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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所私立中學，很小，隻有三個初中班。
地點很好，在福煦路。
往南不遠是霞飛路；往北，穿過兩條橫馬路，便是靜安寺路、南京路。
因此，學生不少。
學生多半是附近商人家的子女。
“校舍”很簡單。
靠馬路是一帶水泥圍牆。
有一座鐵門。
進門左手是一幢兩層的樓房。
很舊了，但看起來還結實。
樓下東側是校長辦公室。
往裡去是一個像是會議室似的狹長的房間，裡面放了一張乒乓球台子。
西側有一間房間，靠南有窗的一面凸出呈半圓形，形狀有點像一個船艙，是教導主任沈先生的宿舍。
當中，外屋是教員休息室；裡面是一間大教室。
樓上還有兩個教室。
“教學樓”的後面有一座後樓，三層。
上面兩層是校長的住家。
底層有兩間不見天日的小房間，是沒有家的單身教員的宿舍。
此外，在主樓的對面，緊挨圍牆，有一座鐵皮頂的木闆棚子。
後樓的旁邊也有一座闆棚。
如此而已。
學校人事清簡。
全體教職員工，共有如下數人： 一、校長。
姓趙名宗浚，大夏大學畢業，何系，未詳。
他大學畢業後就從事教育事業。
他為什麼不在銀行或海關找個事做，卻來辦這樣一個中學，道理不知何在。
想來是因為開一個學堂，進項不少，又不需要上班下班，一天工作八小時，守家在地，下了樓，幾步就到他的小王國——校長辦公室，下雨連傘都不用打；又不用受誰的管，每天可以享清福，安閑自在，樂在其中。
他這個學校不知道是怎樣“辦”的。
學校連個會計都沒有。
每學期收了學雜費，全部歸他處理。
除了開銷教員的薪水、油墨紙張、粉筆闆擦、電燈自來水、笤帚簸箕、拖把抹布，他淨落多少，誰也不知道。
物價飛漲，一日數變，收了學費，他當然不會把鈔票存在銀行裡，瞧着它損耗跌落，少不得要換成黃魚（金條）或美鈔。
另外他大概還經營一點五金電料生意。
他有個弟弟在一家五金行做事，行情熟悉。
他每天生活得蠻“寫意”。
每天早起到辦公室，坐在他的黑皮轉椅裡看報。
《文彙報》《大公報》《新民報》，和隔夜的《大晚報》，逐版浏覽一遍。
他很少看書。
他身後的書架上隻有兩套書，一套《辭海》；還有一套——不知道他怎麼會有這樣一套書：吳其濬的《植物名實圖考長編》。
看完報，就從抽屜裡拿出幾件小工具，修理一些小玩意兒，一個帶八音盒的小座鐘，或是一個西門子的彈簧彈子鎖。
他愛逛拍賣行、舊貨店，喜歡搜羅這類不費什麼錢而又沒有多大用處的玩意兒。
或者用一個指甲锉修指甲。
他其實就在家裡呆着，不到辦公室來也可以。
到辦公室，主要是為了打電話或接電話。
他接電話有個習慣。
電話鈴響了，他拿起聽筒，照例是先用上海話說：“侬找啥人？”對方找的就是他，他不馬上跟對方通話，總要說“請侬等一等”，過了一會兒，才改用普通話說：“您找趙宗浚嗎？我就是……”他為什麼每次接電話都要這樣，我一直沒有弄明白。
是顯得他有一個秘書，第一次接電話的不是他本人，是秘書，好有一點派頭？還是先“緩沖”一下，好有時間容他考慮一下，對方是誰，打電話來多半是為什麼事，胸有成竹，有所準備，以便答複？從他接電話的這個習慣，可以斷定：這是一個精明的人。
他很精明，但并不俗氣。
他看起來很有文化修養。
說話高雅，聲音甜潤。
上海市井間流行的口頭語，如“操那起來”“斜其盎賽”，在他嘴裡絕對找不到。
他在大學時就在學校的劇團演過話劇，畢業後偶爾還參加職業劇團客串（因此他的普通話說得很好），現在還和上海的影劇界的許多人保持聯系。
我就是因為到上海找不到職業，由一位文學戲劇界的前輩介紹到他的學校裡來教書的。
他雖然是學校的業主，但是對待教員并不刻薄，為人很“漂亮”，很講“朋友”，身上還保留着一些大學生和演員的灑脫風度。
每年冬至，他必要把全體教職員請到後樓他的家裡吃一頓“冬至夜飯”，以盡東道之誼。
平常也不時請幾個教員出去來一頓小吃。
離學校不遠，馬路邊上有一個泉州人擺的魚糕米粉攤子，他經常在晚上拉我去吃一碗米粉。
他知道我愛喝酒，每次總還要特地為我叫幾兩七寶大曲。
到了星期天，他還忘不了把幾個他鄉作客或有家不歸的單身教員拉到外面去玩玩。
逛逛兆豐公園、法國公園，或到老城隍廟去走走九曲橋，坐坐茶館，吃兩塊油氽鱿魚，喝一碗雞鴨血湯。
凡有這種活動，多半都是由他花錢請客。
這種地方，他是一點也不小氣吝啬的。
他已經三十五歲，還是單身。
他曾和一個女演員在外面租了房子同居了幾年，女演員名叫許曼諾。
因為他母親堅決反對他和這個女人結婚，所以一直拖着（他父親已死，他對母親是很孝順的）。
有一天一清早他去找這個演員，敲了半天房門，門才開。
裡面有一個男人（這人他也認識）。
他發現許曼諾的襯衣裡面什麼也沒有穿！他一氣之下，再也不去了。
但是許曼諾有時還會打電話來，約他到DDS或卡夫卡司
地點很好，在福煦路。
往南不遠是霞飛路；往北，穿過兩條橫馬路，便是靜安寺路、南京路。
因此，學生不少。
學生多半是附近商人家的子女。
“校舍”很簡單。
靠馬路是一帶水泥圍牆。
有一座鐵門。
進門左手是一幢兩層的樓房。
很舊了，但看起來還結實。
樓下東側是校長辦公室。
往裡去是一個像是會議室似的狹長的房間，裡面放了一張乒乓球台子。
西側有一間房間，靠南有窗的一面凸出呈半圓形，形狀有點像一個船艙，是教導主任沈先生的宿舍。
當中，外屋是教員休息室；裡面是一間大教室。
樓上還有兩個教室。
“教學樓”的後面有一座後樓，三層。
上面兩層是校長的住家。
底層有兩間不見天日的小房間，是沒有家的單身教員的宿舍。
此外，在主樓的對面，緊挨圍牆，有一座鐵皮頂的木闆棚子。
後樓的旁邊也有一座闆棚。
如此而已。
學校人事清簡。
全體教職員工，共有如下數人： 一、校長。
姓趙名宗浚，大夏大學畢業，何系，未詳。
他大學畢業後就從事教育事業。
他為什麼不在銀行或海關找個事做，卻來辦這樣一個中學，道理不知何在。
想來是因為開一個學堂，進項不少，又不需要上班下班，一天工作八小時，守家在地，下了樓，幾步就到他的小王國——校長辦公室，下雨連傘都不用打；又不用受誰的管，每天可以享清福，安閑自在，樂在其中。
他這個學校不知道是怎樣“辦”的。
學校連個會計都沒有。
每學期收了學雜費，全部歸他處理。
除了開銷教員的薪水、油墨紙張、粉筆闆擦、電燈自來水、笤帚簸箕、拖把抹布，他淨落多少，誰也不知道。
物價飛漲，一日數變，收了學費，他當然不會把鈔票存在銀行裡，瞧着它損耗跌落，少不得要換成黃魚（金條）或美鈔。
另外他大概還經營一點五金電料生意。
他有個弟弟在一家五金行做事，行情熟悉。
他每天生活得蠻“寫意”。
每天早起到辦公室，坐在他的黑皮轉椅裡看報。
《文彙報》《大公報》《新民報》，和隔夜的《大晚報》，逐版浏覽一遍。
他很少看書。
他身後的書架上隻有兩套書，一套《辭海》；還有一套——不知道他怎麼會有這樣一套書：吳其濬的《植物名實圖考長編》。
看完報，就從抽屜裡拿出幾件小工具，修理一些小玩意兒，一個帶八音盒的小座鐘，或是一個西門子的彈簧彈子鎖。
他愛逛拍賣行、舊貨店，喜歡搜羅這類不費什麼錢而又沒有多大用處的玩意兒。
或者用一個指甲锉修指甲。
他其實就在家裡呆着，不到辦公室來也可以。
到辦公室，主要是為了打電話或接電話。
他接電話有個習慣。
電話鈴響了，他拿起聽筒，照例是先用上海話說：“侬找啥人？”對方找的就是他，他不馬上跟對方通話，總要說“請侬等一等”，過了一會兒，才改用普通話說：“您找趙宗浚嗎？我就是……”他為什麼每次接電話都要這樣，我一直沒有弄明白。
是顯得他有一個秘書，第一次接電話的不是他本人，是秘書，好有一點派頭？還是先“緩沖”一下，好有時間容他考慮一下，對方是誰，打電話來多半是為什麼事，胸有成竹，有所準備，以便答複？從他接電話的這個習慣，可以斷定：這是一個精明的人。
他很精明，但并不俗氣。
他看起來很有文化修養。
說話高雅，聲音甜潤。
上海市井間流行的口頭語，如“操那起來”“斜其盎賽”，在他嘴裡絕對找不到。
他在大學時就在學校的劇團演過話劇，畢業後偶爾還參加職業劇團客串（因此他的普通話說得很好），現在還和上海的影劇界的許多人保持聯系。
我就是因為到上海找不到職業，由一位文學戲劇界的前輩介紹到他的學校裡來教書的。
他雖然是學校的業主，但是對待教員并不刻薄，為人很“漂亮”，很講“朋友”，身上還保留着一些大學生和演員的灑脫風度。
每年冬至，他必要把全體教職員請到後樓他的家裡吃一頓“冬至夜飯”，以盡東道之誼。
平常也不時請幾個教員出去來一頓小吃。
離學校不遠，馬路邊上有一個泉州人擺的魚糕米粉攤子，他經常在晚上拉我去吃一碗米粉。
他知道我愛喝酒，每次總還要特地為我叫幾兩七寶大曲。
到了星期天，他還忘不了把幾個他鄉作客或有家不歸的單身教員拉到外面去玩玩。
逛逛兆豐公園、法國公園，或到老城隍廟去走走九曲橋，坐坐茶館，吃兩塊油氽鱿魚，喝一碗雞鴨血湯。
凡有這種活動，多半都是由他花錢請客。
這種地方，他是一點也不小氣吝啬的。
他已經三十五歲，還是單身。
他曾和一個女演員在外面租了房子同居了幾年，女演員名叫許曼諾。
因為他母親堅決反對他和這個女人結婚，所以一直拖着（他父親已死，他對母親是很孝順的）。
有一天一清早他去找這個演員，敲了半天房門，門才開。
裡面有一個男人（這人他也認識）。
他發現許曼諾的襯衣裡面什麼也沒有穿！他一氣之下，再也不去了。
但是許曼諾有時還會打電話來，約他到DDS或卡夫卡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