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合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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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好。
房東太太為此還特地對盛明補充了一些生活細節，說“吓弟（阿弟）你可以用在寫書裡”。
房東太太說，她剛從福建出來的時候，是在北京轉的機，當天就被同鄉偷了一千英鎊。
她知道是誰，但是沒法啟齒。
因為她已經出發于半路，她根本不想回家，回家她就隻能摘摘枇杷，一個月賺四百塊錢，前夫還要揍她。
為了離開前夫，她跟親戚借了二十八萬。
那年她二十九歲。
她甚至覺得，那場偷竊本來就是一個圈套。
但這事她沒對任何人說過，她說後來自己住在橋下當流浪漢的時候，都沒有在北京的那一晚那麼絕望。
盛明在他們家住到第二年時才發現，其實房東和太太都很清楚自己在他學術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
他們知道他想聽什麼，但有時他們故意不配合。
這點和其他受訪者很不一樣。
而這種洞察力，也令這對移民夫婦在倫敦餐飲幫中脫穎而出。
譬如十多年來他們一直生活在四區，沒有離開倫敦市區去曼城或者愛丁堡。
這是他們夫婦引以為傲的生活品質。
很多當初一起做事的夫婦，十年來眼睜睜地越搬越遠，即使回國時，這些人都堅稱自己有身份且住在倫敦。
有天晚上，北京時間也許淩晨三點了，茹意的聲音在不穩定的網絡中若隐若現，盛明卻堅持講完了這個漫長的移民故事。
茹意嘲笑他沉浸在“聽覺事實”而不自知，盛明則像播紀錄片一樣在深夜的語音裡嚴謹地說：“2007年英國政府推出法案，就是《五年遺案》。
2007年3月28日之前，申報難民有很高的概率會給身份。
房東太太就是這麼留下來的。
這是她的好運。
她有幾個朋友，因為不看報紙，也沒有人告訴他們，就錯過了。
” “你還是不要多理她，”茹意困勢懵懂地說，“當心她又覺得你最好能加入他們餐飲業。
哦對了，你知道嗎，我今天在地鐵上看到小廣告，馬應龍出眼霜啦，哈哈哈哈哈……” 二 這是茹意第一次參加學生的婚禮。
二十八歲的她已經被分配坐在家族長輩或單位領導的那一桌。
稍微有點尴尬，好在婚禮非常豪華，豪華到令人覺得冷淡也是一種氣派。
如今，茹意的大部分學生都在海外熱火朝天地奮鬥，她們不是在學業上精進，就是在社會服務裡關懷全世界。
隻有那些高中時躊躇滿志跨海求學，最終卻因為種種原因沒有出成國的孩子們，開始掐着法定年齡着急戀愛結婚。
這挺好的。
仗着父母寵爰，費點錢為他們的人生鋪路，根本就不在話下。
最多，以後費錢再鋪一回，照樣熱熱鬧鬧，照樣喜氣洋洋。
茹意預感自己未來會參加更多的學生婚禮，眼睜睜看着自己的後輩們一浪又一浪地永結同心。
但她會更想念那些既沒有出國也沒有結婚的孩子。
茹意曾有個學生，非常有才華，十七歲就能夠分析出《西遊記》中的猴子隻吃桃子而不吃香蕉是否和成書地域的種植環境有關，能夠分析出《呼嘯山莊》裡的“倫敦病”、《安娜·卡列尼娜》中列文家庭的作用……她因為嚴重的抑郁症放棄了海外大學的申請。
高中畢業以後，就一直在家休息，茹意後來再也沒見過她。
還在學校的時候，茹意常常找她聊天，請她吃蛋糕，或者看電影。
但家長告訴茹意，在病發後的日記本裡，那個聰明的女孩子寫到了她非常讨厭逼迫她輸出觀點的語文老師。
她希望自己的人生是不被任何“意見”、任何“觀點”要挾的。
因為，她根本不用像窮人一樣依靠販賣那些蠢事來養家糊口，對文學和藝術的看法理應收藏心中，而不必時時将之當作首飾變賣。
她用英文寫下了這些話，如果混入什麼世界名著中，應該會在Kindle裡被很多人畫虛線标注。
如果茹意不是當事人，她應該也會喜歡這段話的。
這件事令茹意非常受傷，甚至比盛明決定出國讀博更讓她感受到生活的嚴酷。
在深夜的語音裡，她卻沒有告訴盛明這一切，她不好意思說，即使她知道盛明和她是差不多的人，隻是他們的眼睛一個向着上看，一個向着下瞧，說不清楚哪種處境更痛苦、更孤獨。
她隻對盛明說，她很難過，她不想再對學生投入真實的感情。
盛明還毫不知情地嘲笑她：“我的導師從來不會對任何學生投入真實的感情。
我每次和她meeting，學費平均下來要花兩萬五千塊錢。
”茹意于是說：“好貴哦。
好想當那樣的老師。
”但茹意在那段時間，其實根本就不想再活下去了。
然而就連抑郁症這樣的事，恐怕也是有等級的。
她比不過傷害她的那個孩子，可以病得那麼高級。
她努力讓自己變得忙碌一些，顯得愚蠢一些，庸俗一些，因為這會讓她暫時不去想學校裡那些糟心的事情。
茹意有個同事，現在成了一個創業網紅，離職後全心全意做網絡課程。
當年她們還在一個辦公室時，同事常常抱怨學校糟糕的心靈環境。
“主要是心境……在中文系的時候，我以為我有抑郁症。
但工作以後，我是真的有了抑郁症。
”茹意懂她在說什麼，但她勸她不要給自己消極的暗示。
國際部的老師應該具備這樣的自覺，盡管越來越娴熟于“金針度人”的偉大事業，擺正自己的心态顯得越來越要緊。
因為她們都知道，自己未來的孩子，不太可能獲得自己學校那麼好的教育，自己的能力也無法承擔如此高昂的教育成本。
讓孩子們從中學時就志向高遠、領導世界，是需要相當的物質基礎做依托的，他們要随時做好被聰明學生輕視的準備，還要保持微笑。
去年，茹意任教學校的國際部學生托福平均分已經達到106，15%的學生被美國排名前十的大學錄取，近八十個學生被美國前二十五名的大學錄取。
校長當然很高興。
她也很為學生們高興。
所以工作以後，她反而對婚姻并不那樣向往了。
她不再為此抑郁，也不再充滿熱望。
她原來以為自己會像網上那些異地戀的女方一樣對愛情感到絲絲疲憊，好在學校的壓力拯救了她對于愛情的焦慮。
每天晚上，不管多忙，茹意都會和盛明語音一小段時間。
有時她對盛明說，“我們視頻吧”，不過是說說而已，因為盛明一般都會婉拒。
他會說：“我已經四天沒有洗澡了。
”茹意就說：“那你換衣服了嗎？你還是要換衣服。
你不是長痔瘡嗎？”盛明就說：“好的。
”于是，一天就過去了。
第二天茹意會很疑惑，他不是會在上廁所之後就洗澡嗎？但想想這樣的瑣事，相隔那麼遠，有什麼好問的呢？有時她對盛明說：“那你快回來吧，你不會真的想去房東的餐飲業幹活吧？”盛明都說：“好，不會的啦。
”于是，一天又過去了。
生活和愛情是不是就是這樣的，一天又一天，說很少很少的話，但也不能不說話。
對此她既不确定，也不想去确定。
茹意無法詳細地和盛明分享她真正的日常生活，譬如她帶着學生去上海戲劇學院看《碾玉觀音》，那位編劇似乎很喜歡寫一種套詞，就類似于“一……，二…
房東太太為此還特地對盛明補充了一些生活細節，說“吓弟（阿弟）你可以用在寫書裡”。
房東太太說，她剛從福建出來的時候，是在北京轉的機，當天就被同鄉偷了一千英鎊。
她知道是誰，但是沒法啟齒。
因為她已經出發于半路，她根本不想回家，回家她就隻能摘摘枇杷，一個月賺四百塊錢，前夫還要揍她。
為了離開前夫，她跟親戚借了二十八萬。
那年她二十九歲。
她甚至覺得，那場偷竊本來就是一個圈套。
但這事她沒對任何人說過，她說後來自己住在橋下當流浪漢的時候，都沒有在北京的那一晚那麼絕望。
盛明在他們家住到第二年時才發現，其實房東和太太都很清楚自己在他學術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
他們知道他想聽什麼，但有時他們故意不配合。
這點和其他受訪者很不一樣。
而這種洞察力，也令這對移民夫婦在倫敦餐飲幫中脫穎而出。
譬如十多年來他們一直生活在四區，沒有離開倫敦市區去曼城或者愛丁堡。
這是他們夫婦引以為傲的生活品質。
很多當初一起做事的夫婦，十年來眼睜睜地越搬越遠，即使回國時，這些人都堅稱自己有身份且住在倫敦。
有天晚上，北京時間也許淩晨三點了，茹意的聲音在不穩定的網絡中若隐若現，盛明卻堅持講完了這個漫長的移民故事。
茹意嘲笑他沉浸在“聽覺事實”而不自知，盛明則像播紀錄片一樣在深夜的語音裡嚴謹地說：“2007年英國政府推出法案，就是《五年遺案》。
2007年3月28日之前，申報難民有很高的概率會給身份。
房東太太就是這麼留下來的。
這是她的好運。
她有幾個朋友，因為不看報紙，也沒有人告訴他們，就錯過了。
” “你還是不要多理她，”茹意困勢懵懂地說，“當心她又覺得你最好能加入他們餐飲業。
哦對了，你知道嗎，我今天在地鐵上看到小廣告，馬應龍出眼霜啦，哈哈哈哈哈……” 二 這是茹意第一次參加學生的婚禮。
二十八歲的她已經被分配坐在家族長輩或單位領導的那一桌。
稍微有點尴尬，好在婚禮非常豪華，豪華到令人覺得冷淡也是一種氣派。
如今，茹意的大部分學生都在海外熱火朝天地奮鬥，她們不是在學業上精進，就是在社會服務裡關懷全世界。
隻有那些高中時躊躇滿志跨海求學，最終卻因為種種原因沒有出成國的孩子們，開始掐着法定年齡着急戀愛結婚。
這挺好的。
仗着父母寵爰，費點錢為他們的人生鋪路，根本就不在話下。
最多，以後費錢再鋪一回，照樣熱熱鬧鬧，照樣喜氣洋洋。
茹意預感自己未來會參加更多的學生婚禮，眼睜睜看着自己的後輩們一浪又一浪地永結同心。
但她會更想念那些既沒有出國也沒有結婚的孩子。
茹意曾有個學生，非常有才華，十七歲就能夠分析出《西遊記》中的猴子隻吃桃子而不吃香蕉是否和成書地域的種植環境有關，能夠分析出《呼嘯山莊》裡的“倫敦病”、《安娜·卡列尼娜》中列文家庭的作用……她因為嚴重的抑郁症放棄了海外大學的申請。
高中畢業以後，就一直在家休息，茹意後來再也沒見過她。
還在學校的時候，茹意常常找她聊天，請她吃蛋糕，或者看電影。
但家長告訴茹意，在病發後的日記本裡，那個聰明的女孩子寫到了她非常讨厭逼迫她輸出觀點的語文老師。
她希望自己的人生是不被任何“意見”、任何“觀點”要挾的。
因為，她根本不用像窮人一樣依靠販賣那些蠢事來養家糊口，對文學和藝術的看法理應收藏心中，而不必時時将之當作首飾變賣。
她用英文寫下了這些話，如果混入什麼世界名著中，應該會在Kindle裡被很多人畫虛線标注。
如果茹意不是當事人，她應該也會喜歡這段話的。
這件事令茹意非常受傷，甚至比盛明決定出國讀博更讓她感受到生活的嚴酷。
在深夜的語音裡，她卻沒有告訴盛明這一切，她不好意思說，即使她知道盛明和她是差不多的人，隻是他們的眼睛一個向着上看，一個向着下瞧，說不清楚哪種處境更痛苦、更孤獨。
她隻對盛明說，她很難過，她不想再對學生投入真實的感情。
盛明還毫不知情地嘲笑她：“我的導師從來不會對任何學生投入真實的感情。
我每次和她meeting，學費平均下來要花兩萬五千塊錢。
”茹意于是說：“好貴哦。
好想當那樣的老師。
”但茹意在那段時間，其實根本就不想再活下去了。
然而就連抑郁症這樣的事，恐怕也是有等級的。
她比不過傷害她的那個孩子，可以病得那麼高級。
她努力讓自己變得忙碌一些，顯得愚蠢一些，庸俗一些，因為這會讓她暫時不去想學校裡那些糟心的事情。
茹意有個同事，現在成了一個創業網紅，離職後全心全意做網絡課程。
當年她們還在一個辦公室時，同事常常抱怨學校糟糕的心靈環境。
“主要是心境……在中文系的時候，我以為我有抑郁症。
但工作以後，我是真的有了抑郁症。
”茹意懂她在說什麼，但她勸她不要給自己消極的暗示。
國際部的老師應該具備這樣的自覺，盡管越來越娴熟于“金針度人”的偉大事業，擺正自己的心态顯得越來越要緊。
因為她們都知道，自己未來的孩子，不太可能獲得自己學校那麼好的教育，自己的能力也無法承擔如此高昂的教育成本。
讓孩子們從中學時就志向高遠、領導世界，是需要相當的物質基礎做依托的，他們要随時做好被聰明學生輕視的準備，還要保持微笑。
去年，茹意任教學校的國際部學生托福平均分已經達到106，15%的學生被美國排名前十的大學錄取，近八十個學生被美國前二十五名的大學錄取。
校長當然很高興。
她也很為學生們高興。
所以工作以後，她反而對婚姻并不那樣向往了。
她不再為此抑郁，也不再充滿熱望。
她原來以為自己會像網上那些異地戀的女方一樣對愛情感到絲絲疲憊，好在學校的壓力拯救了她對于愛情的焦慮。
每天晚上，不管多忙，茹意都會和盛明語音一小段時間。
有時她對盛明說，“我們視頻吧”，不過是說說而已，因為盛明一般都會婉拒。
他會說：“我已經四天沒有洗澡了。
”茹意就說：“那你換衣服了嗎？你還是要換衣服。
你不是長痔瘡嗎？”盛明就說：“好的。
”于是，一天就過去了。
第二天茹意會很疑惑，他不是會在上廁所之後就洗澡嗎？但想想這樣的瑣事，相隔那麼遠，有什麼好問的呢？有時她對盛明說：“那你快回來吧，你不會真的想去房東的餐飲業幹活吧？”盛明都說：“好，不會的啦。
”于是，一天又過去了。
生活和愛情是不是就是這樣的，一天又一天，說很少很少的話，但也不能不說話。
對此她既不确定，也不想去确定。
茹意無法詳細地和盛明分享她真正的日常生活，譬如她帶着學生去上海戲劇學院看《碾玉觀音》，那位編劇似乎很喜歡寫一種套詞，就類似于“一……，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