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 永不屬于我的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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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意識不清，但我知道那顆擊穿我腹部的子彈并未傷及内髒，它損壞了神經與肌腱，最終嵌入胯骨，差點打中了脊柱。
我知道自己失血頗多，雖是所謂的大衆血型，但不曉得是當年聖何塞醫院的儲備不足，抑或苦難的波哥大社會對此的需求實在太多，總之為了救我一命，父親與妹妹都不得不來獻血。
我知道自己運氣不錯。
每個人逮到機會都要跟我念叨一番，但其實我自己明白，本能地明白。
幸運，記憶中這是我清醒之後首先意識到的。
至于待在外科那三天的光景，我已經記不起來了，它們消失得無影無蹤，被間或注射的麻醉劑全然阻隔。
我記不起那些幻覺，但确信它們曾經真實地出現過；我記不起身體劇烈的顫抖曾令我從床上摔了下去，記不起為免此事再度發生他們曾将我綁縛在了床上，然而那種強烈的幽閉恐懼，意識裡那一份可怕的脆弱卻是異常的清晰。
我還記得我發起燒來，夜裡淋漓的汗水将我全身浸得透濕，結果護士們不得不趕來将床單換掉。
我記得拔掉呼吸管時他們傷到了我的喉嚨，弄破了我幹裂的唇角。
我記得自己在叫喊時發出的聲音，我也知道——盡管已經記不起來，我的叫聲為同處一層的其他患者平添了痛苦。
于是，在病人和家屬的抱怨聲中，護士最終為我換了房間，也正是在這間新病房裡，我的神志恢複了短暫的清明，我詢問了裡卡多·拉韋德的情況，随即得知（記不清是從誰的口中），他已經死了。
我不認為自己曾為此感到難過，确切地說，我弄不清自己是否難過。
我不明白究竟是這消息帶來了悲傷，還是那疼痛使得我掉淚。
我隻知道，當時的自己正被活下去這件事情全盤占據，眼見人們圍繞在我身邊，肆無忌憚地議論我的境況是如何兇險，我不可能過多地去想死去的旁人。
然而無論如何，我記得自己并沒有将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歸咎于他。
我是後來才這麼做的。
我詛咒裡卡多·拉韋德，詛咒我們相識的那一刻，腦子裡總是閃現他得對我的不幸直接負責的念頭。
我很高興他已經死了：作為令我受罪的報應，他痛苦的死亡是我所樂見的。
我的意識時斷時續，在一片混沌當中，以隻言片語回答着父母的問題。
你在台球室跟他認識的？對。
你不曉得他是做什麼的，不曉得他給卷進那些怪事裡了？不。
他們為什麼殺他？不知道。
他們為什麼殺他，安東尼奧？不知道，不知道。
安東尼奧，他們為什麼殺他？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問題被堅持不懈地重複着，而我的答案始終如一。
于是很快便清楚了，這問題其實并不需要答案，它更多隻是一種埋怨罷了。
而就在拉韋德被槍擊的同一個晚上，另有十六起兇殺案在這座城市的不同角落，以不同的方式發生了。
給我留下印象的有内弗利塔·古鐵雷斯一案——出租車司機，遭人用扳手毆打緻死；以及哈伊洛·阿萊杭德羅·尼諾一案——汽車修理工，在西邊的荒地裡被砍了九刀。
再有便是拉韋德了。
倘若奢侈地認為自己是有資格得到一個答案的，那我們也未免太不知道天高地厚了。
“可他做了什麼讓人想要殺他？”父親問我。
“不知道，”我說，“他什麼也沒做過。
” “一定還是有點什麼。
”他對我說。
“現在還提這個幹嗎。
”母親說。
“也是啊，”父親便道，“還提這個幹嗎。
” 當我漸漸開始下床走動，對拉韋德的恨意便讓位給對自己身體的仇視——我憎恨我的身體所感知的一切。
随後，這份以自己為目标的憤懑又轉化成對他人的厭惡，我不願見任何人，我把家人從醫院趕走，并且禁止他們再來看我，除非我的情況有所好轉。
“可我們擔心你啊，”母親說，“我們想要照顧你。
”“可我不想。
我不想讓你照顧，不想讓任何人照顧。
我隻想你們走開。
”“那你有什麼需要該怎麼辦呢？我們原本能幫幫你，結果卻不在你跟前？”“我什麼都不要。
我要的隻是一個人待着。
我隻想一個人。
”我想尋求清靜。
刹那間我記起了萊昂·德·格雷夫的詩句，他是我在席爾瓦舊居常聽的另一位詩人。
（詩歌總在意想不到的時刻催逼着我們。
）“我想品嘗靜默，陪伴無法将我治愈。
”就讓我一個人吧。
是了，這便是我對父母說的：就讓我一個人吧。
一位醫生來為我講解我手中觸發器的使用方法：當疼得厲害時，他告訴我，把按鈕按一下，一劑嗎啡便會通過靜脈以最快的速度替我減輕痛楚。
不過它的用量是有限制的。
頭一天才過去三分之一時，當日的嗎啡劑量便已被我揮霍殆盡（我把按鈕按得好像小孩子在打遊戲機），于是接下來的數個鐘頭成了我記憶當中最接近地獄的光景。
在疼痛與嗎啡炮制的幻覺之中，我度過了養傷的那段時日。
我仿佛是故事裡的囚徒，随時都會感到疼痛，痛得毫無規律可言。
每每睜眼便會置身詭異的場景，最離奇的是那些場景從未令我感到絲毫熟悉，而總仿佛是初見似的。
在某一個我無從确認的時刻，奧拉出現在了這場景當中，我一睜眼便見到她坐在棕色沙發上的身影，凝望我的眼光含着真誠的同情。
這是一種新奇的體驗（其新奇之處就在于意識到有個女人正注視着我、照顧着我，而她同時也正盼望着我女兒的出生）。
不過那一刻的我，并不曾想到這些吧。
夜晚。
我記得那些夜晚。
對黑暗的恐懼在我住院的最後日子裡襲來，一年之後方肯退卻：每到下午六點半，波哥大的黑夜驟然降臨的時刻，我的心髒便開始劇烈地跳動——起初得數名醫生費盡唇舌才能使我相信，我并不是即刻便會死于梗死。
波哥大的漫漫長夜總是超過十一個鐘頭，不分時節季候，不管不顧地使害怕它的人内心承受着煎熬。
在醫院時，這樣的夜晚也令我不堪忍受。
醫院的夜晚有它自己的記号：燈火通明的白色走廊，透進白色病房的昏暗的霓虹燈光。
而我的房間是絕對的黑暗——街上的燈光夠不上我的第十層。
我害怕一睜眼就會變成瞎子，僅僅是這樣的想象便逼得我得開着燈入睡，就好像小時候那樣。
奧拉适應這種有光的夜晚比我預期中要好。
她有時會試着戴上飛機上贈送的眼罩，可以制造私人黑暗空間的那種；要麼就認命地打開電視看看廣告節目，在可以切各種水果的機器和能幫身體減脂的潤膚膏上尋些樂子。
當然，她自己的身體也正發生着變化：一個名叫萊蒂西亞的小女孩正在她的體内長大，我卻沒有能力将她應得的關注給她。
不止一個夜晚我在荒唐的噩夢中驚醒：我回到了父母家居住，這次帶着奧拉，突然間煤氣爐發生爆炸，全家就要死了，我雖然對此已有察覺，卻還是什麼也做不成。
于是無論幾點我都要給家裡打個電話，僅僅是為了确認現實當中并沒有任何事情發生，确認夢依然隻是個夢。
奧拉試圖令我平靜下來。
她一直注視着我，我能夠感受到她的注視。
“沒什麼。
”我對她說。
隻有天快亮時我才能睡上幾個鐘頭，我蜷縮着，像一條被煙花炮仗吓壞了的狗。
我問自己夢裡為什麼沒有萊蒂西亞，萊蒂西亞做了什麼，令她在夢中遭受了驅逐。
在我記憶之中，接下來的幾個月是一段巨大的恐懼和細小的不便交織的光景。
在大街上我會突然感到自己正在被人監視。
槍擊造成的身體損傷令我不得不用起了拐杖。
左腿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痛感，那是一種類似闌尾炎即将發作的感受。
醫生們向我解釋神經生長是如何緩慢，以及恢複自主能力尚需多少時日，我雖然在聽，卻總也聽不明白，抑或說，不明白他們講的是我。
另外某處，在相距很遠的地方，我的女人正為着一件完全不同的事情思忖着另一群醫生的建議，她在吃補充葉酸的藥片，并且注射腎上腺皮質激素針劑，為的是促進胎兒的肺部發育（奧拉的家族有早産的遺傳史）。
她的肚子正發生着變化，可我卻并未留意。
她将我的手放在隆起的肚皮側邊：“那兒，就是那兒。
感覺到了嗎？”“感覺什麼？”我問。
“我也說不清，像是一隻蝴蝶，像是小小的翅膀在皮膚上擦過。
不曉得你明不明白我在說些什麼。
”我告訴她是的，告訴她我完全明白，盡管這是徹頭徹尾的謊言。
我感覺不到任何東西，我心不在焉。
恐懼令我心不在焉：我想象着兇手們的臉孔，就藏在護鏡的後面；槍擊時的轟響，持久的呼嘯震得我鼓膜生疼；突然湧出的鮮血。
甚至直到而今，這樣寫着的時候我依然能夠回想起那些細節，即使那冰冷的恐懼已經不在我的體内。
最初的症狀出現以後，接待我的那位治療專家用他那不可思議的語言将這恐懼稱作“創傷後壓力症”，據他所說，這跟之前炸彈肆虐的年代對我們造成的摧殘有着莫大的關聯。
“因此，假使您的私密生活有什麼問題，無須擔心，”那男人告訴我（瞧他的用詞，“私密生活”）。
對此我無話可說。
“身體正同某種嚴肅的事物進行着鬥争，”醫生繼續道，“它須得全神貫注，剔除掉那些不必要的東西。
而力比多就是最先出局的，您明白我的意思嗎？所以啊，用不着擔心。
一切機能障礙都是正常的。
”我依然沒有作答。
機能障礙：這用語讓我覺得醜陋不堪，它的發音令我感到唐突，它使空氣變得污濁，我想我不會把這件事情講給奧拉。
那醫生仍在喋喋不休，沒有什麼法子能把他的嘴巴堵上。
他告訴我，恐懼是我這一輩的波哥大人最為常見的症狀。
他還說，我的情況并不特别：興許它會過去的，就像曾經造訪他診所的所有人那樣。
他把這一切說給我聽。
可他一直沒弄清楚的是，我對這種理性的解釋根本不感興趣，更别提他說的那些關于嚴重心悸的統計學觀點，以及在另一些情境下突然出汗會多滑稽，我想要的是可以讓不正常的流汗和心悸消失的魔咒，是能夠令我重新順利入睡的禱文。
我習慣了夜行動物般的作息：每當被某種聲響，抑或被某種聲響的錯覺驅趕了睡夢（同時聽憑着腿上痛覺的擺布），我便摸出手杖，走去客廳，在躺椅上坐下，就這樣注視着夜晚在波哥大的山丘間流動，注視着天空明淨時飛機上紅紅綠綠的燈光，注視着露珠在窗戶上凝結，在降溫的黎明好似一道白色的影子。
然而如此的錯亂不堪并不是夜間的專利，清醒時也是一樣。
拉韋德的事情已經過去好幾個月，可我仍舊受不得排氣管的聲響，受不得大力關門的聲響，甚至一本厚書以特定的方式跌落在特定的地面都會令我陷入焦慮和妄想。
在任何時候，不需要什麼明确的因由，我可能突然間傷心落淚。
哭泣毫無預兆地降臨在我身上：在餐桌上，在父母和奧拉面前，甚至是在朋友的聚會上。
而“自己有病”的覺悟又與羞恥感緊密相連。
起初，總會有人過來給我一個擁抱，總會有些安撫小孩子的勸慰：“都過去啦，安東尼奧，過去啦。
”然而時間一長，人們，我身邊的人們習慣了我突如其來的哭泣，于是勸慰的話語止歇了，擁抱消失了，更深的羞恥感便随之而來——顯而易見，我不僅讓他們心生憐憫，同時也讓他們覺得荒唐了。
而在生人面前，在對我全無情誼和悲憫的人們面前，情況就更壞了。
康複後的最初那幾堂課上，一次有個學生向我詢問馮·耶林(1)的理論。
“司法，”我講道，“是由雙重的基礎演化而來：個人為了保障權利進行的鬥争，以及國家為了強制推行必要的秩序而進行的鬥争。
”“既然如此，”那個學生問，“那我們可不可以說，如果某人感到受了威脅或侵犯時做出了反應，他就是法律真正的締造者？”我随即打算給他講講從前那個一切法律都包含在宗教當中的年代，那個倫理道德和衛生學，公和私的差别都還不存在的遙遠的年代。
可我沒能做到。
我用領帶蒙住了雙眼，哭了起來。
讨論中止了。
散場的時候我聽見一個學生說：“可憐的家夥。
他這是走不出來了。
” 那不是我最後一次聽到這樣的論斷。
某天夜裡奧拉回來得很晚，她去和女伴們聚會了，這樣的聚會在我的城市有個英文名字，叫作shower，意思是禮物像下雨一樣送給準媽媽。
她進門時小心翼翼，顯然是怕驚擾我的睡眠，結果卻發現我正點燈熬油地做着筆記——關于那位使我陷入危機的馮·耶林。
“怎麼不去睡？”她問，而那實際上并不是一個問題。
“我在工作，”我說，“做完就睡。
”我記得她随即脫下了薄大衣（不，不是大衣，算是風衣吧），将它搭在藤椅的靠背上，然後倚着門框，一手托着巨大的腹部，另一隻手撫了撫頭發，一副不自然的情态，全然
我知道自己失血頗多，雖是所謂的大衆血型，但不曉得是當年聖何塞醫院的儲備不足，抑或苦難的波哥大社會對此的需求實在太多，總之為了救我一命，父親與妹妹都不得不來獻血。
我知道自己運氣不錯。
每個人逮到機會都要跟我念叨一番，但其實我自己明白，本能地明白。
幸運，記憶中這是我清醒之後首先意識到的。
至于待在外科那三天的光景，我已經記不起來了，它們消失得無影無蹤，被間或注射的麻醉劑全然阻隔。
我記不起那些幻覺，但确信它們曾經真實地出現過；我記不起身體劇烈的顫抖曾令我從床上摔了下去，記不起為免此事再度發生他們曾将我綁縛在了床上，然而那種強烈的幽閉恐懼，意識裡那一份可怕的脆弱卻是異常的清晰。
我還記得我發起燒來，夜裡淋漓的汗水将我全身浸得透濕，結果護士們不得不趕來将床單換掉。
我記得拔掉呼吸管時他們傷到了我的喉嚨，弄破了我幹裂的唇角。
我記得自己在叫喊時發出的聲音，我也知道——盡管已經記不起來，我的叫聲為同處一層的其他患者平添了痛苦。
于是，在病人和家屬的抱怨聲中，護士最終為我換了房間，也正是在這間新病房裡，我的神志恢複了短暫的清明，我詢問了裡卡多·拉韋德的情況，随即得知（記不清是從誰的口中），他已經死了。
我不認為自己曾為此感到難過，确切地說，我弄不清自己是否難過。
我不明白究竟是這消息帶來了悲傷，還是那疼痛使得我掉淚。
我隻知道，當時的自己正被活下去這件事情全盤占據，眼見人們圍繞在我身邊，肆無忌憚地議論我的境況是如何兇險，我不可能過多地去想死去的旁人。
然而無論如何，我記得自己并沒有将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歸咎于他。
我是後來才這麼做的。
我詛咒裡卡多·拉韋德，詛咒我們相識的那一刻，腦子裡總是閃現他得對我的不幸直接負責的念頭。
我很高興他已經死了：作為令我受罪的報應，他痛苦的死亡是我所樂見的。
我的意識時斷時續，在一片混沌當中，以隻言片語回答着父母的問題。
你在台球室跟他認識的？對。
你不曉得他是做什麼的，不曉得他給卷進那些怪事裡了？不。
他們為什麼殺他？不知道。
他們為什麼殺他，安東尼奧？不知道，不知道。
安東尼奧，他們為什麼殺他？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問題被堅持不懈地重複着，而我的答案始終如一。
于是很快便清楚了，這問題其實并不需要答案，它更多隻是一種埋怨罷了。
而就在拉韋德被槍擊的同一個晚上，另有十六起兇殺案在這座城市的不同角落，以不同的方式發生了。
給我留下印象的有内弗利塔·古鐵雷斯一案——出租車司機，遭人用扳手毆打緻死；以及哈伊洛·阿萊杭德羅·尼諾一案——汽車修理工，在西邊的荒地裡被砍了九刀。
再有便是拉韋德了。
倘若奢侈地認為自己是有資格得到一個答案的，那我們也未免太不知道天高地厚了。
“可他做了什麼讓人想要殺他？”父親問我。
“不知道，”我說，“他什麼也沒做過。
” “一定還是有點什麼。
”他對我說。
“現在還提這個幹嗎。
”母親說。
“也是啊，”父親便道，“還提這個幹嗎。
” 當我漸漸開始下床走動，對拉韋德的恨意便讓位給對自己身體的仇視——我憎恨我的身體所感知的一切。
随後，這份以自己為目标的憤懑又轉化成對他人的厭惡，我不願見任何人，我把家人從醫院趕走，并且禁止他們再來看我，除非我的情況有所好轉。
“可我們擔心你啊，”母親說，“我們想要照顧你。
”“可我不想。
我不想讓你照顧，不想讓任何人照顧。
我隻想你們走開。
”“那你有什麼需要該怎麼辦呢？我們原本能幫幫你，結果卻不在你跟前？”“我什麼都不要。
我要的隻是一個人待着。
我隻想一個人。
”我想尋求清靜。
刹那間我記起了萊昂·德·格雷夫的詩句，他是我在席爾瓦舊居常聽的另一位詩人。
（詩歌總在意想不到的時刻催逼着我們。
）“我想品嘗靜默，陪伴無法将我治愈。
”就讓我一個人吧。
是了，這便是我對父母說的：就讓我一個人吧。
一位醫生來為我講解我手中觸發器的使用方法：當疼得厲害時，他告訴我，把按鈕按一下，一劑嗎啡便會通過靜脈以最快的速度替我減輕痛楚。
不過它的用量是有限制的。
頭一天才過去三分之一時，當日的嗎啡劑量便已被我揮霍殆盡（我把按鈕按得好像小孩子在打遊戲機），于是接下來的數個鐘頭成了我記憶當中最接近地獄的光景。
在疼痛與嗎啡炮制的幻覺之中，我度過了養傷的那段時日。
我仿佛是故事裡的囚徒，随時都會感到疼痛，痛得毫無規律可言。
每每睜眼便會置身詭異的場景，最離奇的是那些場景從未令我感到絲毫熟悉，而總仿佛是初見似的。
在某一個我無從确認的時刻，奧拉出現在了這場景當中，我一睜眼便見到她坐在棕色沙發上的身影，凝望我的眼光含着真誠的同情。
這是一種新奇的體驗（其新奇之處就在于意識到有個女人正注視着我、照顧着我，而她同時也正盼望着我女兒的出生）。
不過那一刻的我，并不曾想到這些吧。
夜晚。
我記得那些夜晚。
對黑暗的恐懼在我住院的最後日子裡襲來，一年之後方肯退卻：每到下午六點半，波哥大的黑夜驟然降臨的時刻，我的心髒便開始劇烈地跳動——起初得數名醫生費盡唇舌才能使我相信，我并不是即刻便會死于梗死。
波哥大的漫漫長夜總是超過十一個鐘頭，不分時節季候，不管不顧地使害怕它的人内心承受着煎熬。
在醫院時，這樣的夜晚也令我不堪忍受。
醫院的夜晚有它自己的記号：燈火通明的白色走廊，透進白色病房的昏暗的霓虹燈光。
而我的房間是絕對的黑暗——街上的燈光夠不上我的第十層。
我害怕一睜眼就會變成瞎子，僅僅是這樣的想象便逼得我得開着燈入睡，就好像小時候那樣。
奧拉适應這種有光的夜晚比我預期中要好。
她有時會試着戴上飛機上贈送的眼罩，可以制造私人黑暗空間的那種；要麼就認命地打開電視看看廣告節目，在可以切各種水果的機器和能幫身體減脂的潤膚膏上尋些樂子。
當然，她自己的身體也正發生着變化：一個名叫萊蒂西亞的小女孩正在她的體内長大，我卻沒有能力将她應得的關注給她。
不止一個夜晚我在荒唐的噩夢中驚醒：我回到了父母家居住，這次帶着奧拉，突然間煤氣爐發生爆炸，全家就要死了，我雖然對此已有察覺，卻還是什麼也做不成。
于是無論幾點我都要給家裡打個電話，僅僅是為了确認現實當中并沒有任何事情發生，确認夢依然隻是個夢。
奧拉試圖令我平靜下來。
她一直注視着我，我能夠感受到她的注視。
“沒什麼。
”我對她說。
隻有天快亮時我才能睡上幾個鐘頭，我蜷縮着，像一條被煙花炮仗吓壞了的狗。
我問自己夢裡為什麼沒有萊蒂西亞，萊蒂西亞做了什麼，令她在夢中遭受了驅逐。
在我記憶之中，接下來的幾個月是一段巨大的恐懼和細小的不便交織的光景。
在大街上我會突然感到自己正在被人監視。
槍擊造成的身體損傷令我不得不用起了拐杖。
左腿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痛感，那是一種類似闌尾炎即将發作的感受。
醫生們向我解釋神經生長是如何緩慢，以及恢複自主能力尚需多少時日，我雖然在聽，卻總也聽不明白，抑或說，不明白他們講的是我。
另外某處，在相距很遠的地方，我的女人正為着一件完全不同的事情思忖着另一群醫生的建議，她在吃補充葉酸的藥片，并且注射腎上腺皮質激素針劑，為的是促進胎兒的肺部發育（奧拉的家族有早産的遺傳史）。
她的肚子正發生着變化，可我卻并未留意。
她将我的手放在隆起的肚皮側邊：“那兒，就是那兒。
感覺到了嗎？”“感覺什麼？”我問。
“我也說不清，像是一隻蝴蝶，像是小小的翅膀在皮膚上擦過。
不曉得你明不明白我在說些什麼。
”我告訴她是的，告訴她我完全明白，盡管這是徹頭徹尾的謊言。
我感覺不到任何東西，我心不在焉。
恐懼令我心不在焉：我想象着兇手們的臉孔，就藏在護鏡的後面；槍擊時的轟響，持久的呼嘯震得我鼓膜生疼；突然湧出的鮮血。
甚至直到而今，這樣寫着的時候我依然能夠回想起那些細節，即使那冰冷的恐懼已經不在我的體内。
最初的症狀出現以後，接待我的那位治療專家用他那不可思議的語言将這恐懼稱作“創傷後壓力症”，據他所說，這跟之前炸彈肆虐的年代對我們造成的摧殘有着莫大的關聯。
“因此，假使您的私密生活有什麼問題，無須擔心，”那男人告訴我（瞧他的用詞，“私密生活”）。
對此我無話可說。
“身體正同某種嚴肅的事物進行着鬥争，”醫生繼續道，“它須得全神貫注，剔除掉那些不必要的東西。
而力比多就是最先出局的，您明白我的意思嗎？所以啊，用不着擔心。
一切機能障礙都是正常的。
”我依然沒有作答。
機能障礙：這用語讓我覺得醜陋不堪，它的發音令我感到唐突，它使空氣變得污濁，我想我不會把這件事情講給奧拉。
那醫生仍在喋喋不休，沒有什麼法子能把他的嘴巴堵上。
他告訴我，恐懼是我這一輩的波哥大人最為常見的症狀。
他還說，我的情況并不特别：興許它會過去的，就像曾經造訪他診所的所有人那樣。
他把這一切說給我聽。
可他一直沒弄清楚的是，我對這種理性的解釋根本不感興趣，更别提他說的那些關于嚴重心悸的統計學觀點，以及在另一些情境下突然出汗會多滑稽，我想要的是可以讓不正常的流汗和心悸消失的魔咒，是能夠令我重新順利入睡的禱文。
我習慣了夜行動物般的作息：每當被某種聲響，抑或被某種聲響的錯覺驅趕了睡夢（同時聽憑着腿上痛覺的擺布），我便摸出手杖，走去客廳，在躺椅上坐下，就這樣注視着夜晚在波哥大的山丘間流動，注視着天空明淨時飛機上紅紅綠綠的燈光，注視着露珠在窗戶上凝結，在降溫的黎明好似一道白色的影子。
然而如此的錯亂不堪并不是夜間的專利，清醒時也是一樣。
拉韋德的事情已經過去好幾個月，可我仍舊受不得排氣管的聲響，受不得大力關門的聲響，甚至一本厚書以特定的方式跌落在特定的地面都會令我陷入焦慮和妄想。
在任何時候，不需要什麼明确的因由，我可能突然間傷心落淚。
哭泣毫無預兆地降臨在我身上：在餐桌上，在父母和奧拉面前，甚至是在朋友的聚會上。
而“自己有病”的覺悟又與羞恥感緊密相連。
起初，總會有人過來給我一個擁抱，總會有些安撫小孩子的勸慰：“都過去啦，安東尼奧，過去啦。
”然而時間一長，人們，我身邊的人們習慣了我突如其來的哭泣，于是勸慰的話語止歇了，擁抱消失了，更深的羞恥感便随之而來——顯而易見，我不僅讓他們心生憐憫，同時也讓他們覺得荒唐了。
而在生人面前，在對我全無情誼和悲憫的人們面前，情況就更壞了。
康複後的最初那幾堂課上，一次有個學生向我詢問馮·耶林
“司法，”我講道，“是由雙重的基礎演化而來：個人為了保障權利進行的鬥争，以及國家為了強制推行必要的秩序而進行的鬥争。
”“既然如此，”那個學生問，“那我們可不可以說，如果某人感到受了威脅或侵犯時做出了反應，他就是法律真正的締造者？”我随即打算給他講講從前那個一切法律都包含在宗教當中的年代，那個倫理道德和衛生學，公和私的差别都還不存在的遙遠的年代。
可我沒能做到。
我用領帶蒙住了雙眼，哭了起來。
讨論中止了。
散場的時候我聽見一個學生說：“可憐的家夥。
他這是走不出來了。
” 那不是我最後一次聽到這樣的論斷。
某天夜裡奧拉回來得很晚，她去和女伴們聚會了，這樣的聚會在我的城市有個英文名字，叫作shower，意思是禮物像下雨一樣送給準媽媽。
她進門時小心翼翼，顯然是怕驚擾我的睡眠，結果卻發現我正點燈熬油地做着筆記——關于那位使我陷入危機的馮·耶林。
“怎麼不去睡？”她問，而那實際上并不是一個問題。
“我在工作，”我說，“做完就睡。
”我記得她随即脫下了薄大衣（不，不是大衣，算是風衣吧），将它搭在藤椅的靠背上，然後倚着門框，一手托着巨大的腹部，另一隻手撫了撫頭發，一副不自然的情态，全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