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處的拉莫 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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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死後，我做了去往拉莫的打算。
我陪伴母親度過了她最後的日子，因為虛弱，最末的一周她隻能喝水，這些水并不幹淨。
我把大部分東西都換成了藥，父親的衣服，還有那些皮革做的東西。
他從來不讓我們碰。
但沒什麼用，母親知道她要死了，我也知道，她偷偷把那些藥藏了起來，在她閉上眼睛的前幾分鐘告訴我，藥在床頭與牆壁夾角處，一個剪開的易拉罐裡，裡面墊了報紙。
她怕扔進去時會發出聲音。
我推着自行車，母親彎折着捆在後座，她的手有時候會摩擦地面，但我已經顧不上那麼多，如果不快點運到範先生的焚化廠，這輛自行車很可能會在路上被誰搶走。
所有死去的人都會送到範先生那兒。
他處理後面的一切，衣服、脂肪、骨骼，包括頭發，每一樣都有用。
他有一整套設備。
這個城市一共有四個焚化廠。
走在露天的地方，這些廢棄的樓與樓之間，會很危險；如果走下面的路，那原是地鐵或者下水道用的通道，有時可以迅速到達一個地方，可更多時候根本上不來。
所有人都知道下面很危險，五年前一直是軍人控制着整個地下通道，他們會給人放行，隻要給一點好處。
後來軍人被屠殺，有那麼半個月時間沒有人知道下面發生了什麼，那半個月裡帶着一點好處下去的人再也沒上來過。
一具屍體，可以換一個月口糧。
我運送母親去範先生那兒，可以換一個月口糧，這很重要，否則我根本不敢動去拉莫的念頭。
母親和我都罩在黑色塑料布裡。
現在是初秋，隻過了一天，沒有氣味滲出來。
如果母親去世的時間更早，我不敢做這件事，無論用什麼東西包裹住，屍體的氣息總會飄出去，然後他們會從某個角落裡冒出來搶走。
如果更晚一些，屍體會迅速僵硬，我根本不知道怎麼把像木樁一樣的母親運到範先生那兒。
我身上一點吃的也沒帶，隻帶了半瓶水。
我住在三樓，父親去世前，鄰居會來我們家，父親會煮茶給他們喝，他們在陽台上種蔬菜。
那大概是最惬意的時候了，我們兩家人坐在一起，他們的女兒二十歲，她喜歡把頭發纏在腦後，用食指和拇指捏自己的上嘴唇。
每周日的下午我們會在一起，因為周日父親才會換新茶，之後的一周我們隻會接着喝這些沒味道的樹葉子。
鄰居帶來菠菜，有時是豆芽，母親澆點鹽上去，那是最溫馨的時候。
小時候我們總是無休止地争吵，大遷徙發生以後，我們很少争吵，并珍惜一切。
後來，他們知道了鄰居私自種蔬菜的事情，他們砸掉鄰居的門，搶走了所有東西。
那天我正出去教課，是的，有的蠢貨，我覺得極其蠢，他們還想着讓自己的孩子學會點什麼，我因此能賺點錢，這也不是我唯一的收入，我主要是去範先生那兒工作，能得到那個工作機會，是因為範先生很喜歡我的畫，雖然我早已不畫了。
那天下了課，我回到家，看到鄰居家被劈爛的門，他們屋裡全是各種肮髒液體胡亂潑灑的痕迹，還有血混在裡面。
鄰居的母親坐在地上。
通常都是這樣，父親被殺掉，孩子被強暴然後帶走，隻留下一個母親，他們約定俗成就這麼幹。
他們完全可以把剩下的這個中年女人也殺掉，但他們從來不這樣趕盡殺絕，可能會因此認為自己做的是對的。
我想踏進鄰居家的門，又沒有，我猶豫該怎麼做，實際上我先查看了我的家門，确認沒有被破壞才站在鄰居家的門口。
我站了足足有一分鐘。
“需要我幫什麼嗎？” 她沒說話，我又站了一分鐘，我的母親打開門，捏着我的袖子進了家門。
我看到父親腦袋上全是血，一直流到肩膀，我知道父親也許出去看了一眼，我不覺得他能做什麼，他可能隻是看了一眼，因為我們之後也沒有聊過這件事，父親在受到這次傷害後沒多久就去世了。
我帶回來一瓶酒，算是半個學期的獎勵，雇我的那戶原來是個醫生，醫生比大多數人過得都要好，如果鄰居家裡有個醫生，他們就不會這麼對待他們。
醫生對所有人都有用。
母親拿過酒，藏進了櫃子裡。
我說：“他們家的其他人呢？” 沒有人說話。
地面有成百上千的裂縫，其實汽油在很久之前就消失了。
但這些地面，包括樓宇，上面總會衍生出許多裂縫。
沒有汽車，衣衫褴褛的人也越來越少，他們穿着用能找到的所有皮革來包裹的鞋子。
我喜歡看這些裂縫。
從前我在醫生家裡，在教那個小孩認識某種事物期間，我總會看窗戶外面的那些裂縫。
在我看來，那些裂縫是介于人工物和自然物之間的作品，它們既不是直線，也不是曲線，是人工與自然調和後的産物，在看不到的時間間隙中仍在生長着——如同癌變。
所謂的窗戶，被木闆封鎖了起來，這裡所有房間的窗戶都被木闆或厚紙闆封着，裡面有沒有人無從判斷。
我不知道該怎麼教那個孩子，我告訴他關于地理和生物的知識，這一點用都沒有，雖然我出生時所學到的東西也都沒有用處，但比現在的情況好多了。
我沒法向他描述這個世界，這是他父親該做的事情。
但即便他父親不忙，也不會接過這個難堪的責任，所以雇了我。
雇用一個家庭教師，這奢侈得無法想象。
現在我根本不敢盯着地面走，我不知道誰會從角落裡竄出來。
我聽得到母親的指甲在地上劃出的聲音，劃過那些裂縫的聲音，像火車車輪劃過鐵軌。
很久之前，我就告訴自己不能被任何事物所擊垮，隻要有一瞬間的崩塌，便會迅速瓦解。
不過許多事還是無可避免的。
那兩個二十歲的青年已經在廢棄的超市裡等了半天了，他們臉上挂着等得不耐煩的表情。
“你他媽的車上放的什麼？”其中一個青年瞎了一隻眼睛，雖然已經損壞了很久，但看上去仍像可以流出膿來。
他們鑽出超市，站在路邊。
我也走在路邊。
瞎了一隻眼的青年拿着一根貨架柄，另一個青年手裡繞着繩子，繩子的一頭拴着石頭。
“一具屍體。
”我說。
“哪兒撿的？”手上繞着繩子的青年說，那塊石頭蹭着地面。
“你宰了誰呢？我猜是個女人，是吧，你怎麼舍得宰了呢？”瞎了一隻眼的青年嘲弄地說。
“我母親。
”我說。
有那麼一秒鐘，我看到他那隻完好的眼睛裡恍惚了一下，但瞬間消失。
“我得打開看看，如果是你妹妹或姐姐，得留給我們。
”他說。
繞着繩子的青年走過來，用力吸了兩口氣，他沒有聞到腐爛的味道。
“你不會想看的，我現在要去範先生那兒，我在那兒工作了一年。
”我把帽子摘掉，看着他們。
“你知道，你不可能就這麼走了的。
”他說。
我觀察着他們。
這是我最擔心的狀況，兩個愣頭青，他們什麼都不怕。
他們出生後沒多久這裡就是這樣了，所以他們除了掠奪外，不知道對待别人的其他方式。
我說：“你的眼睛是怎麼被弄的我知道，他們給你留下一隻，是為了讓你還能看得清楚點，你們可以搶走這些，但過不了一會兒，就會有人找到你們。
” 瞎眼的青年舉着貨架柄朝我沖過來，在即将掄到我腦袋時，停住了，然後哈哈大笑，朝後走去。
我沒動，因為我看到他在快接近我時已經收力了。
我繼續推着自行車，往前走了沒多遠，看到一個大概原來是洗車棚的地方，裡面有三個人圍着燒火，他們在烤着什麼，煙裡帶着澱粉的味道。
這三個男人坐在火堆旁，看着我路過，當我走遠，他們重新交談起來。
我到了範先生的焚化廠。
我住在城市的東邊，大部分日子我都走着去焚化廠，每次行走大約十公裡，沒有計算時間的工具，我感覺大約是兩個小時。
我負責混合澱粉。
最開始，肉的數量很多，所以我們吃到的“料塊兒”中的百分之八十都是動物蛋白和脂肪的混合物。
大部分人已經猜到，而且他們猜得很對，是每天死去的那些人。
現在已經有人計算出了大遷徙之後還活着的人，壽命減少一半，其實減少的年數遠遠超過這個數量，他們隻計算了環境對身體造成的傷害，沒有計算環境之外的那些，比如越加緊張的生存基礎需要，匮乏的條件……現在，屍體的數量已經遠不如幾年前多，所以“料塊兒”中肉蛋白和澱粉的比例差不多一半一半，之後肉蛋白還會更少。
焚化廠是棟四層廠樓，樓後有兩米加固了鐵絲網的圍牆。
兩年前，一部分人——這些人不知道從什麼途徑知道了自己吃的“料塊兒”不是豬肉和雞肉時——對焚化廠發起了暴動。
他們殺了一部分臨時政府的人，把他們的四肢、生殖器、髒器都扔到鐵絲網上，至今也沒有人去取下那些玩意兒。
而這些人餓了一陣子之後，又要想辦法搞鋁币，去購買“料塊兒”。
其中有極少部分人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然後被家人送到焚化廠。
想死後不成為“料塊兒”，除非去一個三天都不會有人發現的地方。
這件事在以前很困難，現在已經變得比較容易。
臨時政府試圖轉變這種價值觀，試圖把“料塊兒”和當下文明結合到一起。
以前他們鄙夷政府，後來這些人成立了臨時政府，雖然并沒有多少人認同，但臨時政府維持着一個低限度的供給系統，所以大部分人不再對抗。
當臨時政府發展起來，所有人再一次吃到了政治循環的苦頭。
臨時政府不允許他們私自淨化水源，即便大部分人并不會這麼幹，也不允許他們私自種植植物，即便能搞到可以生長的種子和适宜耕種的土壤已經非常困難。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家和鄰居關系處得很好，在十幾年前就很好，之後我們雖然不是相依為命，但也會互相幫忙。
在那些吃着蔬菜的周日下午，我們會偶爾點燃油燈。
我走到窗戶前，透過木闆看着外面昏暗的月光下，那些細細密密的裂縫，如果下雨，會有淡淡的乳酸味道，裂縫繼續朝着地球深處生長。
我來到焚化廠後面，郭師傅給我開了門，他幹癟的眼眶永遠看不清裡面藏着什麼，他看了我的自行車後座一眼，說：“為什麼不把她的手擡起來呢？你聽不到劃地的聲音嗎？像操你自己的聲音。
” “如果不是手，就會是腳。
”我說。
我的幾個同事，其中一個蹲在廠房門口。
他很胖，抽着煙。
以前有一種粗糙的宣紙，畫畫很難用。
在煙草停止供應的三年之後，他們在紙廠找到這些廢棄的粗糙宣紙，打碎了卷成煙，味道像是在抽屎。
不過這已經是很好的狀況了。
我知道這種宣紙沒幾個地方有，其他區域的人可能有他們自己的辦法。
他站起來，狠嘬了一口，煙霧濃得發黃。
“你要自己弄，還是我們來弄？” “你們來吧。
”我說。
“不告别嗎？”他說。
“我看着咽氣的，夠了。
” 他朝裡面喊了一嗓子，我的兩個同事掀開塑料布，拖着我的母親，進了廠房。
我看着他們一個人拽着她的兩條胳膊，一個人拖着她的雙腳，他們對我很好，因為通常都是用鈎子鈎着拖進去。
我知道之後的所有步驟，從脫衣服開始，到之後每一個環節。
我已
我陪伴母親度過了她最後的日子，因為虛弱，最末的一周她隻能喝水，這些水并不幹淨。
我把大部分東西都換成了藥，父親的衣服，還有那些皮革做的東西。
他從來不讓我們碰。
但沒什麼用，母親知道她要死了，我也知道，她偷偷把那些藥藏了起來，在她閉上眼睛的前幾分鐘告訴我，藥在床頭與牆壁夾角處，一個剪開的易拉罐裡，裡面墊了報紙。
她怕扔進去時會發出聲音。
我推着自行車，母親彎折着捆在後座，她的手有時候會摩擦地面，但我已經顧不上那麼多，如果不快點運到範先生的焚化廠，這輛自行車很可能會在路上被誰搶走。
所有死去的人都會送到範先生那兒。
他處理後面的一切，衣服、脂肪、骨骼，包括頭發，每一樣都有用。
他有一整套設備。
這個城市一共有四個焚化廠。
走在露天的地方，這些廢棄的樓與樓之間，會很危險；如果走下面的路，那原是地鐵或者下水道用的通道，有時可以迅速到達一個地方，可更多時候根本上不來。
所有人都知道下面很危險，五年前一直是軍人控制着整個地下通道，他們會給人放行，隻要給一點好處。
後來軍人被屠殺，有那麼半個月時間沒有人知道下面發生了什麼，那半個月裡帶着一點好處下去的人再也沒上來過。
一具屍體，可以換一個月口糧。
我運送母親去範先生那兒，可以換一個月口糧，這很重要，否則我根本不敢動去拉莫的念頭。
母親和我都罩在黑色塑料布裡。
現在是初秋，隻過了一天，沒有氣味滲出來。
如果母親去世的時間更早，我不敢做這件事，無論用什麼東西包裹住，屍體的氣息總會飄出去，然後他們會從某個角落裡冒出來搶走。
如果更晚一些，屍體會迅速僵硬，我根本不知道怎麼把像木樁一樣的母親運到範先生那兒。
我身上一點吃的也沒帶，隻帶了半瓶水。
我住在三樓，父親去世前，鄰居會來我們家，父親會煮茶給他們喝，他們在陽台上種蔬菜。
那大概是最惬意的時候了，我們兩家人坐在一起，他們的女兒二十歲，她喜歡把頭發纏在腦後，用食指和拇指捏自己的上嘴唇。
每周日的下午我們會在一起，因為周日父親才會換新茶，之後的一周我們隻會接着喝這些沒味道的樹葉子。
鄰居帶來菠菜，有時是豆芽，母親澆點鹽上去，那是最溫馨的時候。
小時候我們總是無休止地争吵，大遷徙發生以後，我們很少争吵，并珍惜一切。
後來，他們知道了鄰居私自種蔬菜的事情，他們砸掉鄰居的門，搶走了所有東西。
那天我正出去教課，是的，有的蠢貨，我覺得極其蠢，他們還想着讓自己的孩子學會點什麼，我因此能賺點錢，這也不是我唯一的收入，我主要是去範先生那兒工作，能得到那個工作機會，是因為範先生很喜歡我的畫，雖然我早已不畫了。
那天下了課，我回到家，看到鄰居家被劈爛的門，他們屋裡全是各種肮髒液體胡亂潑灑的痕迹，還有血混在裡面。
鄰居的母親坐在地上。
通常都是這樣，父親被殺掉，孩子被強暴然後帶走，隻留下一個母親，他們約定俗成就這麼幹。
他們完全可以把剩下的這個中年女人也殺掉，但他們從來不這樣趕盡殺絕，可能會因此認為自己做的是對的。
我想踏進鄰居家的門，又沒有，我猶豫該怎麼做，實際上我先查看了我的家門，确認沒有被破壞才站在鄰居家的門口。
我站了足足有一分鐘。
“需要我幫什麼嗎？” 她沒說話，我又站了一分鐘，我的母親打開門，捏着我的袖子進了家門。
我看到父親腦袋上全是血，一直流到肩膀，我知道父親也許出去看了一眼，我不覺得他能做什麼，他可能隻是看了一眼，因為我們之後也沒有聊過這件事，父親在受到這次傷害後沒多久就去世了。
我帶回來一瓶酒，算是半個學期的獎勵，雇我的那戶原來是個醫生，醫生比大多數人過得都要好，如果鄰居家裡有個醫生，他們就不會這麼對待他們。
醫生對所有人都有用。
母親拿過酒，藏進了櫃子裡。
我說：“他們家的其他人呢？” 沒有人說話。
地面有成百上千的裂縫，其實汽油在很久之前就消失了。
但這些地面，包括樓宇，上面總會衍生出許多裂縫。
沒有汽車，衣衫褴褛的人也越來越少，他們穿着用能找到的所有皮革來包裹的鞋子。
我喜歡看這些裂縫。
從前我在醫生家裡，在教那個小孩認識某種事物期間，我總會看窗戶外面的那些裂縫。
在我看來，那些裂縫是介于人工物和自然物之間的作品，它們既不是直線，也不是曲線，是人工與自然調和後的産物，在看不到的時間間隙中仍在生長着——如同癌變。
所謂的窗戶，被木闆封鎖了起來，這裡所有房間的窗戶都被木闆或厚紙闆封着，裡面有沒有人無從判斷。
我不知道該怎麼教那個孩子，我告訴他關于地理和生物的知識，這一點用都沒有，雖然我出生時所學到的東西也都沒有用處，但比現在的情況好多了。
我沒法向他描述這個世界，這是他父親該做的事情。
但即便他父親不忙，也不會接過這個難堪的責任，所以雇了我。
雇用一個家庭教師，這奢侈得無法想象。
現在我根本不敢盯着地面走，我不知道誰會從角落裡竄出來。
我聽得到母親的指甲在地上劃出的聲音，劃過那些裂縫的聲音，像火車車輪劃過鐵軌。
很久之前，我就告訴自己不能被任何事物所擊垮，隻要有一瞬間的崩塌，便會迅速瓦解。
不過許多事還是無可避免的。
那兩個二十歲的青年已經在廢棄的超市裡等了半天了，他們臉上挂着等得不耐煩的表情。
“你他媽的車上放的什麼？”其中一個青年瞎了一隻眼睛，雖然已經損壞了很久，但看上去仍像可以流出膿來。
他們鑽出超市，站在路邊。
我也走在路邊。
瞎了一隻眼的青年拿着一根貨架柄，另一個青年手裡繞着繩子，繩子的一頭拴着石頭。
“一具屍體。
”我說。
“哪兒撿的？”手上繞着繩子的青年說，那塊石頭蹭着地面。
“你宰了誰呢？我猜是個女人，是吧，你怎麼舍得宰了呢？”瞎了一隻眼的青年嘲弄地說。
“我母親。
”我說。
有那麼一秒鐘，我看到他那隻完好的眼睛裡恍惚了一下，但瞬間消失。
“我得打開看看，如果是你妹妹或姐姐，得留給我們。
”他說。
繞着繩子的青年走過來，用力吸了兩口氣，他沒有聞到腐爛的味道。
“你不會想看的，我現在要去範先生那兒，我在那兒工作了一年。
”我把帽子摘掉，看着他們。
“你知道，你不可能就這麼走了的。
”他說。
我觀察着他們。
這是我最擔心的狀況，兩個愣頭青，他們什麼都不怕。
他們出生後沒多久這裡就是這樣了，所以他們除了掠奪外，不知道對待别人的其他方式。
我說：“你的眼睛是怎麼被弄的我知道，他們給你留下一隻，是為了讓你還能看得清楚點，你們可以搶走這些，但過不了一會兒，就會有人找到你們。
” 瞎眼的青年舉着貨架柄朝我沖過來，在即将掄到我腦袋時，停住了，然後哈哈大笑，朝後走去。
我沒動，因為我看到他在快接近我時已經收力了。
我繼續推着自行車，往前走了沒多遠，看到一個大概原來是洗車棚的地方，裡面有三個人圍着燒火，他們在烤着什麼，煙裡帶着澱粉的味道。
這三個男人坐在火堆旁，看着我路過，當我走遠，他們重新交談起來。
我到了範先生的焚化廠。
我住在城市的東邊，大部分日子我都走着去焚化廠，每次行走大約十公裡，沒有計算時間的工具，我感覺大約是兩個小時。
我負責混合澱粉。
最開始，肉的數量很多，所以我們吃到的“料塊兒”中的百分之八十都是動物蛋白和脂肪的混合物。
大部分人已經猜到，而且他們猜得很對，是每天死去的那些人。
現在已經有人計算出了大遷徙之後還活着的人，壽命減少一半，其實減少的年數遠遠超過這個數量，他們隻計算了環境對身體造成的傷害，沒有計算環境之外的那些，比如越加緊張的生存基礎需要，匮乏的條件……現在，屍體的數量已經遠不如幾年前多，所以“料塊兒”中肉蛋白和澱粉的比例差不多一半一半，之後肉蛋白還會更少。
焚化廠是棟四層廠樓，樓後有兩米加固了鐵絲網的圍牆。
兩年前，一部分人——這些人不知道從什麼途徑知道了自己吃的“料塊兒”不是豬肉和雞肉時——對焚化廠發起了暴動。
他們殺了一部分臨時政府的人，把他們的四肢、生殖器、髒器都扔到鐵絲網上，至今也沒有人去取下那些玩意兒。
而這些人餓了一陣子之後，又要想辦法搞鋁币，去購買“料塊兒”。
其中有極少部分人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然後被家人送到焚化廠。
想死後不成為“料塊兒”，除非去一個三天都不會有人發現的地方。
這件事在以前很困難，現在已經變得比較容易。
臨時政府試圖轉變這種價值觀，試圖把“料塊兒”和當下文明結合到一起。
以前他們鄙夷政府，後來這些人成立了臨時政府，雖然并沒有多少人認同，但臨時政府維持着一個低限度的供給系統，所以大部分人不再對抗。
當臨時政府發展起來，所有人再一次吃到了政治循環的苦頭。
臨時政府不允許他們私自淨化水源，即便大部分人并不會這麼幹，也不允許他們私自種植植物，即便能搞到可以生長的種子和适宜耕種的土壤已經非常困難。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家和鄰居關系處得很好，在十幾年前就很好，之後我們雖然不是相依為命，但也會互相幫忙。
在那些吃着蔬菜的周日下午，我們會偶爾點燃油燈。
我走到窗戶前，透過木闆看着外面昏暗的月光下，那些細細密密的裂縫，如果下雨，會有淡淡的乳酸味道，裂縫繼續朝着地球深處生長。
我來到焚化廠後面，郭師傅給我開了門，他幹癟的眼眶永遠看不清裡面藏着什麼，他看了我的自行車後座一眼，說：“為什麼不把她的手擡起來呢？你聽不到劃地的聲音嗎？像操你自己的聲音。
” “如果不是手，就會是腳。
”我說。
我的幾個同事，其中一個蹲在廠房門口。
他很胖，抽着煙。
以前有一種粗糙的宣紙，畫畫很難用。
在煙草停止供應的三年之後，他們在紙廠找到這些廢棄的粗糙宣紙，打碎了卷成煙，味道像是在抽屎。
不過這已經是很好的狀況了。
我知道這種宣紙沒幾個地方有，其他區域的人可能有他們自己的辦法。
他站起來，狠嘬了一口，煙霧濃得發黃。
“你要自己弄，還是我們來弄？” “你們來吧。
”我說。
“不告别嗎？”他說。
“我看着咽氣的，夠了。
” 他朝裡面喊了一嗓子，我的兩個同事掀開塑料布，拖着我的母親，進了廠房。
我看着他們一個人拽着她的兩條胳膊，一個人拖着她的雙腳，他們對我很好，因為通常都是用鈎子鈎着拖進去。
我知道之後的所有步驟，從脫衣服開始，到之後每一個環節。
我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