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永遠回不去的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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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底，“西安事變”和平解決，蔣介石卻将張學良扣押起來。
當時于鳳至正在美國舊金山陪伴子女求學，然而“學良不良，心急如焚”，她找宋子文幫助周旋。
随後從美國飛回南京求見蔣介石。
她多方奔走依然無果，張學良被判有期徒刑10年，爾後又遭長期軟禁。
在張學良被軟禁的開始幾年裡，于鳳至獲準陪伴在他身邊。
她陪着張學良由南京到浙江奉化、安徽黃山、江西萍鄉、湖南郴州和沅陵，1940年又被轉移到貴州修文陽明洞，輾轉颠簸了三年多。
這三年來，居無定所且行動言語都要受到監視，不能與外界互通有無。
要問那段日子有多痛苦多難熬，于鳳至從來不說，但她卻因心情郁結而患上乳癌。
她能陪他吃各種苦，卻不能不為他心疼，一個叱咤戰場的副司令，如今變成階下囚，被關在小屋裡，日日唱着《四郎探母》：我好比籠中鳥，有翅難飛……他的悲哀落寞，沒有人比她更懂。
她的病情終于惡化，再也熬不住，而且在美國的子女們也急需她的照拂，萬般無奈之下，她隻好再次回到美國。
但是想到能在外邊為了張學良的自由而努力，她的心又定了下來。
到了美國以後，于鳳至忍受着化療的痛苦，努力和癌症鬥争着，最後，她的頭發大把脫落，左乳被摘除，終于挺了過來。
就在病情稍微得到控制之後，她便開始為張學良的自由奔走呼籲，一邊還要為孩子們和張學良的生活做打算。
縱觀于鳳至這一生，她身上有一點最重要的品質，怕是張學良其他女人都沒有的，那就是膽識。
有一件事是在張學良被囚禁後，于鳳至考慮到丈夫一生的名節，将蔣介石的電文《不抵抗日軍》帶到美國，存入英國倫敦的彙豐銀行，副本也在美國一個秘密的地方存放。
無論宋美齡怎樣索要，于鳳至都不放手，她說：“我們都為人妻，作為我難道就不該為漢卿負責嗎？……在我手中，它則是一塊浴巾，可以擦去漢卿身上所有的恥辱罪名。
”這讓所有人都不得不佩服這個女人的膽識和魄力。
于鳳至到美國後，他們的聯系受到諸多限制，每次隻能簡短地互報個平安。
“每知他安康，我唯有痛哭”，這對她仿佛是最大的安慰。
1964年，台灣方面忽然傳出所謂張學良親筆《西安事變忏悔錄》，于鳳至并不知道這是蔣介石逼迫張學良寫的。
她一心以為是有人貶低張學良，損害張學良的聲譽。
這是她萬萬不能允許的，于是她開始在美國掀起了一場“營救張學良”的傳媒大戰。
彼時，《洛杉矶太陽報》、《紐約時報》上相繼出現文章抨擊此事，影響極大。
她的這一舉動，引起蔣家的恐慌。
這邊宋美齡借着張學良在台灣接受基督教洗禮一事讓他與于鳳至離婚，而那邊又以張學良的命為要挾，迫使于鳳至離婚，從而斷了張學良去美國的自由之路。
接到離婚協議書的她打電話問張學良，他隻淡淡地說：“我們永遠是我們，這事由你決定怎麼應付，我還是每天唱《四郎探母》。
” 對她來說，他的安全比什麼都重要，而且隻要有他那句“我們永遠是我們”就足夠了。
簽下離婚協議書的于鳳至，還親自寫信給趙四小姐： 妹慧鑒： “時間過得真快，自從1940年我赴美醫治乳癌，已經廿餘年不曾見面，真是隔海翹首，天各一方！ 記得是1928年秋天，在天津《大公報》上看到你父親趙燧山因你和漢卿到奉天而發表的《啟事》，聲稱與你斷絕父女關系。
那時雖然我與你還不相認，但卻有耳聞。
你是位聰明果斷，知書達理的賢慧女子。
你住進
當時于鳳至正在美國舊金山陪伴子女求學，然而“學良不良，心急如焚”，她找宋子文幫助周旋。
随後從美國飛回南京求見蔣介石。
她多方奔走依然無果，張學良被判有期徒刑10年，爾後又遭長期軟禁。
在張學良被軟禁的開始幾年裡，于鳳至獲準陪伴在他身邊。
她陪着張學良由南京到浙江奉化、安徽黃山、江西萍鄉、湖南郴州和沅陵，1940年又被轉移到貴州修文陽明洞，輾轉颠簸了三年多。
這三年來，居無定所且行動言語都要受到監視，不能與外界互通有無。
要問那段日子有多痛苦多難熬，于鳳至從來不說，但她卻因心情郁結而患上乳癌。
她能陪他吃各種苦，卻不能不為他心疼，一個叱咤戰場的副司令，如今變成階下囚，被關在小屋裡，日日唱着《四郎探母》：我好比籠中鳥，有翅難飛……他的悲哀落寞，沒有人比她更懂。
她的病情終于惡化，再也熬不住，而且在美國的子女們也急需她的照拂，萬般無奈之下，她隻好再次回到美國。
但是想到能在外邊為了張學良的自由而努力，她的心又定了下來。
到了美國以後，于鳳至忍受着化療的痛苦，努力和癌症鬥争着，最後，她的頭發大把脫落，左乳被摘除，終于挺了過來。
就在病情稍微得到控制之後，她便開始為張學良的自由奔走呼籲，一邊還要為孩子們和張學良的生活做打算。
縱觀于鳳至這一生，她身上有一點最重要的品質，怕是張學良其他女人都沒有的，那就是膽識。
有一件事是在張學良被囚禁後，于鳳至考慮到丈夫一生的名節，将蔣介石的電文《不抵抗日軍》帶到美國，存入英國倫敦的彙豐銀行，副本也在美國一個秘密的地方存放。
無論宋美齡怎樣索要，于鳳至都不放手，她說：“我們都為人妻，作為我難道就不該為漢卿負責嗎？……在我手中，它則是一塊浴巾，可以擦去漢卿身上所有的恥辱罪名。
”這讓所有人都不得不佩服這個女人的膽識和魄力。
于鳳至到美國後，他們的聯系受到諸多限制，每次隻能簡短地互報個平安。
“每知他安康，我唯有痛哭”，這對她仿佛是最大的安慰。
1964年，台灣方面忽然傳出所謂張學良親筆《西安事變忏悔錄》，于鳳至并不知道這是蔣介石逼迫張學良寫的。
她一心以為是有人貶低張學良，損害張學良的聲譽。
這是她萬萬不能允許的，于是她開始在美國掀起了一場“營救張學良”的傳媒大戰。
彼時，《洛杉矶太陽報》、《紐約時報》上相繼出現文章抨擊此事，影響極大。
她的這一舉動，引起蔣家的恐慌。
這邊宋美齡借着張學良在台灣接受基督教洗禮一事讓他與于鳳至離婚，而那邊又以張學良的命為要挾，迫使于鳳至離婚，從而斷了張學良去美國的自由之路。
接到離婚協議書的她打電話問張學良，他隻淡淡地說：“我們永遠是我們，這事由你決定怎麼應付，我還是每天唱《四郎探母》。
” 對她來說，他的安全比什麼都重要，而且隻要有他那句“我們永遠是我們”就足夠了。
簽下離婚協議書的于鳳至，還親自寫信給趙四小姐： 妹慧鑒： “時間過得真快，自從1940年我赴美醫治乳癌，已經廿餘年不曾見面，真是隔海翹首，天各一方！ 記得是1928年秋天，在天津《大公報》上看到你父親趙燧山因你和漢卿到奉天而發表的《啟事》，聲稱與你斷絕父女關系。
那時雖然我與你還不相認，但卻有耳聞。
你是位聰明果斷，知書達理的賢慧女子。
你住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