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大師的風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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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動，最後充軍到海南島，一生之中，始終與提攜過他的前輩歐陽修一樣，接棒的蘇轼，也是以扶持年輕人為己任的，身體力行，盡最大力量去發現、支持、援助、提攜文壇新人，在《宋史》中，這樣的例子，簡直俯拾即是。
《黃庭堅傳》：“熙甯初，舉四京學官，第文為優。
教授北京國子監，留守文彥博才之，留再任。
蘇轼嘗見其詩文，以為超轶絕塵，獨立萬物之表，世久無此作，由是聲名始震。
” 《晁補之傳》：“十七歲從父官至杭州，粹錢塘山川風物之麗，著《七述》以谒州通判蘇轼。
轼先欲有所賦，讀之歎曰：‘吾可以閣筆矣！’又稱其文博辯隽偉，絕人遠甚，必顯于世，由是知名。
” “從弟詠之……少有異材……晁補……以其詩文獻轼，轼曰：‘有才如此，獨不令我一識面邪？’” 《秦觀傳》：“見蘇轼于徐，為賦黃樓，轼以為有屈、宋才。
又介其詩于王安石，安石亦謂清新似鮑、謝……及死，轼聞之歎曰：‘少遊不幸死道路，哀哉，世豈複有斯人乎！’” 最令人感動的，是在邵博的《聞見後錄》裡所說的一則故事了。
“魯直以晁載之《闵吾廬賦》問東坡，何如？東坡報雲：‘晁君騷辭，細看甚奇麗，信其家多異材耶！然有少意，欲魯直以漸箴之。
凡人為文，宜務使平和，至足之餘，溢為奇怪，蓋出于不得已耳。
晁君喜奇似太早，然不可直雲爾。
非為之諱也，恐傷其邁往之氣，當為朋友講磨之語可耳。
’予謂此文章妙訣，學者不可不知，故表出之。
” 大師的胸懷，大師的關愛，從這一席話中，千年以後的讀書寫作的人，也能體會到大師的體貼和溫馨。
聯想到時下那些加引号的“大師”，凡谀己者皆榮寵之，凡異己者皆糞土之，踏破門檻者為高足，不去磕頭者為叛逆，無所謂是非，也不辨真僞，隻以個人好惡而定愛憎。
而真正的大師，永遠是旗幟鮮明地支持應該支持的文壇新秀。
也許他并不喜歡他，如歐陽修之對王安石，後來兩個人甚至成為政敵，但不因此改變他對王安石文學才華的看法。
因為大師有這樣足夠的自信。
現在，還有這樣樂于助人，特别是助新生代一把的大師嗎？當然有，這是毋庸置疑的。
中國文人的人梯精神，團隊意識，自會薪火相傳，香煙不絕的。
但也正如太史公所言：“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
”在特别強調物質的社會裡，此風縱存，大概為數也不多了。
而像歐、蘇如此摩頂放踵，不遺餘力為文壇新進推波助瀾的大師，幾乎不大看到了。
物質時代，不大容易産生精神上的大師，但類似大師，或近乎大師，或被人捧作大師，或有可能成為預備大師、候補大師的人物，還是能夠套用蘇聯電影《列甯在1918》裡那句脍炙人口的“面包會有的”的台詞，無妨可以自豪地說一句：“大師會有的。
”這也是我們的一種幸運了。
不過，在物質時代的大師，也有難能免俗的物質欲望，或忙于建造紀念自己的樓堂館殿，或忙于保留自己有可能成為文物的故居，或忙于成立研究自己著作的學會，或忙于口授、對講、自撰自己的回憶錄等等塑造流芳百世的形象之類的工作，大師太忙，使他們無暇顧及後來者，由着文壇這班小八臘子自生自長，也就可以諒解的了。
所以，像歐蘇那種大師風範，一時間竟也真成了空谷遺音呢！ “蝸角虛名，蠅頭微利，算來着甚幹忙？”古代的大師似乎比今天的大師要想得開，所以，他們不怎麼忙，因而有時間為文學發展，培養新人，做一些事情。
至于身後，歐陽修頂多也就是和梅堯臣約定，我死了以後你給我寫墓志銘而已，蘇東坡連這一點甚至沒有想到，他死後的紀傳，隻好由其弟蘇轍編撰了。
即使沒有研究會，沒有回憶錄，也依然是中國文學史上的大師。
想想也真是感到遺憾，由于歐陽修處于朝廷政治鬥争的漩渦中，蘇東坡處于流放坐牢的颠沛生涯裡，這兩位大師竟沒工夫，也沒有想到，應該向城建部門去辦理一下故居的保留權，永遠不予拆遷，以供後人瞻仰。
所以，至今在四川眉山沒有蘇轼的故居，在江西永豐也找不到歐陽修什麼祖屋之類。
這當然令對這些真正大師的崇敬者，多少有點惋惜。
眉山的一處公園裡，尚有一座東坡先生的塑像，永豐那裡的六一居士的遺址，早就蕩然無存。
轉而一想，沒有故居留存下來，影響他們的偉大嗎？我想答案是否定的。
“環滁皆山也”的醉翁亭，“畢竟西湖六月中”的蘇堤，不比一處兩處故居，更具有文學價值嗎？ 寫到這裡，不禁生出一種杞人憂天的思慮：要是把所有活着的大師或準大師或其實也不是什麼大師的故居，都保留下來的話，活人還有立腳之地嗎？
《黃庭堅傳》：“熙甯初，舉四京學官，第文為優。
教授北京國子監，留守文彥博才之，留再任。
蘇轼嘗見其詩文，以為超轶絕塵，獨立萬物之表，世久無此作，由是聲名始震。
” 《晁補之傳》：“十七歲從父官至杭州，粹錢塘山川風物之麗，著《七述》以谒州通判蘇轼。
轼先欲有所賦，讀之歎曰：‘吾可以閣筆矣！’又稱其文博辯隽偉，絕人遠甚，必顯于世，由是知名。
” “從弟詠之……少有異材……晁補……以其詩文獻轼，轼曰：‘有才如此，獨不令我一識面邪？’” 《秦觀傳》：“見蘇轼于徐，為賦黃樓，轼以為有屈、宋才。
又介其詩于王安石，安石亦謂清新似鮑、謝……及死，轼聞之歎曰：‘少遊不幸死道路，哀哉，世豈複有斯人乎！’” 最令人感動的，是在邵博的《聞見後錄》裡所說的一則故事了。
“魯直以晁載之《闵吾廬賦》問東坡，何如？東坡報雲：‘晁君騷辭，細看甚奇麗，信其家多異材耶！然有少意，欲魯直以漸箴之。
凡人為文，宜務使平和，至足之餘，溢為奇怪，蓋出于不得已耳。
晁君喜奇似太早，然不可直雲爾。
非為之諱也，恐傷其邁往之氣，當為朋友講磨之語可耳。
’予謂此文章妙訣，學者不可不知，故表出之。
” 大師的胸懷，大師的關愛，從這一席話中，千年以後的讀書寫作的人，也能體會到大師的體貼和溫馨。
聯想到時下那些加引号的“大師”，凡谀己者皆榮寵之，凡異己者皆糞土之，踏破門檻者為高足，不去磕頭者為叛逆，無所謂是非，也不辨真僞，隻以個人好惡而定愛憎。
而真正的大師，永遠是旗幟鮮明地支持應該支持的文壇新秀。
也許他并不喜歡他，如歐陽修之對王安石，後來兩個人甚至成為政敵，但不因此改變他對王安石文學才華的看法。
因為大師有這樣足夠的自信。
現在，還有這樣樂于助人，特别是助新生代一把的大師嗎？當然有，這是毋庸置疑的。
中國文人的人梯精神，團隊意識，自會薪火相傳，香煙不絕的。
但也正如太史公所言：“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
”在特别強調物質的社會裡，此風縱存，大概為數也不多了。
而像歐、蘇如此摩頂放踵，不遺餘力為文壇新進推波助瀾的大師，幾乎不大看到了。
物質時代，不大容易産生精神上的大師，但類似大師，或近乎大師，或被人捧作大師，或有可能成為預備大師、候補大師的人物，還是能夠套用蘇聯電影《列甯在1918》裡那句脍炙人口的“面包會有的”的台詞，無妨可以自豪地說一句：“大師會有的。
”這也是我們的一種幸運了。
不過，在物質時代的大師，也有難能免俗的物質欲望，或忙于建造紀念自己的樓堂館殿，或忙于保留自己有可能成為文物的故居，或忙于成立研究自己著作的學會，或忙于口授、對講、自撰自己的回憶錄等等塑造流芳百世的形象之類的工作，大師太忙，使他們無暇顧及後來者，由着文壇這班小八臘子自生自長，也就可以諒解的了。
所以，像歐蘇那種大師風範，一時間竟也真成了空谷遺音呢！ “蝸角虛名，蠅頭微利，算來着甚幹忙？”古代的大師似乎比今天的大師要想得開，所以，他們不怎麼忙，因而有時間為文學發展，培養新人，做一些事情。
至于身後，歐陽修頂多也就是和梅堯臣約定，我死了以後你給我寫墓志銘而已，蘇東坡連這一點甚至沒有想到，他死後的紀傳，隻好由其弟蘇轍編撰了。
即使沒有研究會，沒有回憶錄，也依然是中國文學史上的大師。
想想也真是感到遺憾，由于歐陽修處于朝廷政治鬥争的漩渦中，蘇東坡處于流放坐牢的颠沛生涯裡，這兩位大師竟沒工夫，也沒有想到，應該向城建部門去辦理一下故居的保留權，永遠不予拆遷，以供後人瞻仰。
所以，至今在四川眉山沒有蘇轼的故居，在江西永豐也找不到歐陽修什麼祖屋之類。
這當然令對這些真正大師的崇敬者，多少有點惋惜。
眉山的一處公園裡，尚有一座東坡先生的塑像，永豐那裡的六一居士的遺址，早就蕩然無存。
轉而一想，沒有故居留存下來，影響他們的偉大嗎？我想答案是否定的。
“環滁皆山也”的醉翁亭，“畢竟西湖六月中”的蘇堤，不比一處兩處故居，更具有文學價值嗎？ 寫到這裡，不禁生出一種杞人憂天的思慮：要是把所有活着的大師或準大師或其實也不是什麼大師的故居，都保留下來的話，活人還有立腳之地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