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臨戰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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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得到地方民衆和明軍殘部風湧雲合般的響應，在閏六月中旬才建立起來的魯王政權，到了八月初，已經集結起号稱十萬的龐大軍隊，勢力範圍也從浙東一隅，迅速擴展到浙西、江南的大片地區。
盡管陸續加盟的這些府縣，基本上還處于各自為戰的狀态，而軍隊中的相當一部分，也屬于臨時糾集起來的鄉勇，但是已經形成了一種頗為浩大的聲勢。
加上這時候，從更東面的福建又傳來消息：明朝的另一位藩王——唐王朱聿鍵在黃道周、鄭芝龍等人的擁戴下，也舉義抗清，并且已經公然稱帝，改元隆武。
這就迫使志得意滿的清朝浙江總督張存仁大吃一驚，連忙收縮軍力，全力拱衛杭州城；同時飛報南京，請求緊急增援。
面對這種顯而易見的有利形勢和戰機，魯王朱以海聽從大臣們的建議，在紹興府城召開了禦前會議，決定派武英殿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張國維擔任督師，率領踞守在錢塘江一線的各路義軍，分别向下遊的西興和上遊的富陽兩地集中，對杭州采取渡江夾擊的态勢。
按照他們的設想，能一鼓作氣收複杭州，自然最好；即使一時辦不到，也要打上幾個漂亮的勝仗，以便震懾敵人，鼓舞士氣，鞏固已經取得的地盤。
黃宗羲是八月初十日，在駐紮于蕭山縣瓜瀝鎮龍王堂的孫嘉績軍營中接到參戰命令的。
由于孫嘉績的薦舉，如今他已經被新政權任命為兵部職方司主事，并兼任餘姚軍的監軍。
來自上頭的命令還規定他們，以及紹興、慈溪、甯波等府縣的義軍，必須于十二日傍晚之前，把隊伍轉移到與杭州隔水相望的西興渡口，同武甯侯王之仁所統率的正規水師會合，聽候調遣。
對于朝廷醞釀西向用兵，黃宗羲雖然事先已經有所風聞，但接到參戰的命令，仍然感到大為振奮。
這不僅是由于近日來，他越來越渴望投入戰鬥，更重要的是，從這一果敢的決策中，他感覺到了一種同心同德的決心，一種奮發進取的銳氣，而這，正是那個短命的弘光朝廷所沒有的。
“不錯，就沖着這一點，也值得轟轟烈烈投身進去，大幹一場，哪怕因此血灑錢塘，粉身碎骨也罷！”當随着以都察院右佥都禦史的身份，出任餘姚義軍督師的孫嘉績，奔走忙碌于鬧紛紛地集結的兵營之中時，他一再壯烈地、感奮地想。
現在，除了留下小量軍力駐守原地，其餘的人馬，經過一天一夜溯江而上的航行，已經于十二日的正午，提前抵達西興渡口，同王之仁接上了頭，并在指定的地段駐紮下來。
他們屬下的這支隊伍，也就是當初從餘姚縣帶出來那四千之衆。
它與來自其他府縣的五支義軍一道，被統稱為“六家軍”。
與方國安、王之仁等武将所統率的正規軍隊不同，這“六家軍”絕大部分都是臨時招募來的四鄉農民，士氣倒還高昂，但基本上沒有經過軍事的訓練。
對于如何列陣，如何行軍，如何臨敵，如何格鬥，不少人一竅不通，必須一一從頭教起。
因此，自從一個多月前，從紹興趕回家中禀明母親，安頓家小，并把那三百鄉勇帶出來從軍之後，黃宗羲一直守在營地中，協助孫嘉績規劃建制，訓練士卒。
不過，這方面他們其實也懂得不多。
幸而有幾位行伍出身的義士，其中包括黃宗羲在餘姚縣城外結識的那兩個帶頭反剃發的漢子——汪涵和茅瀚，全力以赴地幫着日夜操練，才好歹把這群烏合之衆漸漸調教得有點樣子。
這一次，因為是渡江作戰，所以臨出發時，他們已經按照命令，把能夠征集到的大小船隻，幾乎全都帶了出來，總共有七八十艘之多，如今就在江邊上立起一個水寨；又因為船少人衆，水寨安置不下，于是在距水寨一箭之遙的岸上，還另外立了一個旱寨，用以屯駐其餘的人馬。
因為是提早到達，據孫嘉績估計，在命令所規定的傍晚之前，大約不會有什麼軍事行動，所以，眼看着各營已經安頓停當，黃宗羲便按照原定分工，離開中軍大帳，回到水寨去約束部伍，等候下一步行動的命令。
由各種大小船隻連結成的水寨，參差而又成片地浮泊在江面上，看上去，就像突出于岸邊的黑色洲渚。
黃宗羲時而憑借跳闆，時而縱身跨越，從一條又一條的船上通過，邊走邊察看寨裡的情形。
發現将士們正靠在桅杆下、船篷旁，在那裡啃幹糧的啃幹糧，擺弄武器的擺弄武器，沒有什麼異常的事态，他就徑自回到辟作指揮所的一艘大江船艙中，由黃安——那書童如今已經成了親兵頭兒，官為“把總”——服侍着，先把身上沾滿征塵和汗臭的衣裳脫下，換過，又在水盤中洗了一把臉，剛剛坐下，忽然想起一件事，于是便翻開随船帶來的幾本書，把夾在其中的一封信找了出來。
這是老朋友顧杲從無錫托人輾轉捎來的一封信，送到他手中時，正碰上軍隊亂哄哄地開拔，來不及看，就随手夾進書中。
說起顧杲，自從五月間逃出南京監獄，半路分手，各自回家之後，兩人就失去了聯系。
盡管黃宗羲對這位生死之交十分想念，卻苦于兵荒馬亂，音信不通。
冷不丁接到朋友的來信，黃宗羲當時的确喜出望外。
“是的，我怎麼把它忘了！”他一邊拆着信，一邊暗暗責備自己，正要抽出細看，忽然聽見外面“咚咚咚！咚咚咚！”傳來一陣擂鼓之聲，猛烈而又急驟，聽上去，像是來自大江之上。
其間，還依稀夾雜着陣陣潮水般
盡管陸續加盟的這些府縣，基本上還處于各自為戰的狀态，而軍隊中的相當一部分，也屬于臨時糾集起來的鄉勇，但是已經形成了一種頗為浩大的聲勢。
加上這時候，從更東面的福建又傳來消息：明朝的另一位藩王——唐王朱聿鍵在黃道周、鄭芝龍等人的擁戴下，也舉義抗清，并且已經公然稱帝，改元隆武。
這就迫使志得意滿的清朝浙江總督張存仁大吃一驚，連忙收縮軍力，全力拱衛杭州城；同時飛報南京，請求緊急增援。
面對這種顯而易見的有利形勢和戰機，魯王朱以海聽從大臣們的建議，在紹興府城召開了禦前會議，決定派武英殿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張國維擔任督師，率領踞守在錢塘江一線的各路義軍，分别向下遊的西興和上遊的富陽兩地集中，對杭州采取渡江夾擊的态勢。
按照他們的設想，能一鼓作氣收複杭州，自然最好；即使一時辦不到，也要打上幾個漂亮的勝仗，以便震懾敵人，鼓舞士氣，鞏固已經取得的地盤。
黃宗羲是八月初十日，在駐紮于蕭山縣瓜瀝鎮龍王堂的孫嘉績軍營中接到參戰命令的。
由于孫嘉績的薦舉，如今他已經被新政權任命為兵部職方司主事，并兼任餘姚軍的監軍。
來自上頭的命令還規定他們，以及紹興、慈溪、甯波等府縣的義軍，必須于十二日傍晚之前，把隊伍轉移到與杭州隔水相望的西興渡口，同武甯侯王之仁所統率的正規水師會合，聽候調遣。
對于朝廷醞釀西向用兵，黃宗羲雖然事先已經有所風聞，但接到參戰的命令，仍然感到大為振奮。
這不僅是由于近日來，他越來越渴望投入戰鬥，更重要的是，從這一果敢的決策中，他感覺到了一種同心同德的決心，一種奮發進取的銳氣，而這，正是那個短命的弘光朝廷所沒有的。
“不錯，就沖着這一點，也值得轟轟烈烈投身進去，大幹一場，哪怕因此血灑錢塘，粉身碎骨也罷！”當随着以都察院右佥都禦史的身份，出任餘姚義軍督師的孫嘉績，奔走忙碌于鬧紛紛地集結的兵營之中時，他一再壯烈地、感奮地想。
現在，除了留下小量軍力駐守原地，其餘的人馬，經過一天一夜溯江而上的航行，已經于十二日的正午，提前抵達西興渡口，同王之仁接上了頭，并在指定的地段駐紮下來。
他們屬下的這支隊伍，也就是當初從餘姚縣帶出來那四千之衆。
它與來自其他府縣的五支義軍一道，被統稱為“六家軍”。
與方國安、王之仁等武将所統率的正規軍隊不同，這“六家軍”絕大部分都是臨時招募來的四鄉農民，士氣倒還高昂，但基本上沒有經過軍事的訓練。
對于如何列陣，如何行軍，如何臨敵，如何格鬥，不少人一竅不通，必須一一從頭教起。
因此，自從一個多月前，從紹興趕回家中禀明母親，安頓家小，并把那三百鄉勇帶出來從軍之後，黃宗羲一直守在營地中，協助孫嘉績規劃建制，訓練士卒。
不過，這方面他們其實也懂得不多。
幸而有幾位行伍出身的義士，其中包括黃宗羲在餘姚縣城外結識的那兩個帶頭反剃發的漢子——汪涵和茅瀚，全力以赴地幫着日夜操練，才好歹把這群烏合之衆漸漸調教得有點樣子。
這一次，因為是渡江作戰，所以臨出發時，他們已經按照命令，把能夠征集到的大小船隻，幾乎全都帶了出來，總共有七八十艘之多，如今就在江邊上立起一個水寨；又因為船少人衆，水寨安置不下，于是在距水寨一箭之遙的岸上，還另外立了一個旱寨，用以屯駐其餘的人馬。
因為是提早到達，據孫嘉績估計，在命令所規定的傍晚之前，大約不會有什麼軍事行動，所以，眼看着各營已經安頓停當，黃宗羲便按照原定分工，離開中軍大帳，回到水寨去約束部伍，等候下一步行動的命令。
由各種大小船隻連結成的水寨，參差而又成片地浮泊在江面上，看上去，就像突出于岸邊的黑色洲渚。
黃宗羲時而憑借跳闆，時而縱身跨越，從一條又一條的船上通過，邊走邊察看寨裡的情形。
發現将士們正靠在桅杆下、船篷旁，在那裡啃幹糧的啃幹糧，擺弄武器的擺弄武器，沒有什麼異常的事态，他就徑自回到辟作指揮所的一艘大江船艙中，由黃安——那書童如今已經成了親兵頭兒，官為“把總”——服侍着，先把身上沾滿征塵和汗臭的衣裳脫下，換過，又在水盤中洗了一把臉，剛剛坐下，忽然想起一件事，于是便翻開随船帶來的幾本書，把夾在其中的一封信找了出來。
這是老朋友顧杲從無錫托人輾轉捎來的一封信，送到他手中時，正碰上軍隊亂哄哄地開拔，來不及看，就随手夾進書中。
說起顧杲，自從五月間逃出南京監獄，半路分手，各自回家之後，兩人就失去了聯系。
盡管黃宗羲對這位生死之交十分想念，卻苦于兵荒馬亂，音信不通。
冷不丁接到朋友的來信，黃宗羲當時的确喜出望外。
“是的，我怎麼把它忘了！”他一邊拆着信，一邊暗暗責備自己，正要抽出細看，忽然聽見外面“咚咚咚！咚咚咚！”傳來一陣擂鼓之聲，猛烈而又急驟，聽上去，像是來自大江之上。
其間，還依稀夾雜着陣陣潮水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