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一切瞬間即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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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就可以知道我做出的決定。
我辭掉了喜愛的工作，和他一起搬回東部——這是到目前為止我最精彩的一次冒險。
拉裡和我于1998年在紐約安頓下來——他是一間男性雜志社的編輯，我是自由制片人——我們住在紐約西村沒有電梯的公寓裡。
一個5月溫暖的下午，門鈴響了。
我當時正在家工作，還穿着睡衣。
“誰啊？”我通過對講電話問道。
“克爾曼小姐嗎？我們是馬洛尼和黃警官。
” “有什麼事啊？”我奇怪當地警察怎麼會來這所公寓。
“我們能上去跟您聊一下嗎？” “關于什麼啊？”我突然變得很懷疑。
“克爾曼小姐，我覺得咱們最好面對面地談。
” 馬洛尼和黃個頭都很大，他們穿着便裝，爬上5樓，坐在我家的客廳裡。
馬洛尼一個人負責談話，這期間黃面無表情地看着我。
“克爾曼小姐，我們是美國的海關警察。
我們來這裡是通知你，你被聯邦法院指控，罪名是走私毒品和洗錢。
”他遞給我一張紙。
“你需要在指定的日期和地點出現在法庭上。
如果沒有出現，我們将會對你進行拘留。
” 我驚愕地看着他，但沒有發出任何聲音。
兩邊太陽穴的血管突然猛烈地怦怦跳，我好像剛拼命跑了幾公裡一樣。
頭腦裡的聲音讓我感到害怕。
我已經把過去放下了，幾乎沒有跟任何人談起過那段經曆，甚至對拉裡都沒有講過。
但是，完了。
我不知道恐懼會給身體帶來那麼大的變化。
馬洛尼拿出墊闆和紙，談話式地問我： “你願意現在提供證詞嗎，克爾曼小姐？” “我覺得我最好先跟律師談一談。
你說是嗎，馬洛尼警官？” 我蹒跚着朝拉裡的辦公室走去，差一點忘了換掉睡衣。
我嘟嘟哝哝地也沒說清楚，就把他拉到了西二十二街。
“怎麼了？你生我氣了嗎？”他問道。
我深吸了一口氣，因為不然的話，我根本說不出話來。
“我被聯邦法院指控，罪名是走私毒品和洗錢。
” “什麼？”他好像感到很好玩。
他向周圍看了看，好像我們正在參加秘密街頭戲劇。
“是真的。
不是我編的。
我剛從家裡過來。
聯邦調查局的人去了那裡。
我需要用一下電話。
我需要一個律師。
我能用一下電話嗎？” 等一下，說不定我不能用電話。
說不定所有與我可能有關的電話，包括拉裡公司的所有辦公電話，都會被監聽。
諾拉告訴過我的任何一件瘋狂的妄想的事都在我的腦子裡重現。
拉裡看着我，好像我已經瘋了一樣。
“我需要用一下别人的手機！誰有手機可以讓我用用？” 幾分鐘後，我在拉裡辦公室外面的逃生梯上，用他同事的手機給我舊金山的一個朋友打電話，他是我認識的人裡面最好的大律師。
他接了電話。
“華萊士，我是帕波。
兩個聯邦調查局的人剛來我家，說我因為洗錢和走私毒品被起訴了。
” 華萊士笑了。
我後來告訴朋友們我的困境時，他們最開始的反應也是如此。
我都已經習慣了。
“華萊士，我是他媽的認真的。
我不知道該怎麼做。
我都快吓死了！你必須得幫幫我。
” “你從哪裡打的電話？” “逃生梯上。
” “找個投币式的公用電話打過來。
” 我走回到拉裡的辦公室。
“我需要找一個投币式公用電話。
” “親愛的，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他說。
他看起來又生氣又擔心，還有一點苦惱。
“我真的不知道。
我要去打個電話，待會兒回來找你。
” 後來，當聽了我的簡要（很可能一點都不連貫）解釋之後，愛說話的他變得非常安靜。
他沒有因為我隐瞞認識他之前是個罪犯而朝我大吼大叫。
他沒有因為我曾是一個沒頭沒腦而又自私的白癡而懲罰我。
當我為了支付律師費用和押金而花光所有的積蓄時，他并沒有覺得我可能因此而毀了自己的人生，包括他的人生。
他說：“我們會解決的。
”他說：“一切都會好起來的。
因為我愛你。
” 從那天起，我開始了在美國刑事司法制度迷宮裡一段漫長而曲折的跋涉。
華萊士幫我找到了一個律師。
我知道這件事是我人生的終結。
因為這件事腦子一團糟和感到害怕的時候，我擺出一貫的姿态：将自己封閉起來，告訴自己，我現在陷入這攤爛泥，完全是自己的錯，怪不得任何人。
我不得不自己一個人想出解決方法。
但我不是一個人——家人和信任我的男朋友跟我一起經曆了這次艱難的旅行。
拉裡、我的父母、我的弟弟、我的祖父母——他們都一直站在旁邊支持我，盡管他們因為我這段隐藏的犯罪過去而感到驚駭和羞恥。
父親來到紐約，我們一路開了折磨人的4個小時車到達新英格蘭，祖父母正在那裡過夏。
我當時一點都不覺得這件事時髦、酷、冒險無畏、反傳統文化或反叛。
我隻感覺到，因為任性，我傷害了自己最愛的人，讓他們失望了，也讓自己的人生偏離了正軌。
他們理解不了我的所作所為。
在祖父母的客廳裡，我們召開了緊急家庭會議，我備感羞恥地坐在那裡，接受他們幾個小時的質問，試圖跟他們解釋清楚到底怎麼回事。
“你究竟把那錢怎麼處理了？”祖母最後很迷惑地問。
“奶奶，我當初并不是因為錢才參與進去的。
”我弱弱地回答道。
“哦，帕波，我的天啊！”她厲聲說。
我不僅是全家的恥辱，還是一個傻瓜。
她沒有說我是傻瓜，也沒有人真正說過我是恥辱。
他們不用說，我知道。
然而，我的母親、父親、祖父母——我所有的家人——都說他們愛我。
這讓我難以相信。
他們為我擔心。
他們會幫助我。
我離開的時候，祖母緊緊地擁抱了我，她短小的胳膊緊緊抓着我。
盡管家人和了解我情況的為數不多的幾個朋友很認真對待當時的處境，但他們仍舊懷疑像我這樣一個“漂亮的金發女郎”會真的被關進監獄。
但是，律師讓我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
聯邦法庭對我刑事犯罪共謀的指控源于我前任戀人
我辭掉了喜愛的工作，和他一起搬回東部——這是到目前為止我最精彩的一次冒險。
拉裡和我于1998年在紐約安頓下來——他是一間男性雜志社的編輯，我是自由制片人——我們住在紐約西村沒有電梯的公寓裡。
一個5月溫暖的下午，門鈴響了。
我當時正在家工作，還穿着睡衣。
“誰啊？”我通過對講電話問道。
“克爾曼小姐嗎？我們是馬洛尼和黃警官。
” “有什麼事啊？”我奇怪當地警察怎麼會來這所公寓。
“我們能上去跟您聊一下嗎？” “關于什麼啊？”我突然變得很懷疑。
“克爾曼小姐，我覺得咱們最好面對面地談。
” 馬洛尼和黃個頭都很大，他們穿着便裝，爬上5樓，坐在我家的客廳裡。
馬洛尼一個人負責談話，這期間黃面無表情地看着我。
“克爾曼小姐，我們是美國的海關警察。
我們來這裡是通知你，你被聯邦法院指控，罪名是走私毒品和洗錢。
”他遞給我一張紙。
“你需要在指定的日期和地點出現在法庭上。
如果沒有出現，我們将會對你進行拘留。
” 我驚愕地看着他，但沒有發出任何聲音。
兩邊太陽穴的血管突然猛烈地怦怦跳，我好像剛拼命跑了幾公裡一樣。
頭腦裡的聲音讓我感到害怕。
我已經把過去放下了，幾乎沒有跟任何人談起過那段經曆，甚至對拉裡都沒有講過。
但是，完了。
我不知道恐懼會給身體帶來那麼大的變化。
馬洛尼拿出墊闆和紙，談話式地問我： “你願意現在提供證詞嗎，克爾曼小姐？” “我覺得我最好先跟律師談一談。
你說是嗎，馬洛尼警官？” 我蹒跚着朝拉裡的辦公室走去，差一點忘了換掉睡衣。
我嘟嘟哝哝地也沒說清楚，就把他拉到了西二十二街。
“怎麼了？你生我氣了嗎？”他問道。
我深吸了一口氣，因為不然的話，我根本說不出話來。
“我被聯邦法院指控，罪名是走私毒品和洗錢。
” “什麼？”他好像感到很好玩。
他向周圍看了看，好像我們正在參加秘密街頭戲劇。
“是真的。
不是我編的。
我剛從家裡過來。
聯邦調查局的人去了那裡。
我需要用一下電話。
我需要一個律師。
我能用一下電話嗎？” 等一下，說不定我不能用電話。
說不定所有與我可能有關的電話，包括拉裡公司的所有辦公電話，都會被監聽。
諾拉告訴過我的任何一件瘋狂的妄想的事都在我的腦子裡重現。
拉裡看着我，好像我已經瘋了一樣。
“我需要用一下别人的手機！誰有手機可以讓我用用？” 幾分鐘後，我在拉裡辦公室外面的逃生梯上，用他同事的手機給我舊金山的一個朋友打電話，他是我認識的人裡面最好的大律師。
他接了電話。
“華萊士，我是帕波。
兩個聯邦調查局的人剛來我家，說我因為洗錢和走私毒品被起訴了。
” 華萊士笑了。
我後來告訴朋友們我的困境時，他們最開始的反應也是如此。
我都已經習慣了。
“華萊士，我是他媽的認真的。
我不知道該怎麼做。
我都快吓死了！你必須得幫幫我。
” “你從哪裡打的電話？” “逃生梯上。
” “找個投币式的公用電話打過來。
” 我走回到拉裡的辦公室。
“我需要找一個投币式公用電話。
” “親愛的，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他說。
他看起來又生氣又擔心，還有一點苦惱。
“我真的不知道。
我要去打個電話，待會兒回來找你。
” 後來，當聽了我的簡要（很可能一點都不連貫）解釋之後，愛說話的他變得非常安靜。
他沒有因為我隐瞞認識他之前是個罪犯而朝我大吼大叫。
他沒有因為我曾是一個沒頭沒腦而又自私的白癡而懲罰我。
當我為了支付律師費用和押金而花光所有的積蓄時，他并沒有覺得我可能因此而毀了自己的人生，包括他的人生。
他說：“我們會解決的。
”他說：“一切都會好起來的。
因為我愛你。
” 從那天起，我開始了在美國刑事司法制度迷宮裡一段漫長而曲折的跋涉。
華萊士幫我找到了一個律師。
我知道這件事是我人生的終結。
因為這件事腦子一團糟和感到害怕的時候，我擺出一貫的姿态：将自己封閉起來，告訴自己，我現在陷入這攤爛泥，完全是自己的錯，怪不得任何人。
我不得不自己一個人想出解決方法。
但我不是一個人——家人和信任我的男朋友跟我一起經曆了這次艱難的旅行。
拉裡、我的父母、我的弟弟、我的祖父母——他們都一直站在旁邊支持我，盡管他們因為我這段隐藏的犯罪過去而感到驚駭和羞恥。
父親來到紐約，我們一路開了折磨人的4個小時車到達新英格蘭，祖父母正在那裡過夏。
我當時一點都不覺得這件事時髦、酷、冒險無畏、反傳統文化或反叛。
我隻感覺到，因為任性，我傷害了自己最愛的人，讓他們失望了，也讓自己的人生偏離了正軌。
他們理解不了我的所作所為。
在祖父母的客廳裡，我們召開了緊急家庭會議，我備感羞恥地坐在那裡，接受他們幾個小時的質問，試圖跟他們解釋清楚到底怎麼回事。
“你究竟把那錢怎麼處理了？”祖母最後很迷惑地問。
“奶奶，我當初并不是因為錢才參與進去的。
”我弱弱地回答道。
“哦，帕波，我的天啊！”她厲聲說。
我不僅是全家的恥辱，還是一個傻瓜。
她沒有說我是傻瓜，也沒有人真正說過我是恥辱。
他們不用說，我知道。
然而，我的母親、父親、祖父母——我所有的家人——都說他們愛我。
這讓我難以相信。
他們為我擔心。
他們會幫助我。
我離開的時候，祖母緊緊地擁抱了我，她短小的胳膊緊緊抓着我。
盡管家人和了解我情況的為數不多的幾個朋友很認真對待當時的處境，但他們仍舊懷疑像我這樣一個“漂亮的金發女郎”會真的被關進監獄。
但是，律師讓我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
聯邦法庭對我刑事犯罪共謀的指控源于我前任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