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緻我的妹妹貝爾塔
就說我不在！就說我不想見他們！就說我不想見任何人！
有一天，再也沒有人登門拜訪艾米·鄧巴小姐。
為這位老太太服務的用人總是難以持久，如今也不再出現。
關于這位小姐性情刁鑽、種族主義和粗暴無禮的傳言不胫而走。
“總會有工作需求勝過自尊心的人。
” 事實并非如此。
在艾米小姐看來，黑種人似乎全體協商一緻，拒絕為她服務。
最後一位女傭，是個十五歲的小姑娘，名叫拔示巴，她在鄧巴小姐家的一個月是哭着度過的。
每次她應聲開門的時候，日益罕見的訪客總是先看到以淚洗面的姑娘，然後無一例外地，都會聽見她身後傳來老婦人沙啞卻又刺耳的聲音。
“就說我不在！就說我沒興趣見他們！” 艾米·鄧巴小姐的侄子們知道老太太永遠不會離開她這所位于芝加哥郊外的房子。
當年離開新奧爾良的父母家，随丈夫來北方生活時，她說過，一生遷徙一次足矣。
隻有等她死了，才能把她從這座面朝密歇根湖、森林環繞的石頭房子裡擡出去。
“用不了多久了。
”她對負責料理日常開支、法律事務和其他不入她法眼的大小事宜的侄子說。
而絕逃不出她法眼的，是親戚想象她死去時發出的哪怕最細微的如釋重負的呼氣聲。
她并不生氣，隻一成不變地回答： “糟糕的是我已經習慣了活着，這已經成了我的習性。
”她邊說邊笑着露出母馬般的牙齒，那種盎格魯-撒克遜女人随着年齡增長逐漸向外突出的牙齒，盡管她隻有一半盎格魯-撒克遜血統，她的父親是個美國商人，為了教懶散的南方人做生意而定居在路易斯安那，母親是一位遙遠的祖上來自法國的優雅貴婦，露西·内伊。
艾米小姐常說，她和波拿巴元帥是親戚。
她的全名是阿梅莉亞·内伊·鄧巴。
艾米，艾米小姐，就像那座三角洲城市裡所有尊貴的女士那樣，被稱為小姐，她們有權利享受兩種稱呼，對應已婚的成熟和兩次童年，十五歲是小女孩兒，八十歲以後又成了小女孩兒…… “我不會堅持讓您去養老院。
”她的侄子向她解釋說，“但是如果您要繼續住在這所大房子裡，就需要有人幫您料理家務。
”他是個律師，執意用他想象中與這個高雅職業相稱的一切服飾元素來裝扮自己：白領藍襯衫，紅領帶，“布克兄弟”牌西裝，系帶皮鞋，工作日決不穿莫卡辛鞋，Godforbid！(1)
她甚至已經咬牙切齒了。
“希望您能夠盡力留住用人，伯母。
這所房子太大了。
” “可是所有人都走了。
” “要像老時代那樣照顧您，至少需要四個用人。
” “不，那個時代是年輕的時代，現在才是老時代，阿希巴爾德。
而且走的不是用人，是家人。
他們把我一個人丢下了。
” “當然，伯母，您說得對。
” “一向如此。
” 阿希巴爾德表示贊同。
“我們找到一位願意為您工作的墨西哥女士。
” “她們出了名的遊手好閑。
” “那不是事實。
是一種刻闆印象。
” “我禁止你幹涉我的固有觀念，侄子。
它們是我成見的盾牌。
成見，正如這個詞本身所指出的那樣，是形成見解所必需的。
明智的見解，阿希巴爾德，明智的見解。
我的信念很明确，根深蒂固不可動搖。
到了這個歲數誰都改變不了。
” 她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氣，帶着些許凄楚。
“墨西哥人都遊手好閑。
” “您試一下吧。
他們是殷勤周到、習慣于服從的人。
” “看見了吧，你也有自己的成見。
”艾米小姐笑了笑，整理着她白而蒼老的頭發，蒼老得已經開始泛黃，就像被丢棄的長時間暴曬在陽光下的紙張。
像一張報紙，阿希巴爾德心想，她整個人都已經變成一張古舊、泛黃、皺皺巴巴的報紙，寫滿了早已無人問津的消息…… 侄子阿希巴爾德經常去芝加哥的墨西哥裔聚居區，因為他的律所辦理大量涉及貿易、入籍、沒有綠卡的人等與從邊境以南來的移民和勞務相關的五花八門的業務。
除此之外，他去那裡也是因為他四十二歲了依然單身，并且堅信在結婚之前應當痛飲生命的酒杯，沒有家庭、兒女和老婆的牽絆……由于芝加哥是一座彙集了諸多文化的城市，艾米小姐這位别具一格的侄子按照民族區域不斷選擇女友，已經窮盡了烏克蘭區、波蘭區、中國區、匈牙利區和立陶宛區。
如今，工作與獵豔的美妙結合帶他來到了比爾森區，以捷克語——波希米亞啤酒之城的名字——命名的墨西哥區。
捷克人走後，墨西哥人逐漸占據了這塊地方，用菜市場、小吃店、音樂、色彩和文化中心填滿它，當然，還有同比爾森一樣好的啤酒。
很多人到此從事包裝工作，有的有合法身份，有的沒有，但都因為在切割和包裝肉類方面出色的手工技術受到高度贊賞。
這位律師，艾米小姐的侄子，成了勞工組成的大家庭中一個女孩的男朋友。
這些工人幾乎全部來自格雷羅州，所有人都因為親緣、感情、友愛和有時共同的名字而彼此聯系在一起。
他們互相幫助，組織聚會，就像一個大家庭，同時，和所有的家庭一樣，他們也會鬧矛盾。
一天晚上起了沖突，死了兩個人。
警察并沒有多費周折。
殺人犯有四個人，其中一個叫做佩雷斯，于是抓了四個佩雷斯，指控了他們。
他們幾乎不會說英語，沒辦法辯解，也不理解指控。
阿希巴爾德到監獄去見了其中一個，他告訴阿希巴爾德指控是不公正的，建立在為保護真兇而作的僞證之上，為的是盡快把嫌疑人送進監獄然後結案，他們不知道該如何為自己辯護。
阿希巴爾德接下了這個案子，就這樣認識了他在監獄所探訪的嫌疑人的妻子。
她叫何塞菲娜，他們剛剛完婚，是時候了，兩個人都四十歲了。
何塞菲娜會說英語，因為她的父親——一位叫福爾圖納托·阿亞拉的鋼鐵工人——在有了她之後就把她丢在了芝加哥。
然而事發時她在墨西哥，沒能及時幫助她丈夫。
“他可以在監獄裡學英語。
”阿希巴爾德建議說。
“嗯。
”何塞菲娜不置可否地答道，“但是，他最想學的是為自己辯護。
他想學英語，也想做律師。
您能讓他成為律師嗎？” “我可以給他上課，當然可以。
那你呢，何塞菲娜？”
為這位老太太服務的用人總是難以持久，如今也不再出現。
關于這位小姐性情刁鑽、種族主義和粗暴無禮的傳言不胫而走。
“總會有工作需求勝過自尊心的人。
” 事實并非如此。
在艾米小姐看來，黑種人似乎全體協商一緻，拒絕為她服務。
最後一位女傭，是個十五歲的小姑娘，名叫拔示巴，她在鄧巴小姐家的一個月是哭着度過的。
每次她應聲開門的時候，日益罕見的訪客總是先看到以淚洗面的姑娘，然後無一例外地，都會聽見她身後傳來老婦人沙啞卻又刺耳的聲音。
“就說我不在！就說我沒興趣見他們！” 艾米·鄧巴小姐的侄子們知道老太太永遠不會離開她這所位于芝加哥郊外的房子。
當年離開新奧爾良的父母家，随丈夫來北方生活時，她說過，一生遷徙一次足矣。
隻有等她死了，才能把她從這座面朝密歇根湖、森林環繞的石頭房子裡擡出去。
“用不了多久了。
”她對負責料理日常開支、法律事務和其他不入她法眼的大小事宜的侄子說。
而絕逃不出她法眼的，是親戚想象她死去時發出的哪怕最細微的如釋重負的呼氣聲。
她并不生氣，隻一成不變地回答： “糟糕的是我已經習慣了活着，這已經成了我的習性。
”她邊說邊笑着露出母馬般的牙齒，那種盎格魯-撒克遜女人随着年齡增長逐漸向外突出的牙齒，盡管她隻有一半盎格魯-撒克遜血統，她的父親是個美國商人，為了教懶散的南方人做生意而定居在路易斯安那，母親是一位遙遠的祖上來自法國的優雅貴婦，露西·内伊。
艾米小姐常說，她和波拿巴元帥是親戚。
她的全名是阿梅莉亞·内伊·鄧巴。
艾米，艾米小姐，就像那座三角洲城市裡所有尊貴的女士那樣，被稱為小姐，她們有權利享受兩種稱呼，對應已婚的成熟和兩次童年，十五歲是小女孩兒，八十歲以後又成了小女孩兒…… “我不會堅持讓您去養老院。
”她的侄子向她解釋說，“但是如果您要繼續住在這所大房子裡，就需要有人幫您料理家務。
”他是個律師，執意用他想象中與這個高雅職業相稱的一切服飾元素來裝扮自己：白領藍襯衫，紅領帶，“布克兄弟”牌西裝，系帶皮鞋，工作日決不穿莫卡辛鞋，Godforbid！
她甚至已經咬牙切齒了。
“希望您能夠盡力留住用人，伯母。
這所房子太大了。
” “可是所有人都走了。
” “要像老時代那樣照顧您，至少需要四個用人。
” “不，那個時代是年輕的時代，現在才是老時代，阿希巴爾德。
而且走的不是用人，是家人。
他們把我一個人丢下了。
” “當然，伯母，您說得對。
” “一向如此。
” 阿希巴爾德表示贊同。
“我們找到一位願意為您工作的墨西哥女士。
” “她們出了名的遊手好閑。
” “那不是事實。
是一種刻闆印象。
” “我禁止你幹涉我的固有觀念，侄子。
它們是我成見的盾牌。
成見，正如這個詞本身所指出的那樣，是形成見解所必需的。
明智的見解，阿希巴爾德，明智的見解。
我的信念很明确，根深蒂固不可動搖。
到了這個歲數誰都改變不了。
” 她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氣，帶着些許凄楚。
“墨西哥人都遊手好閑。
” “您試一下吧。
他們是殷勤周到、習慣于服從的人。
” “看見了吧，你也有自己的成見。
”艾米小姐笑了笑，整理着她白而蒼老的頭發，蒼老得已經開始泛黃，就像被丢棄的長時間暴曬在陽光下的紙張。
像一張報紙，阿希巴爾德心想，她整個人都已經變成一張古舊、泛黃、皺皺巴巴的報紙，寫滿了早已無人問津的消息…… 侄子阿希巴爾德經常去芝加哥的墨西哥裔聚居區，因為他的律所辦理大量涉及貿易、入籍、沒有綠卡的人等與從邊境以南來的移民和勞務相關的五花八門的業務。
除此之外，他去那裡也是因為他四十二歲了依然單身，并且堅信在結婚之前應當痛飲生命的酒杯，沒有家庭、兒女和老婆的牽絆……由于芝加哥是一座彙集了諸多文化的城市，艾米小姐這位别具一格的侄子按照民族區域不斷選擇女友，已經窮盡了烏克蘭區、波蘭區、中國區、匈牙利區和立陶宛區。
如今，工作與獵豔的美妙結合帶他來到了比爾森區，以捷克語——波希米亞啤酒之城的名字——命名的墨西哥區。
捷克人走後，墨西哥人逐漸占據了這塊地方，用菜市場、小吃店、音樂、色彩和文化中心填滿它，當然，還有同比爾森一樣好的啤酒。
很多人到此從事包裝工作，有的有合法身份，有的沒有，但都因為在切割和包裝肉類方面出色的手工技術受到高度贊賞。
這位律師，艾米小姐的侄子，成了勞工組成的大家庭中一個女孩的男朋友。
這些工人幾乎全部來自格雷羅州，所有人都因為親緣、感情、友愛和有時共同的名字而彼此聯系在一起。
他們互相幫助，組織聚會，就像一個大家庭，同時，和所有的家庭一樣，他們也會鬧矛盾。
一天晚上起了沖突，死了兩個人。
警察并沒有多費周折。
殺人犯有四個人，其中一個叫做佩雷斯，于是抓了四個佩雷斯，指控了他們。
他們幾乎不會說英語，沒辦法辯解，也不理解指控。
阿希巴爾德到監獄去見了其中一個，他告訴阿希巴爾德指控是不公正的，建立在為保護真兇而作的僞證之上，為的是盡快把嫌疑人送進監獄然後結案，他們不知道該如何為自己辯護。
阿希巴爾德接下了這個案子，就這樣認識了他在監獄所探訪的嫌疑人的妻子。
她叫何塞菲娜，他們剛剛完婚，是時候了，兩個人都四十歲了。
何塞菲娜會說英語，因為她的父親——一位叫福爾圖納托·阿亞拉的鋼鐵工人——在有了她之後就把她丢在了芝加哥。
然而事發時她在墨西哥，沒能及時幫助她丈夫。
“他可以在監獄裡學英語。
”阿希巴爾德建議說。
“嗯。
”何塞菲娜不置可否地答道，“但是，他最想學的是為自己辯護。
他想學英語，也想做律師。
您能讓他成為律師嗎？” “我可以給他上課，當然可以。
那你呢，何塞菲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