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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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士在曆史的沉淪中被人遺忘了,而且,席勒的曾孫,格萊辛-茹斯伍爾姆先生,也不再露面了,原來,他老人家聰明反被聰明誤,搞詐騙敗露,所以沒臉見人,隻好貌似自願坐禁閉似的,躲在他那下巴伐利亞莊園裡不出來了。
整個事情幾乎令人難以置信。
據說,這位男爵有一件珠寶,他給它上了很高的、超出其價值的保險,他把它包得嚴嚴實實地給一個外地的珠寶商寄去——可當包裹寄達人家那裡的時候,人家珠寶商卻發現裡面除了一隻死老鼠之外什麼都沒有。
這隻老鼠很不能幹,它沒有能夠完成那個寄包裹的人準備要它完成的任務。
後者的用意很明顯,即這隻齧齒目動物應該是會咬破包裝跑出來的——以此造成這樣一種假象,即那件珠寶通過天知道怎樣形成的破洞掉出來不見了,于是乎,那筆保險金就可以到手了。
可是,這畜生不僅沒有把事辦成,反倒落得個暴死,沒有搞出那個出口,而那個出口原本是可以解釋那件根本就沒有放進過包裹裡去的珠寶的丢失的——這個惡作劇的發明者以最可笑的方式發現自己露餡了。
他有可能是從一本文化史的書裡偶然看到這個把戲的,從而成為閱讀該書的一個犧牲品。
不過,從非常普遍的意義上來講,或許這個時代的道德混亂也對他的這個愚蠢的念頭同樣負有責任。
不管怎樣,我們的娘家姓普勞斯西的女主人都不得不作出一些犧牲,不得不幾乎是完全放棄她以前的那種要把世襲貴族和藝術家氣質結合起來的理想。
某些曾經的宮廷貴婦的到場令人回想起過去的舊時光,她們和讓内特·碩伊爾用法語交談。
此外,還可以看見戲劇明星們身旁冒出那麼一兩個天主教民族黨的,是的,甚至還有一個有名的社會民主黨的議員,以及這個新國家的幾個大大小小的幹部,其中自然是不乏自家人的,如一個特别忠誠的、時刻準備着沖鋒陷陣的馮·施騰格爾先生——然而,某些不遺餘力地讨厭這個“自由主義的”共和國的分子,也是有的,那種要為德國雪恥的意念和代表着一個即将到來的世界的意識被這些人肆無忌憚地寫在了臉上。
結果不是别的,隻能是:旁觀者會發現,同瑪麗·戈多和她的好姑媽更多地呆在一起的人是我,而不是阿德裡安,他無疑是專程為她而來的——不然的話,他幹嗎要來呢?——剛見面的時候,他也是喜悅之情溢于言表地再次對她緻以問候,但這之後他就基本上隻與他親愛的讓内特,以及那位精通并崇拜巴赫的社會民主黨議員聊天。
即使完全撇開對象的賞心悅目不算,就憑阿德裡安出于信任所告訴給我的那一切,人們就很容易理解我為什麼這樣專注了。
魯迪·施維爾特費格也和我們在一起。
伊莎波姑媽很高興又見到他。
跟在蘇黎世時一樣,他常常把她逗得哈哈大笑——也把瑪麗逗得抿嘴微笑,但他卻無法阻止一場持重的交談,這場交談主要以發生在巴黎和慕尼黑藝術界的事情為中心,也捎帶涉及了一點歐洲政局、德法關系,而在這場交談的最末了,人都已經準備告辭了,阿德裡安站着參與了幾秒鐘。
他總是必須去趕他的那趟11點的開往瓦爾茨胡特的火車,而這一次的社交晚會,他一共隻呆了不到一個半小時。
我們其餘的人比他多呆了一小會兒。
這是,如前所述,一個星期六。
幾天後,星期四,我接到了他打來的電話。
[1]即拉脫維亞、愛沙尼亞和立陶宛。
[2]一種德國特有的帶有說白的歌劇。
[3]巴黎舊時的一座劇院,曾被視為19和20世紀通俗戲劇的象征。
[4]維托裡奧·裡蒂(1898-不詳):意大利作曲家。
[5]卡洛·哥爾多尼(1707-1793):意大利劇作家,現代喜劇創始人。
[6]多米尼科·奇馬羅薩(1749-1801):意大利歌劇作曲家。
[7]法國城市,位于巴黎西南,自1756年起成為法國著名的瓷都。
整個事情幾乎令人難以置信。
據說,這位男爵有一件珠寶,他給它上了很高的、超出其價值的保險,他把它包得嚴嚴實實地給一個外地的珠寶商寄去——可當包裹寄達人家那裡的時候,人家珠寶商卻發現裡面除了一隻死老鼠之外什麼都沒有。
這隻老鼠很不能幹,它沒有能夠完成那個寄包裹的人準備要它完成的任務。
後者的用意很明顯,即這隻齧齒目動物應該是會咬破包裝跑出來的——以此造成這樣一種假象,即那件珠寶通過天知道怎樣形成的破洞掉出來不見了,于是乎,那筆保險金就可以到手了。
可是,這畜生不僅沒有把事辦成,反倒落得個暴死,沒有搞出那個出口,而那個出口原本是可以解釋那件根本就沒有放進過包裹裡去的珠寶的丢失的——這個惡作劇的發明者以最可笑的方式發現自己露餡了。
他有可能是從一本文化史的書裡偶然看到這個把戲的,從而成為閱讀該書的一個犧牲品。
不過,從非常普遍的意義上來講,或許這個時代的道德混亂也對他的這個愚蠢的念頭同樣負有責任。
不管怎樣,我們的娘家姓普勞斯西的女主人都不得不作出一些犧牲,不得不幾乎是完全放棄她以前的那種要把世襲貴族和藝術家氣質結合起來的理想。
某些曾經的宮廷貴婦的到場令人回想起過去的舊時光,她們和讓内特·碩伊爾用法語交談。
此外,還可以看見戲劇明星們身旁冒出那麼一兩個天主教民族黨的,是的,甚至還有一個有名的社會民主黨的議員,以及這個新國家的幾個大大小小的幹部,其中自然是不乏自家人的,如一個特别忠誠的、時刻準備着沖鋒陷陣的馮·施騰格爾先生——然而,某些不遺餘力地讨厭這個“自由主義的”共和國的分子,也是有的,那種要為德國雪恥的意念和代表着一個即将到來的世界的意識被這些人肆無忌憚地寫在了臉上。
結果不是别的,隻能是:旁觀者會發現,同瑪麗·戈多和她的好姑媽更多地呆在一起的人是我,而不是阿德裡安,他無疑是專程為她而來的——不然的話,他幹嗎要來呢?——剛見面的時候,他也是喜悅之情溢于言表地再次對她緻以問候,但這之後他就基本上隻與他親愛的讓内特,以及那位精通并崇拜巴赫的社會民主黨議員聊天。
即使完全撇開對象的賞心悅目不算,就憑阿德裡安出于信任所告訴給我的那一切,人們就很容易理解我為什麼這樣專注了。
魯迪·施維爾特費格也和我們在一起。
伊莎波姑媽很高興又見到他。
跟在蘇黎世時一樣,他常常把她逗得哈哈大笑——也把瑪麗逗得抿嘴微笑,但他卻無法阻止一場持重的交談,這場交談主要以發生在巴黎和慕尼黑藝術界的事情為中心,也捎帶涉及了一點歐洲政局、德法關系,而在這場交談的最末了,人都已經準備告辭了,阿德裡安站着參與了幾秒鐘。
他總是必須去趕他的那趟11點的開往瓦爾茨胡特的火車,而這一次的社交晚會,他一共隻呆了不到一個半小時。
我們其餘的人比他多呆了一小會兒。
這是,如前所述,一個星期六。
幾天後,星期四,我接到了他打來的電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