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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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福克納(WilliamFaulkner,1897-1962)是美國現代最重要的小說家之一。

    他出生在南方一個沒落的莊園主家庭。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他參加過加拿大皇家空軍。

    複員後,上了一年大學,以後做過各種工作,同時業餘從事寫作。

    他最早的兩本小說是當時流行的文學潮流影響下的作品,本身沒有太多的特點。

    從第三部小說《沙多裡斯》(1929)開始,才形成自己獨特的題材與風格,即不斷寫“家鄉的那塊郵票般大小的地方”①,終于“創造出一個自己的天地”②。

    這個天地就是他所虛構的位于密西西比州北部的約克納帕塔法縣,這個縣的中心是傑弗生鎮。

    福克納後來的作品,除了少數幾部之外,都以這個縣和傑弗生鎮為背景。

    福克納的這套“約克納帕塔法世系”由十五部長篇和幾十個短篇小說組成。

    書中的主線是若幹個家族的興衰榮辱。

    這裡有康普生等莊園主世家,有斯諾普斯這樣的暴發戶,有本德侖這樣的窮白人農戶。

    另外,還有各式各樣的黑人、印第安人以及白人商人、牧師、律師、醫生、軍人、婦女等等。

    據統計,福克納筆下有名有姓的人物一共有六百個,其中較為飽滿完整的有一百多個。

    這些長、短篇小說本身是獨立的,但彼此又多少有些銜接、聯帶關系。

    主要人物也在各書中穿插出現。

    在這套“世系”中,福克納對兩百年來美國的南方社會作了寫照。

    南方社會的變遷,各階級、階層人物社會地位的浮沉升降,各種類型人物精神面貌的變化,都可以從福克納筆下見到映影——當然,不一定是十分客觀的映影。

     ①②福克納語,見《福克納評論集》第274頁。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年。

    ) 但福克納絕不僅僅是一個描繪地方色彩的鄉土作家。

    他更關心的是祖先的罪惡給後代留下的曆史負擔問題,機械、金錢文明對人性的摧殘問題,現代西方社會中人的異化問題,現代西方人與人之間的疏遠與難以溝通的問題,精神上的得救與淨化問題。

    他的作品象手術刀似的狠狠刺向南方的痼疾——不是政治、經濟上的而是精神、心理狀态上的痼疾。

    在觸及最敏感、最忌諱的問題上他可以說是敢于“刺刀見紅”。

    他書中所發出的痛苦的呐喊引起人們靈魂的震顫,撥動了人們最不想觸動的心弦。

    福克納所接觸的都是西方現代社會中每一個敏感的知識分子所面臨的重大問題,不解決這些問題人們便不能心安理得地生活下去。

    有人認為,他的作品在深刻性與精神氣質上,有與《聖經·舊約》、古希臘悲劇和莎士比亞悲劇相通之處。

    作者本人處在資本主義沒落時期,他書中寫的是南方種植園世家飄零子弟的精神苦悶,書中人物的這種苦悶與作者所處的曆史環境中一般敏感的知識分子的苦悶,本質上是共同的。

    正因如此,福克納被認為是一個表現了“時代精神”的重要作家。

     在藝術表現方面,福克納也是一個大膽的試驗者。

    他筆下的世界,與生活真實不一定“形似”。

    他追求的是反映精神實質與神韻的“神似”。

    他常常有意使生活變形、扭曲、誇大并突出其中的某些方面,使讀者在一個特定的角度,在強烈的光線的照耀下,看到了習以為常的生活中令人驚駭的一個方頁。

    他在“掘進”人物的内心生活上也達到了新的深度。

    他嘗試各種“多角度”的手法,以增加作品的層次感與逼真感。

    他還運用“時序颠倒”、“對位式結構”、“象征隐喻”等等藝術手段,使他的作品萬花筒般繁複、雜亂,同時引人入勝。

    他的小說在開初時顯得雜亂無章,但讀完後能給人留下一個異常鮮明的印象。

    “延宕”也是福克納愛用的一個手法,這個手法迫使有毅力與耐心的讀者跟随作者一起參加藝術創作的勞動,因此在掩卷時所得到的印象便不僅僅是作者硬攤派給他們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他們自己親自經曆後所得到的。

    在語言的運用上,福克納也有意突破常規以取得特殊的效果。

    福克納是一個在探索新手法上作了很多努力與試驗的作家。

     福克納雖早在三十年代就寫出了大部分重要作品,卻不受本國讀者賞識,還得常去好萊塢寫電影腳本以維持生活。

    但法國文學界一直很重視福克納。

    四十年代後期美國批評界也逐漸對他開始注意。

    一九四九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金頒發給了福克納。

     福克納的重要作品,除《喧嘩與騷動》外,還有《我彌留之際》(1930)、《八月之光》(1932)、《押沙龍,押沙龍!》(1936)、《去吧,摩西》(1942)以及《村子》(1940)、《小鎮》(1957)、《大宅》(1959)(以上三書合稱“斯諾普斯三部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