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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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才會動真的。
就連田部長也怕他幾分。
電話裡，夏竹筠也窮追不舍： “為什麼不回家吃飯？” “和誰一起吃飯？” “誰？我怎麼不認識這個人？”那一張畫，在客廳的牆壁上，至少挂了一個月。
三十多天，她天天面對着它，竟連作畫人的簽名也沒看過一眼。
再說，為什麼都得是她認識的呢？ 好像有一則外國幽默： 要是哥倫布有個老婆，他會發現美洲嗎？ “你到哪兒去？” “同誰一塊兒去？” “去幹什麼？” “什麼時候回來？” 結果是哥倫布什麼也發現不了。
然後，她大發雷霆：“年三十你也不回家，啊！這個家我看你幹脆别要了。
”——那倒真會宰了他——“方方和培文、小外孫子都回家吃飯，你倒和個什麼畫畫的下館子去了。
”她說到畫畫的那種口氣，活像說到一盤燒壞了的牛肉，或是一段不稱心的衣料。
“我在哪兒吃飯的自由還是有吧。
”鄭子雲懶懶地應着，根本不聽電話那邊還在噴射着的岩漿或是炮彈，“咔嗒”一聲把話筒放到叉簧上。
聽見大女婿回家，他更不要回家了，他讨厭那位“門當戶對”的親家。
那是夏竹筠的乘龍快婿，渾身上下也自有一種暴發戶的味道。
讓鄭子雲想起進城以前，他在農村常見的、身上冒着小磨香油味兒的小商販。
讓他們那一夥冒着小磨香油味兒的人一起熱鬧去吧，隻是苦了圓圓。
鄭子雲後悔沒把圓圓招呼出來，可他懶得再打電話，再聽那火山爆發的聲音。
隻有圓圓才是牽系他和那個家的唯一紐帶。
那窄小的死胡同，就連極精巧的“豐田”車也沒有轉身的餘地，司機老楊是把車倒着開進去的。
那小小的四合院，原來也許是個獨門獨戶。
長着北京人愛種的棗樹、柿樹、茉莉、月季……曾經是溫馨、甯靜的。
但不知從什麼年月起，搬進了許多人家。
家家的小廚房，像雨後林子裡突然長出來的蘑菇，又像河堤上伸向河床的護堤基石，往小院當中延伸着。
院子裡什麼味道全有：醋熘白菜，蔥花烙餅，油煎帶魚……什麼聲音也全有：兩口子吵架，嬰兒啼哭，收音機放到最大音量，河北梆子，慷慨激昂。
從這音量可以猜出，開收音機的人，準是個耳朵挺背又在剁肉餡的老奶奶。
她們大清早一睜開眼就會把收音機擰開，從早到晚，就這麼哇啦哇啦地響着。
别管是播送《天鵝湖》，還是《資本論》淺釋，或是《說嶽全傳》……其實她們一個字，一個音符也沒聽進去。
畫家的畫室，竟在一九七六年地震時搭下的防震棚裡。
矮小、陰冷。
夏天恐怕還會酷熱難當，牆上還會潮得把糊的那層報紙洇濕。
身材高大的畫家不得不拱背站立着。
可是，隻要往案子上那畫了半截的，以及牆上挂着的那些畫瞧上一眼，人就會忘記這小屋、小院裡的氣味和嘈雜。
鄭子雲不由得想，中國的知識分子，大概是頂“物美價廉”的了。
他癡癡地站在那小屋裡，想起自己部裡的那些技術人員，還有工廠裡的那些工人群衆，又很快地修訂了自己的想法，不，中國的老百姓，可以說是頂“物美價廉”的了。
在汽車上，畫家忽然冒出一句：“解放這三十年來，從來沒有一個部長——” 鄭子雲打斷他：“副部長。
” “就連個副局長，也沒到我家裡來過。
不過您可别以為我是那種受寵若驚的小人，我看重的并不是您的官銜，而是您對我的事業的理解，您那種待人處世的精神。
”畫家說得很快，而且還帶着一種氣洶洶的樣子握着車門上的手柄，好像時刻準備着，隻要鄭子雲有一點誤解，他便會立刻打開車門，跳出汽車。
鄭子雲并不說什麼，隻是無言地拍了拍畫家放在車座上的手背。
鄭子雲感慨。
兩個完全陌生的人，有時卻是那麼容易溝通，而朝夕相處了多少年的人，卻是那麼的隔膜。
這大概隻能從氣質是否相通去找原因。
鄭子雲又想起了圓圓、夏竹筠、田守誠……突然，葉知秋那張其醜無比的面龐在眼前閃現。
在周圍一片觥籌交錯、猜拳行令聲中，他們顯得太斯文了。
一小口、一小口地吮着杯中的茅台，靜靜地、慢慢地嚼着。
老了，牙齒不那麼好，胃口也不那麼好了。
煙吸得倒不少，話說得也很多。
右邊的一桌，幾個年輕人喝得紅頭漲臉，一個勁兒地嚷着： “七個巧呀！” “六六順呀！” “五魁首呀！” “八匹馬呀！” “全！” “寶！” ………… 不管不顧，鬧得整個餐廳裡的人都不安生。
服務員不得不過去對他們進行幹預。
畫家皺着眉頭：“中國人總是把吃飯的氣氛搞得很熱鬧。
” 鄭子雲環顧四周：“這個餐廳裡，就數咱們兩個人年紀大了，全是年輕人。
也難怪，好像下飯館、喝酒，是他們業餘時間裡唯一的消遣。
不然幹什麼呢？他們正是精力過剩的時候。
跳舞？不行。
好笑，五十年代跳舞盛行的時候，也沒跳出多少流氓來嘛。
文化生活又不夠豐富。
旅遊？又沒那個經濟條件……我倒是同情他們，可是愛莫能助。
關鍵在于我們要創造一個可以發揮他們精力的正常渠道。
” 畫家感喟：“是這樣。
” “為什麼我們一些人對年輕人的某些希望、要求，那樣大驚小怪，那樣痛恨？好像因為他們想的和我們不一樣，就都成了叛逆者。
其實，我們所想、所幹的，不是也同我們的父輩不一樣嗎？而那不一樣的程度，也許比現在的青年人和我們的距離更大一些。
我們既然是辯證唯物主義者，為什麼我們不承認他們也有權力變革我們所承認、所認可的東西呢？我不是指那些違反黨紀國法的事情，那是另一個範疇。
我們隻承認祖先傳下來的東西和我們以及我們的上一輩所習慣的東西：比方學院派的音樂喽，十九世紀的芭蕾舞喽……僅僅因為我們年輕的時候接受的就是這些，比這再發展一些，我們就本能地抗拒它，不知不覺地成了衛道士。
生活的節奏已經無可挽回地加快了，為什麼我們不同意青年人喜愛節奏更快的音樂，節奏更快的舞蹈，以及其他節奏更快的藝術形式呢？如果他們喜愛變化，喜愛更新鮮的事物，那是非常自然的，是一種自然規律。
最好我們不要去幹涉他們。
四月影展不是終于在公園展出了嗎，不論評論界怎樣用假裝的冷漠對待他們，他們不是明顯地比某些影展擁有更多的觀衆嗎？我們認為應該奉為永恒的東西，終有一天要消失，就是他們現在喜愛的東西，幾年之後，也會成為過去……”鄭子雲的嘴角上浮起一絲恍惚的笑意，“在古典音樂裡，三度、四度、五度、八度、六度音程被認為是諧和的；二度、七度被認為是不諧和的；增四度以前簡直就叫它魔鬼，可是現在，一切都可以叫作諧和，什麼和什麼都可以放在一起，不足為怪了。
不要要求和希望年輕人會同我們的思想感情完全一樣，那是不可能的。
也不要要求年輕黨員和黨的關系同我們年輕時和黨的關系一樣，那是同舊社會搏鬥的生死年代。
現在的年輕一輩，要求自己有更多的思考機會，更多決定自己生活的機會，他們比我們年輕的時候有更多的生活經驗，經曆了更深刻的曆史變動。
一個老太太對我說，我們那個時候對黨多麼尊重，同志間的關
就連田部長也怕他幾分。
電話裡，夏竹筠也窮追不舍： “為什麼不回家吃飯？” “和誰一起吃飯？” “誰？我怎麼不認識這個人？”那一張畫，在客廳的牆壁上，至少挂了一個月。
三十多天，她天天面對着它，竟連作畫人的簽名也沒看過一眼。
再說，為什麼都得是她認識的呢？ 好像有一則外國幽默： 要是哥倫布有個老婆，他會發現美洲嗎？ “你到哪兒去？” “同誰一塊兒去？” “去幹什麼？” “什麼時候回來？” 結果是哥倫布什麼也發現不了。
然後，她大發雷霆：“年三十你也不回家，啊！這個家我看你幹脆别要了。
”——那倒真會宰了他——“方方和培文、小外孫子都回家吃飯，你倒和個什麼畫畫的下館子去了。
”她說到畫畫的那種口氣，活像說到一盤燒壞了的牛肉，或是一段不稱心的衣料。
“我在哪兒吃飯的自由還是有吧。
”鄭子雲懶懶地應着，根本不聽電話那邊還在噴射着的岩漿或是炮彈，“咔嗒”一聲把話筒放到叉簧上。
聽見大女婿回家，他更不要回家了，他讨厭那位“門當戶對”的親家。
那是夏竹筠的乘龍快婿，渾身上下也自有一種暴發戶的味道。
讓鄭子雲想起進城以前，他在農村常見的、身上冒着小磨香油味兒的小商販。
讓他們那一夥冒着小磨香油味兒的人一起熱鬧去吧，隻是苦了圓圓。
鄭子雲後悔沒把圓圓招呼出來，可他懶得再打電話，再聽那火山爆發的聲音。
隻有圓圓才是牽系他和那個家的唯一紐帶。
那窄小的死胡同，就連極精巧的“豐田”車也沒有轉身的餘地，司機老楊是把車倒着開進去的。
那小小的四合院，原來也許是個獨門獨戶。
長着北京人愛種的棗樹、柿樹、茉莉、月季……曾經是溫馨、甯靜的。
但不知從什麼年月起，搬進了許多人家。
家家的小廚房，像雨後林子裡突然長出來的蘑菇，又像河堤上伸向河床的護堤基石，往小院當中延伸着。
院子裡什麼味道全有：醋熘白菜，蔥花烙餅，油煎帶魚……什麼聲音也全有：兩口子吵架，嬰兒啼哭，收音機放到最大音量，河北梆子，慷慨激昂。
從這音量可以猜出，開收音機的人，準是個耳朵挺背又在剁肉餡的老奶奶。
她們大清早一睜開眼就會把收音機擰開，從早到晚，就這麼哇啦哇啦地響着。
别管是播送《天鵝湖》，還是《資本論》淺釋，或是《說嶽全傳》……其實她們一個字，一個音符也沒聽進去。
畫家的畫室，竟在一九七六年地震時搭下的防震棚裡。
矮小、陰冷。
夏天恐怕還會酷熱難當，牆上還會潮得把糊的那層報紙洇濕。
身材高大的畫家不得不拱背站立着。
可是，隻要往案子上那畫了半截的，以及牆上挂着的那些畫瞧上一眼，人就會忘記這小屋、小院裡的氣味和嘈雜。
鄭子雲不由得想，中國的知識分子，大概是頂“物美價廉”的了。
他癡癡地站在那小屋裡，想起自己部裡的那些技術人員，還有工廠裡的那些工人群衆，又很快地修訂了自己的想法，不，中國的老百姓，可以說是頂“物美價廉”的了。
在汽車上，畫家忽然冒出一句：“解放這三十年來，從來沒有一個部長——” 鄭子雲打斷他：“副部長。
” “就連個副局長，也沒到我家裡來過。
不過您可别以為我是那種受寵若驚的小人，我看重的并不是您的官銜，而是您對我的事業的理解，您那種待人處世的精神。
”畫家說得很快，而且還帶着一種氣洶洶的樣子握着車門上的手柄，好像時刻準備着，隻要鄭子雲有一點誤解，他便會立刻打開車門，跳出汽車。
鄭子雲并不說什麼，隻是無言地拍了拍畫家放在車座上的手背。
鄭子雲感慨。
兩個完全陌生的人，有時卻是那麼容易溝通，而朝夕相處了多少年的人，卻是那麼的隔膜。
這大概隻能從氣質是否相通去找原因。
鄭子雲又想起了圓圓、夏竹筠、田守誠……突然，葉知秋那張其醜無比的面龐在眼前閃現。
在周圍一片觥籌交錯、猜拳行令聲中，他們顯得太斯文了。
一小口、一小口地吮着杯中的茅台，靜靜地、慢慢地嚼着。
老了，牙齒不那麼好，胃口也不那麼好了。
煙吸得倒不少，話說得也很多。
右邊的一桌，幾個年輕人喝得紅頭漲臉，一個勁兒地嚷着： “七個巧呀！” “六六順呀！” “五魁首呀！” “八匹馬呀！” “全！” “寶！” ………… 不管不顧，鬧得整個餐廳裡的人都不安生。
服務員不得不過去對他們進行幹預。
畫家皺着眉頭：“中國人總是把吃飯的氣氛搞得很熱鬧。
” 鄭子雲環顧四周：“這個餐廳裡，就數咱們兩個人年紀大了，全是年輕人。
也難怪，好像下飯館、喝酒，是他們業餘時間裡唯一的消遣。
不然幹什麼呢？他們正是精力過剩的時候。
跳舞？不行。
好笑，五十年代跳舞盛行的時候，也沒跳出多少流氓來嘛。
文化生活又不夠豐富。
旅遊？又沒那個經濟條件……我倒是同情他們，可是愛莫能助。
關鍵在于我們要創造一個可以發揮他們精力的正常渠道。
” 畫家感喟：“是這樣。
” “為什麼我們一些人對年輕人的某些希望、要求，那樣大驚小怪，那樣痛恨？好像因為他們想的和我們不一樣，就都成了叛逆者。
其實，我們所想、所幹的，不是也同我們的父輩不一樣嗎？而那不一樣的程度，也許比現在的青年人和我們的距離更大一些。
我們既然是辯證唯物主義者，為什麼我們不承認他們也有權力變革我們所承認、所認可的東西呢？我不是指那些違反黨紀國法的事情，那是另一個範疇。
我們隻承認祖先傳下來的東西和我們以及我們的上一輩所習慣的東西：比方學院派的音樂喽，十九世紀的芭蕾舞喽……僅僅因為我們年輕的時候接受的就是這些，比這再發展一些，我們就本能地抗拒它，不知不覺地成了衛道士。
生活的節奏已經無可挽回地加快了，為什麼我們不同意青年人喜愛節奏更快的音樂，節奏更快的舞蹈，以及其他節奏更快的藝術形式呢？如果他們喜愛變化，喜愛更新鮮的事物，那是非常自然的，是一種自然規律。
最好我們不要去幹涉他們。
四月影展不是終于在公園展出了嗎，不論評論界怎樣用假裝的冷漠對待他們，他們不是明顯地比某些影展擁有更多的觀衆嗎？我們認為應該奉為永恒的東西，終有一天要消失，就是他們現在喜愛的東西，幾年之後，也會成為過去……”鄭子雲的嘴角上浮起一絲恍惚的笑意，“在古典音樂裡，三度、四度、五度、八度、六度音程被認為是諧和的；二度、七度被認為是不諧和的；增四度以前簡直就叫它魔鬼，可是現在，一切都可以叫作諧和，什麼和什麼都可以放在一起，不足為怪了。
不要要求和希望年輕人會同我們的思想感情完全一樣，那是不可能的。
也不要要求年輕黨員和黨的關系同我們年輕時和黨的關系一樣，那是同舊社會搏鬥的生死年代。
現在的年輕一輩，要求自己有更多的思考機會，更多決定自己生活的機會，他們比我們年輕的時候有更多的生活經驗，經曆了更深刻的曆史變動。
一個老太太對我說，我們那個時候對黨多麼尊重，同志間的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