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争取精神上的同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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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号客船等行為所引起的普遍性道德譴責，讓德國遭到的重創要甚于一次失敗的戰役。
那位詩人、法國作家在那個時代發聲，并非完全于事無補，因為當時人們的耳朵和靈魂還沒有被收音機裡不間斷的胡說八道的浪潮所淹沒。
正好相反：一位大詩人發表的即興宣言要比政客們的正式講話影響大上一千倍。
人們知道，後者的講話是戰略上和政治上審時度勢的結果，最多有一半的真實内容。
那一代人還有着對詩人的無限信任，把他們看作是有着純潔思想的最好公民，也正因為如此，他們後來如此失望。
正因為軍隊和官方機構知道詩人有這樣的威望，他們便将一切在道德上、思想上有聲望的人都網羅在自己的動員機構下面：他們應該去聲明、去見證、去證實、去發誓，一切非正義、一切邪惡都在另外一方，而所有的真理都在自己國家的一方。
但是，在羅曼·羅蘭這裡，他們沒有達到這個目的。
他認為自己的任務不是去強化這種充滿憤怒的、用一切煽動手段制造的過激氛圍，而是要去淨化它。
如果今天來讀這八頁的著名文章《超脫于混戰之上》，也許人們不再能理解它的巨大效果。
一個人如果還有着冷靜而清醒的頭腦就會發現，羅曼·羅蘭所倡導的無非是最理所當然的簡單道理。
然而，他發出這些言辭的時代，正是一個大衆精神瘋狂的時代，這在今天幾乎難以描述當時的情形。
這文章一發表出來，法國的超級愛國者們就好像無意中抓到一塊燒紅的鐵塊。
一夜之間，羅曼·羅蘭遭到老朋友們的抵制，書店裡不再敢把《約翰·克利斯朵夫》陳列出來，正好需要以仇恨來刺激士兵的軍事當局已經在考慮采取某些措施來針對他。
鼓吹這樣觀點的小冊子一本接着一本地出來：“在戰争期間，愛國高于一切人道主義的價值。
”像以往一樣，這種叫喊隻能證明，羅曼·羅蘭的這一記重拳完全擊中了要害。
思想界人士在戰争中應該保持這樣的态度，對這一問題展開讨論已經無法阻擋，每個人都無可回避地要面對這一問題。
在回憶這些事情時，最讓我感到遺憾的莫過于現在無法看到羅曼·羅蘭在那些年寫給我的信件。
一想到它們可能在這場新的浩劫當中被毀掉或者丢失，我就感覺到一種責任的重負。
我那麼熱愛他的作品，也認為以後這些信件有可能成為從他那偉大的心靈和充滿激情的理性中表達出來的最優美、最富有人性的作品。
這些信件是他寫給國境線對面的一位朋友，即官方意義上的“敵人”的，出自靈魂遭受同樣痛苦所帶來的無比震撼，出自無能為力的悲憤所具有的全部力量。
在那個保持理性已經需要巨大的力量，僅僅做到不背叛自己的理念就已經需要超乎尋常的勇氣的時代，也許它們是最能打動肺腑的道德文獻。
過了不久，從我們的友誼書信往來中就産生出一個積極的建議：羅曼·羅蘭建議，應該邀請各國思想界的重要人物來瑞士召開一個共同的會議，以便他們能形成一種統一的、更為得體的态度，甚至也許能在達成相互理解的意義上向全世界發出一份團結合作的呼籲。
他從瑞士對法國和其他外國思想界人物發出邀請，而我則從奧地利與德語界那些本人沒有公開參與仇恨宣傳的詩人、作家和學者取得聯系。
我馬上就着手去做。
當時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詩人便是蓋爾哈特·豪普特曼。
我沒有直截了當地去問他，以避免他在做出接受或者拒絕的決定時為難。
我給我們的共同朋友瓦爾特·拉特瑙寫信，請他私下詢問一下豪普特曼的意見。
拉特瑙拒絕說，現在還沒有到讓思想界保持和平的時候，豪普特曼是否知道此事，我無從得知。
這樣一來，我的嘗試就算是以失敗而告終了，因為當時托馬斯·曼站在另外一個陣營裡，并且不久前在一篇關于腓特烈大帝的文章中，接受了德國權益的立場；裡爾克呢，我知道他是站在我們這邊的，但是他原則上不參與任何公開的和聯合性質的活動；戴默爾這位曾經的社會主義者，在信件落款上帶着幼稚的愛國主義自豪簽名為“戴默爾少尉”；與霍夫曼斯塔爾和雅各布·瓦塞爾曼的私下交談讓我明白，不能指望他們會加入其中。
在德語作家這邊，幾乎沒有什麼可以期待的，而羅曼·羅蘭在法國遇到的情況也比我這裡好不了多少。
1914年、1915年，當時還為時太早，對于後方的人來說，戰争還是太遙遠的事情。
我們孤立無援。
孤立，但也并非完全孤立。
通過信件往來我們已經有所收獲：無論在中立國還是在參戰國，已經有那麼十幾個人和我們的想法是一緻的。
我們互相關注到對方的著作、文章、小冊子，可以從中看到某一結晶點。
新的因素在這結晶點上聚集，剛開始帶着猶豫，随着時間的推移，沉重的壓力讓這種趨勢增強。
這種并非完全站在荒無人煙之地的感覺給我以勇氣，促使我更經常寫些文章，通過回應和反響找到那些與我們有同樣感覺的單槍匹馬之士，或者那些尚且隐而未露之人。
不管怎麼說，我還可以在德國和奧地利的大報紙上發表文章，從而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影響圈，也不用害怕當局部門常規性的阻撓，因為我從來不去涉及當下的政治問題。
在自由主義的思想餘韻之下，當時人們對文學人士還敬重有加。
當我再讀當時我悄悄地在廣大讀者當中傳播的那些文章，不能不對奧地利軍事當局官員的心胸大度表示敬意。
在世界大戰進行得熱火朝天之時，我居然還能熱烈地贊譽和平主義的創始人貝爾塔·馮·蘇特納這位将戰争指責為罪中之罪的人，還可以在一家奧地利的報紙上詳細介紹巴比塞的小說《火線下》。
我們想在戰争期間将一些不合時宜的觀點傳播到更大的範圍内，當然我們也得找到一定的技巧。
要想在奧地利展現戰争的殘酷、後方的冷漠，在介紹小說《火線下》的文章裡自然就有必要突出“法國”步兵所遭受的痛苦。
但是，上
那位詩人、法國作家在那個時代發聲，并非完全于事無補，因為當時人們的耳朵和靈魂還沒有被收音機裡不間斷的胡說八道的浪潮所淹沒。
正好相反：一位大詩人發表的即興宣言要比政客們的正式講話影響大上一千倍。
人們知道，後者的講話是戰略上和政治上審時度勢的結果，最多有一半的真實内容。
那一代人還有着對詩人的無限信任，把他們看作是有着純潔思想的最好公民，也正因為如此，他們後來如此失望。
正因為軍隊和官方機構知道詩人有這樣的威望，他們便将一切在道德上、思想上有聲望的人都網羅在自己的動員機構下面：他們應該去聲明、去見證、去證實、去發誓，一切非正義、一切邪惡都在另外一方，而所有的真理都在自己國家的一方。
但是，在羅曼·羅蘭這裡，他們沒有達到這個目的。
他認為自己的任務不是去強化這種充滿憤怒的、用一切煽動手段制造的過激氛圍，而是要去淨化它。
如果今天來讀這八頁的著名文章《超脫于混戰之上》，也許人們不再能理解它的巨大效果。
一個人如果還有着冷靜而清醒的頭腦就會發現，羅曼·羅蘭所倡導的無非是最理所當然的簡單道理。
然而，他發出這些言辭的時代，正是一個大衆精神瘋狂的時代，這在今天幾乎難以描述當時的情形。
這文章一發表出來，法國的超級愛國者們就好像無意中抓到一塊燒紅的鐵塊。
一夜之間，羅曼·羅蘭遭到老朋友們的抵制，書店裡不再敢把《約翰·克利斯朵夫》陳列出來，正好需要以仇恨來刺激士兵的軍事當局已經在考慮采取某些措施來針對他。
鼓吹這樣觀點的小冊子一本接着一本地出來：“在戰争期間，愛國高于一切人道主義的價值。
”像以往一樣，這種叫喊隻能證明，羅曼·羅蘭的這一記重拳完全擊中了要害。
思想界人士在戰争中應該保持這樣的态度，對這一問題展開讨論已經無法阻擋，每個人都無可回避地要面對這一問題。
在回憶這些事情時，最讓我感到遺憾的莫過于現在無法看到羅曼·羅蘭在那些年寫給我的信件。
一想到它們可能在這場新的浩劫當中被毀掉或者丢失，我就感覺到一種責任的重負。
我那麼熱愛他的作品，也認為以後這些信件有可能成為從他那偉大的心靈和充滿激情的理性中表達出來的最優美、最富有人性的作品。
這些信件是他寫給國境線對面的一位朋友，即官方意義上的“敵人”的，出自靈魂遭受同樣痛苦所帶來的無比震撼，出自無能為力的悲憤所具有的全部力量。
在那個保持理性已經需要巨大的力量，僅僅做到不背叛自己的理念就已經需要超乎尋常的勇氣的時代，也許它們是最能打動肺腑的道德文獻。
過了不久，從我們的友誼書信往來中就産生出一個積極的建議：羅曼·羅蘭建議，應該邀請各國思想界的重要人物來瑞士召開一個共同的會議，以便他們能形成一種統一的、更為得體的态度，甚至也許能在達成相互理解的意義上向全世界發出一份團結合作的呼籲。
他從瑞士對法國和其他外國思想界人物發出邀請，而我則從奧地利與德語界那些本人沒有公開參與仇恨宣傳的詩人、作家和學者取得聯系。
我馬上就着手去做。
當時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詩人便是蓋爾哈特·豪普特曼。
我沒有直截了當地去問他，以避免他在做出接受或者拒絕的決定時為難。
我給我們的共同朋友瓦爾特·拉特瑙寫信，請他私下詢問一下豪普特曼的意見。
拉特瑙拒絕說，現在還沒有到讓思想界保持和平的時候，豪普特曼是否知道此事，我無從得知。
這樣一來，我的嘗試就算是以失敗而告終了，因為當時托馬斯·曼站在另外一個陣營裡，并且不久前在一篇關于腓特烈大帝的文章中，接受了德國權益的立場；裡爾克呢，我知道他是站在我們這邊的，但是他原則上不參與任何公開的和聯合性質的活動；戴默爾這位曾經的社會主義者，在信件落款上帶着幼稚的愛國主義自豪簽名為“戴默爾少尉”；與霍夫曼斯塔爾和雅各布·瓦塞爾曼的私下交談讓我明白，不能指望他們會加入其中。
在德語作家這邊，幾乎沒有什麼可以期待的，而羅曼·羅蘭在法國遇到的情況也比我這裡好不了多少。
1914年、1915年，當時還為時太早，對于後方的人來說，戰争還是太遙遠的事情。
我們孤立無援。
孤立，但也并非完全孤立。
通過信件往來我們已經有所收獲：無論在中立國還是在參戰國，已經有那麼十幾個人和我們的想法是一緻的。
我們互相關注到對方的著作、文章、小冊子，可以從中看到某一結晶點。
新的因素在這結晶點上聚集，剛開始帶着猶豫，随着時間的推移，沉重的壓力讓這種趨勢增強。
這種并非完全站在荒無人煙之地的感覺給我以勇氣，促使我更經常寫些文章，通過回應和反響找到那些與我們有同樣感覺的單槍匹馬之士，或者那些尚且隐而未露之人。
不管怎麼說，我還可以在德國和奧地利的大報紙上發表文章，從而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影響圈，也不用害怕當局部門常規性的阻撓，因為我從來不去涉及當下的政治問題。
在自由主義的思想餘韻之下，當時人們對文學人士還敬重有加。
當我再讀當時我悄悄地在廣大讀者當中傳播的那些文章，不能不對奧地利軍事當局官員的心胸大度表示敬意。
在世界大戰進行得熱火朝天之時，我居然還能熱烈地贊譽和平主義的創始人貝爾塔·馮·蘇特納這位将戰争指責為罪中之罪的人，還可以在一家奧地利的報紙上詳細介紹巴比塞的小說《火線下》。
我們想在戰争期間将一些不合時宜的觀點傳播到更大的範圍内，當然我們也得找到一定的技巧。
要想在奧地利展現戰争的殘酷、後方的冷漠，在介紹小說《火線下》的文章裡自然就有必要突出“法國”步兵所遭受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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