，可以用自己的一點溫暖去化開别人心頭的冰雪，繼而可以用屈辱之身去點燃文明的火種。
他們為了文化和文明，可以不顧物欲利益，不顧功利得失，義無反顧，一代又一代。
我站在這塊古代稱為甯古塔的土地上，長時間地舉頭四顧又終究低下頭來，我向一些遠年的靈魂祭奠——為他們大多來自浙江、上海、江蘇、安徽那些我很熟悉的地方，更為他們在苦難中的高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