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誰在釜溪河看見過鲑魚

都特别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且從不懈怠。

     20世紀60年代末，中國正走向“文化大革命”的熱烈之中：1969年的2月20日，富順的一千六百多名知識青年赴宜賓、樂山等地插隊落戶“接受再教育”。

    1970年10月18日至29日，富順召開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積極分子、四好單位、五好個人代表大會。

     童慧對那個年代的細節完全記不清楚了，她的集體記憶隻有古鎮趕場的時候，那些靠近碼頭的船，青石闆鋪成的古鎮街道，兩旁是木頭串架房一間接一間，人頭攢動到把人都擡起來的景象。

    那時候一條街各行各業都有，各家也都比比皆是五六個兄弟姐妹。

     而她最好的朋友李紅梅，隻比她大兩歲，和她的記憶卻完全不同：她家曾經住在公社（戲台）樓上，隔壁的鄰居就是地主、富農。

    她永遠都記得，有一天走到廟子（現在的南華宮）那裡，人山人海，“把歐陽成、羅運清押出來！”上面的人被強行戴上了尖尖帽，接着就是五花大綁，偷眼望過去，繩子把人的肉都勒出了血，下面全是紅旗，所有人都在振臂高呼，相比較台上那兩個人的面如死灰，那一切的喧嚣特别像做夢。

     童慧的父母在供銷社工作，李紅梅的父母都算得上知識分子。

    “我媽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情就是趕緊看大字報，生怕萬一有自己的名字，那就完了。

    晚上根本睡不好，太害怕了，一晚上就可以改變（命運）。

    ”李紅梅說。

     兩個女人的家庭背景完全不同，性格也不相似，卻在多年以後成為彼此最重要的人。

    她們住同一個房子，睡同一張床，常常肩并肩走在小鎮的街巷之中，但她們從來不肯公開承認自己是“同性戀”。

    雖然鎮上不像鄉下是“男多女少”，但用著名的媒婆王大孃的話說：“隻有找不到婆娘的男人，沒得找不到男人的女人。

    ”因此人們背後使用“同性戀”這個詞的時候都帶有一種嘲笑的含義，童慧總是斬釘截鐵地否認：“不，我們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