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不可見的抖顫之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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僞大公會議（pseudo-council）的曆史與大公會議的曆史并駕齊驅，正如僞經與正典互為兩面。托名狄奧尼修斯比真正的狄奧尼修斯更深遠地影響了現實。真奧古斯丁淹沒在托名奧古斯丁的浩繁卷帙中。當真正的奧古斯丁翻開米涅的《拉丁教父集》，不知會從那厚厚的幾大冊對開本中認出多少自己的手筆。
僞科隆大公會議最早的記錄保存于比利時皇家圖書館的手抄本部，編号495—505，第217—218頁。另有一部手稿保存在盧森堡神學院圖書館，編号264，第35—37頁。第一版抄本将這次會議标注為公元346年，另一版抄本則記為343年。根據學者的鑒定，這兩部手稿都來自公元10世紀。最早對科隆大公會議的評注來自尼古拉·克臘貝神父編纂的《曆次大公會議記錄》，1536年日内瓦出版，第一卷第1285欄。作者對所使用的手稿來源語焉不詳，但就其收錄的原文來看，不是以上任何一個版本。
依照流傳下來的文字，舉行于343年或者346年的科隆大公會議和任何大公會議風格并無二緻。它一方面塑造了若幹正直而雄辯的人物形象，另一方面塑造了若幹狡猾而愚蠢的人物形象。前者的勝利簡直是必然的。斯特拉斯堡的主教阿蒙德似乎屬于前一類，科隆的主教厄弗拉塔似乎屬于後一類。阿蒙德在會上痛斥了厄弗拉塔，因為後者否認了基督的神性。這是典型的兩類人物和典型的一類鬥争，盡管從文學類型的角度來看，把别人的名字換上去也無妨，因為除了名字，他們不具備任何翔實的描寫。這是大公會議史上為數不多的幾次展現古高盧曆史人物的機會。格朗迪迪埃神父的《斯特拉斯堡教會史》（1776年）參考克臘貝的引文，将阿蒙德奉為本城第一位主教。今天的人們在斯特拉斯堡大教堂裡還能看到聖徒阿蒙德的塑像，他長出了人們想象出來的胡子，長出了人們想象出來的手，腳下的一個象牙匣子裡裝着據說是他的一截手指骨。
許多年來，許多學者将這次會議的真實性肯定又推翻，推翻又肯定。懷疑派的理由是，在轉年的撒底迦大公會議上，厄弗拉塔主教又再次以正統代表的身份出席論辯，并與其他幾位主教一起請求皇帝君士坦斯收回亞裡烏斯派一手造成的對大神學家阿塔納修的放逐。這是阿塔納修本人親自坐實了的。這便使得前一年的科隆記錄變得可疑。有人認為科隆先後有兩位叫厄弗拉塔的主教，還有人認為科隆會議其實發生在撒底迦會議之後（參見《學者報》1777年7月号，第472頁起）。1902年，G.蒙尚教授在《布魯塞爾王家科學院文學簡報》上發表了論文《科隆大公會議是真的嗎？》，為科隆大公會議的真實性辯護。他的理由是：會議記錄了20位與會高盧主教的名字，都在撒底迦的會議記錄上有據可查，僞托者斷不可能憑空編造真人的名字。1925年巴黎大學的一篇博士論文則指出，科隆的會議記錄在文體風格、用詞習慣與神學思維上就與4世紀的作品不相匹配，倒是和加洛林王朝早期的文體更為接近。事件可以僞造，語言風格卻沒那麼容易模仿。至于接近史實的與會者名單，也很好解釋，造假者要做的隻是剽竊相隔不久的撒底迦大公會議的名單。
1935年，加泰羅尼亞的一個出版社印行了一本小冊子，作者使用了化名，其人現已不可考。書名借用了《羅馬帝國衰亡史》中最為費解的一個比喻：
“幾不可見的‘正統’之球身處于安全的領域，它顫抖着，一旦越界，就會被四面埋伏的異端和魔鬼一口吞噬。”
作者提出，最初克臘貝神父着手編纂大公會議的曆史，自是為了影射當時混亂的局面。克臘貝也大可以聲稱，參考的手稿來自某某修道院圖書館的珍貴館藏，然而研究付梓之際，修道院已被改革分子洗劫一空，羊皮紙卷被村民撿去，縫成了帽子和馬甲的襯裡——有一段時間，人們把三位一體的學說穿在身上，拿羅列聖子神性的句子擋雨。
小冊子還說，科隆大公會議的僞造者一心想要毀掉厄弗拉塔主教的名聲，不是因為和死了幾百年的古人有深仇大怨，而是為了擡高自己城市的名聲。他發現，斯特拉斯堡的阿蒙德的存在成謎，科隆的厄弗拉塔卻是真的。對付真人也有辦法，隻要讓他顫抖的球越過邊界，被一口吞噬即可。想出這種辦法的人，也許就是托名奧古斯丁、托名狄奧尼修斯、《彼拉多福音》《彼得啟示錄》的讀者。也許他也正深陷于類似的鬥争中，盡管如此，他頭腦中有關真實與虛假的概念無疑與我們的大相徑庭。總的看來，他成功了，因為聖阿蒙德主教的雕像就矗立在那兒。有了聖人就有了聖遺骨（任誰都拿得出來），有了聖遺骨就有了香客，有了香客就有了源源不斷的錢。這樣就可以建造更多的教堂，供奉更多的聖人。他的僞造之作被人傳抄下來，還被後代印刷發行。隻要被人閱讀，誰敢肯定，字裡行間的那個世界就一定是虛假的？于是，在不為人知的地方，就有了一次次從未召開過的會議，一些從未存在過的神學家将另一些從未存在過的神學家施以絕罰。
這本小冊子是用法語寫的，發行了二百本，始終沒有得到學界的注意。時局屢次動蕩，時過境遷，出版社早已不複存在。
僞科隆大公會議最早的記錄保存于比利時皇家圖書館的手抄本部，編号495—505，第217—218頁。另有一部手稿保存在盧森堡神學院圖書館，編号264，第35—37頁。第一版抄本将這次會議标注為公元346年，另一版抄本則記為343年。根據學者的鑒定，這兩部手稿都來自公元10世紀。最早對科隆大公會議的評注來自尼古拉·克臘貝神父編纂的《曆次大公會議記錄》，1536年日内瓦出版，第一卷第1285欄。作者對所使用的手稿來源語焉不詳，但就其收錄的原文來看，不是以上任何一個版本。
依照流傳下來的文字，舉行于343年或者346年的科隆大公會議和任何大公會議風格并無二緻。它一方面塑造了若幹正直而雄辯的人物形象，另一方面塑造了若幹狡猾而愚蠢的人物形象。前者的勝利簡直是必然的。斯特拉斯堡的主教阿蒙德似乎屬于前一類，科隆的主教厄弗拉塔似乎屬于後一類。阿蒙德在會上痛斥了厄弗拉塔，因為後者否認了基督的神性。這是典型的兩類人物和典型的一類鬥争，盡管從文學類型的角度來看，把别人的名字換上去也無妨，因為除了名字，他們不具備任何翔實的描寫。這是大公會議史上為數不多的幾次展現古高盧曆史人物的機會。格朗迪迪埃神父的《斯特拉斯堡教會史》（1776年）參考克臘貝的引文，将阿蒙德奉為本城第一位主教。今天的人們在斯特拉斯堡大教堂裡還能看到聖徒阿蒙德的塑像，他長出了人們想象出來的胡子，長出了人們想象出來的手，腳下的一個象牙匣子裡裝着據說是他的一截手指骨。
許多年來，許多學者将這次會議的真實性肯定又推翻，推翻又肯定。懷疑派的理由是，在轉年的撒底迦大公會議上，厄弗拉塔主教又再次以正統代表的身份出席論辯，并與其他幾位主教一起請求皇帝君士坦斯收回亞裡烏斯派一手造成的對大神學家阿塔納修的放逐。這是阿塔納修本人親自坐實了的。這便使得前一年的科隆記錄變得可疑。有人認為科隆先後有兩位叫厄弗拉塔的主教，還有人認為科隆會議其實發生在撒底迦會議之後（參見《學者報》1777年7月号，第472頁起）。1902年，G.蒙尚教授在《布魯塞爾王家科學院文學簡報》上發表了論文《科隆大公會議是真的嗎？》，為科隆大公會議的真實性辯護。他的理由是：會議記錄了20位與會高盧主教的名字，都在撒底迦的會議記錄上有據可查，僞托者斷不可能憑空編造真人的名字。1925年巴黎大學的一篇博士論文則指出，科隆的會議記錄在文體風格、用詞習慣與神學思維上就與4世紀的作品不相匹配，倒是和加洛林王朝早期的文體更為接近。事件可以僞造，語言風格卻沒那麼容易模仿。至于接近史實的與會者名單，也很好解釋，造假者要做的隻是剽竊相隔不久的撒底迦大公會議的名單。
1935年，加泰羅尼亞的一個出版社印行了一本小冊子，作者使用了化名，其人現已不可考。書名借用了《羅馬帝國衰亡史》中最為費解的一個比喻：
“幾不可見的‘正統’之球身處于安全的領域，它顫抖着，一旦越界，就會被四面埋伏的異端和魔鬼一口吞噬。”
作者提出，最初克臘貝神父着手編纂大公會議的曆史，自是為了影射當時混亂的局面。克臘貝也大可以聲稱，參考的手稿來自某某修道院圖書館的珍貴館藏，然而研究付梓之際，修道院已被改革分子洗劫一空，羊皮紙卷被村民撿去，縫成了帽子和馬甲的襯裡——有一段時間，人們把三位一體的學說穿在身上，拿羅列聖子神性的句子擋雨。
小冊子還說，科隆大公會議的僞造者一心想要毀掉厄弗拉塔主教的名聲，不是因為和死了幾百年的古人有深仇大怨，而是為了擡高自己城市的名聲。他發現，斯特拉斯堡的阿蒙德的存在成謎，科隆的厄弗拉塔卻是真的。對付真人也有辦法，隻要讓他顫抖的球越過邊界，被一口吞噬即可。想出這種辦法的人，也許就是托名奧古斯丁、托名狄奧尼修斯、《彼拉多福音》《彼得啟示錄》的讀者。也許他也正深陷于類似的鬥争中，盡管如此，他頭腦中有關真實與虛假的概念無疑與我們的大相徑庭。總的看來，他成功了，因為聖阿蒙德主教的雕像就矗立在那兒。有了聖人就有了聖遺骨（任誰都拿得出來），有了聖遺骨就有了香客，有了香客就有了源源不斷的錢。這樣就可以建造更多的教堂，供奉更多的聖人。他的僞造之作被人傳抄下來，還被後代印刷發行。隻要被人閱讀，誰敢肯定，字裡行間的那個世界就一定是虛假的？于是，在不為人知的地方，就有了一次次從未召開過的會議，一些從未存在過的神學家将另一些從未存在過的神學家施以絕罰。
這本小冊子是用法語寫的，發行了二百本，始終沒有得到學界的注意。時局屢次動蕩，時過境遷，出版社早已不複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