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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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高成回到家時，已經是淩晨一點多了。
算了算，将近四十個小時沒合眼了。
雖然頭疼欲裂，渾身累得像散了架，但卻絲毫沒有睡意。
胡亂沖了個澡，倒了一杯開水，然後把自己捂在暖暖的被子裡，大睜着兩眼任憑思緒随意馳騁。
怎麼辦？剛才在中紡公司聽他們彙報完了以後，他本來不想多說什麼了，但說着說着又止不住地發了火。
聽了那麼長時間的彙報，所有的意思似乎隻有一個，那就是他們這些領導并沒有任何錯處，也沒有任何責任。
工人們都是猜測，告狀是别有用心，中紡目前的狀況是體制造成的，至于說有什麼好辦法能讓中紡走出困境，答案隻有兩個，一個是同國外合資，前提是不承認所欠的一切債務；一個則是宣布破産，讓這個數萬職工的大型企業徹底從地球上消失。
簡直不像話！如果結局就是這樣，那還要你們這麼多的領導幹部做什麼！有錢有權有效益的時候，你們一個個都人模人樣的吃香的、喝辣的，坐着小車、拿着高薪。
而公司一旦不行了，立刻就一片愁雲慘霧，個個愁眉苦臉、唉聲歎氣，一心隻想作鳥獸散。
原來這就是你們的本事，這就是你們的能力！隻能坐順風船，這樣的經理哪裡找不下，這還能算是一個領導？如果國有企業的領導都像你們這樣的水平和素質，那中國的大中企業豈不是遲早都得完蛋！要是這樣，你們一個個趁早都給我回家種地去，像你們這樣子就是當農民也不會是好農民！ 但罵歸罵，解決問題歸解決問題。
中紡的困境不是靠罵靠查靠嚴肅懲處就徹底能解決得了的，你就是把他們全都撤職查辦，也不等于中紡就可以很快走出困境。
關鍵的問題還是眼前究竟該怎麼辦？怎樣先拿出一個切實可行的方案來，盡快地讓中紡這台沉重的機器運轉起來，不要再眼睜睜地等着它鏽掉鏽死。
隻有先解決了這個問題，其他的問題才能随後去着手解決。
然而，一進入正題時，他又漸漸地感到剛才經理們說的那些話不無道理。
攤子大，包袱重，周轉不靈，資金短缺，這是國有企業緻命的通病。
讓他們戴着枷鎖鐐铐跳舞跑步，他們跳得動，跑得開嗎？一些個體企業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為所欲為，不擇手段，想怎麼幹就怎麼幹，偷稅漏稅、克扣工資、投機回扣、重金收買、巧取豪奪，沒有任何顧忌，甚至可以對國家和職工不負任何責任，國有企業能那樣做嗎？盡管大部分個體企業都是遵紀守法的，但個體企業的自由度畢竟要大得多，包袱和壓力要輕得多，自決權也一樣要多得多。
尤其是某些個體企業所幹的那些橫行無忌、明目張膽的事情，對國有企業來說，則全都是違法亂紀、動辄得咎的行為。
在這種不公平的競争下，國有企業得付出多少倍的代價和努力才能保住不敗下陣來？就是再能幹的經理和企業家，面對着這種不公平的競争，又能幹出多好的業績來？他們的苦衷能沒有道理嗎？而且不應該得到人們的理解嗎？ 這麼多年來，我們老是在講政企分開，可是什麼時候政企真正分開過？且不說我們任免企業幹部的那種随意性，讓那些大大小小的經理和廠長們終日戰戰兢兢、惶惶不可終日。
隻是對國有企業資金的任意占用和對企業産品的盲目指令，就足以讓企業時時處于一種危險的境地。
1990年，市委興建辦公大樓，一次性就從中陽紡織集團公司拿走人民币八百萬元，這幾乎是中陽紡織集團公司那一年全年的剩餘利潤！一年後作為副市長的他被選舉為市長，于是許許多多的老百姓，當然也包括中紡的職工幹部，都在背後罵他這市長是用錢買來的！其實有誰能知道，在當時的市委常委會上，他對此事所持的是最為強烈的反對态度。
在那些年裡，尤其是在中紡發達興旺的那幾年裡，中紡每年的攤派款項都數以百萬計。
再加上并不合理的利稅标準，使得中紡幾乎沒有任何喘息的機會和擴大再生産的能力。
若碰上一個好大喜功的上級領導，以釜底抽薪式的舉措讓你擴大生産，以硬性指标逼着讓你不得不虛報産量、無中生有，甚至于在勉強持平和虧損的情況下，讓你上繳利稅和赢利所得！國有企業若總是處在這樣的一種環境裡，又如何能好得了？你成天逼着讓他們幹壞事，他們又如何能幹出好事來，又如何能不變壞？ 能這麼一味地隻是指責他們個人嗎？又怎麼能把所有的責任全都推在他們頭上？這會兒又逼着讓他們拿出辦法來，這豈不是自己得下的病，卻非要讓别人去服藥？ 你這會兒是一市之長，而且還是中紡的老廠長，又是多年的優秀企業家，在當市長之前，還是主管企業多年的模範副市長，其實最應該拿主意的是你，最應該有辦法的也是你，恰恰不應該是别人！ 以中紡目前的情況，你覺得應該怎麼辦才好？ 李高成腦子裡頓時又是一片茫然。
卧室門輕輕推開了，妻子吳愛珍悄無聲息地站在了門口。
家裡有兩個卧室，自從李高成當了市長後，他同妻子更多的時候是各睡各的卧室，以免相互打攪，無法安睡。
其實妻子的工作比他也輕不了多少。
妻子是市東城區檢察院副檢察長兼反貪局局長，常常忙得不可開交。
卧室裡各有各的電話，妻子的卧室裡整日電話不斷，有時候甚至半夜三更還有電話打進來。
妻子還有一個BP機
算了算，将近四十個小時沒合眼了。
雖然頭疼欲裂，渾身累得像散了架，但卻絲毫沒有睡意。
胡亂沖了個澡，倒了一杯開水，然後把自己捂在暖暖的被子裡，大睜着兩眼任憑思緒随意馳騁。
怎麼辦？剛才在中紡公司聽他們彙報完了以後，他本來不想多說什麼了，但說着說着又止不住地發了火。
聽了那麼長時間的彙報，所有的意思似乎隻有一個，那就是他們這些領導并沒有任何錯處，也沒有任何責任。
工人們都是猜測，告狀是别有用心，中紡目前的狀況是體制造成的，至于說有什麼好辦法能讓中紡走出困境，答案隻有兩個，一個是同國外合資，前提是不承認所欠的一切債務；一個則是宣布破産，讓這個數萬職工的大型企業徹底從地球上消失。
簡直不像話！如果結局就是這樣，那還要你們這麼多的領導幹部做什麼！有錢有權有效益的時候，你們一個個都人模人樣的吃香的、喝辣的，坐着小車、拿着高薪。
而公司一旦不行了，立刻就一片愁雲慘霧，個個愁眉苦臉、唉聲歎氣，一心隻想作鳥獸散。
原來這就是你們的本事，這就是你們的能力！隻能坐順風船，這樣的經理哪裡找不下，這還能算是一個領導？如果國有企業的領導都像你們這樣的水平和素質，那中國的大中企業豈不是遲早都得完蛋！要是這樣，你們一個個趁早都給我回家種地去，像你們這樣子就是當農民也不會是好農民！ 但罵歸罵，解決問題歸解決問題。
中紡的困境不是靠罵靠查靠嚴肅懲處就徹底能解決得了的，你就是把他們全都撤職查辦，也不等于中紡就可以很快走出困境。
關鍵的問題還是眼前究竟該怎麼辦？怎樣先拿出一個切實可行的方案來，盡快地讓中紡這台沉重的機器運轉起來，不要再眼睜睜地等着它鏽掉鏽死。
隻有先解決了這個問題，其他的問題才能随後去着手解決。
然而，一進入正題時，他又漸漸地感到剛才經理們說的那些話不無道理。
攤子大，包袱重，周轉不靈，資金短缺，這是國有企業緻命的通病。
讓他們戴着枷鎖鐐铐跳舞跑步，他們跳得動，跑得開嗎？一些個體企業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為所欲為，不擇手段，想怎麼幹就怎麼幹，偷稅漏稅、克扣工資、投機回扣、重金收買、巧取豪奪，沒有任何顧忌，甚至可以對國家和職工不負任何責任，國有企業能那樣做嗎？盡管大部分個體企業都是遵紀守法的，但個體企業的自由度畢竟要大得多，包袱和壓力要輕得多，自決權也一樣要多得多。
尤其是某些個體企業所幹的那些橫行無忌、明目張膽的事情，對國有企業來說，則全都是違法亂紀、動辄得咎的行為。
在這種不公平的競争下，國有企業得付出多少倍的代價和努力才能保住不敗下陣來？就是再能幹的經理和企業家，面對着這種不公平的競争，又能幹出多好的業績來？他們的苦衷能沒有道理嗎？而且不應該得到人們的理解嗎？ 這麼多年來，我們老是在講政企分開，可是什麼時候政企真正分開過？且不說我們任免企業幹部的那種随意性，讓那些大大小小的經理和廠長們終日戰戰兢兢、惶惶不可終日。
隻是對國有企業資金的任意占用和對企業産品的盲目指令，就足以讓企業時時處于一種危險的境地。
1990年，市委興建辦公大樓，一次性就從中陽紡織集團公司拿走人民币八百萬元，這幾乎是中陽紡織集團公司那一年全年的剩餘利潤！一年後作為副市長的他被選舉為市長，于是許許多多的老百姓，當然也包括中紡的職工幹部，都在背後罵他這市長是用錢買來的！其實有誰能知道，在當時的市委常委會上，他對此事所持的是最為強烈的反對态度。
在那些年裡，尤其是在中紡發達興旺的那幾年裡，中紡每年的攤派款項都數以百萬計。
再加上并不合理的利稅标準，使得中紡幾乎沒有任何喘息的機會和擴大再生産的能力。
若碰上一個好大喜功的上級領導，以釜底抽薪式的舉措讓你擴大生産，以硬性指标逼着讓你不得不虛報産量、無中生有，甚至于在勉強持平和虧損的情況下，讓你上繳利稅和赢利所得！國有企業若總是處在這樣的一種環境裡，又如何能好得了？你成天逼着讓他們幹壞事，他們又如何能幹出好事來，又如何能不變壞？ 能這麼一味地隻是指責他們個人嗎？又怎麼能把所有的責任全都推在他們頭上？這會兒又逼着讓他們拿出辦法來，這豈不是自己得下的病，卻非要讓别人去服藥？ 你這會兒是一市之長，而且還是中紡的老廠長，又是多年的優秀企業家，在當市長之前，還是主管企業多年的模範副市長，其實最應該拿主意的是你，最應該有辦法的也是你，恰恰不應該是别人！ 以中紡目前的情況，你覺得應該怎麼辦才好？ 李高成腦子裡頓時又是一片茫然。
卧室門輕輕推開了，妻子吳愛珍悄無聲息地站在了門口。
家裡有兩個卧室，自從李高成當了市長後，他同妻子更多的時候是各睡各的卧室，以免相互打攪，無法安睡。
其實妻子的工作比他也輕不了多少。
妻子是市東城區檢察院副檢察長兼反貪局局長，常常忙得不可開交。
卧室裡各有各的電話，妻子的卧室裡整日電話不斷，有時候甚至半夜三更還有電話打進來。
妻子還有一個BP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