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與伊娃 庇隆的幽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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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鐵門的屍體
布宜諾斯艾利斯，一九七二年四月至六月
像博爾赫斯那樣勾勒一個故事：
獨裁者被推翻了，過半人民歡欣鼓舞。
是他讓監獄擁塞，國庫空虛。
和許多獨裁者一樣，他起初做得不壞。
他想讓他的國家變得偉大。
但他自己并非一個偉大的人；而這個國家大概也無法變得偉大。
十七年過去了，這個國家依然缺少偉大的人；國庫依然空虛；人民處在絕望的邊緣。
他們開始回想起，獨裁者曾經夢想讓這個國家變得偉大、回想起他是一個強有力的人、回想起他曾經慷慨饋贈窮人。
獨裁者在流亡。
人民開始呼喚他的回歸，而獨裁者已入暮年。
人民又回想起獨裁者的夫人。
她熱愛窮人、憎惡富人，她年輕美麗。
她仍然活在人民心中，因為她死于獨裁中期，死時仍然年輕，而她的遺體一直奇迹般地沒有腐爛。
博爾赫斯說：“我可永遠也寫不出這樣一個故事。
” 在被剝奪公民權利并流亡十七年後，七十六歲的胡安·庇隆在被稱為鐵門的馬德裡郊區向阿根廷軍人政權宣布媾和條件。
一九四三年，陸軍上校庇隆積極鼓吹激進民族主義，發展成為阿根廷的一股勢力；一九四六到一九五五年，他在兩次選舉中獲勝，成為掌控阿根廷的獨裁者。
他的夫人伊娃沒有正式職務，卻和他一道執掌政權，直到一九五二年。
她在那一年死去。
庇隆為她花費重金做了防腐處理，現在，她的屍體停放在鐵門，和庇隆在一起。
一九五六年，在被軍隊推翻僅一年之後，庇隆在巴拿馬寫道：“我擔心某些奸猾的人将控制阿根廷。
”現在，阿根廷在曆經八任總統之後（其中六任是軍人），正處于一場沒有哪個阿根廷人能夠完全解釋的危機之中。
國土像印度一樣廣闊，擁有兩千三百萬人口，盛産牲畜、谷物和巴塔哥尼亞石油，并且在安第斯山脈擁有富饒的礦藏，這個強大的國家卻無法解釋地迷失了方向。
人人都心懷不滿，突然間人人又幾乎都成了庇隆主義者。
其中不僅有庇隆早期慷慨施舍過的工人階級，有馬克思主義者，甚至還有年輕的中産階級。
在這些年輕人父母的記憶中，庇隆是暴君、施虐狂和竊賊。
比索已經跌入地獄：一九四七年一美元可以兌換五比索，一九四九年十六比索，一九六六年二百五十比索，一九七〇年四百比索，去年[1]六月四百二十比索，今年四月九百六十比索，五月一千一百比索。
自庇隆時期以來，通脹率一直穩定在百分之二十五，而現在已躍升至百分之六十。
銀行的儲蓄利息是百分之二十四。
當通脹到達這樣一種爆發階段，隻有做火災保險才能賺錢。
保費上漲，索賠減少。
當物價一周周飛漲，不知為何很少發生火災。
對其他所有人而言，這就是一場夢魇。
籌措資金幾乎不可能；就算籌到了，如果你要買房子，拖延一周就可能讓你多支付兩三百美元（許多商人更願意用美元進行交易）。
工資、物價和彙率：人人都在談錢，有經濟能力的人都在黑市上購買美元。
很快，甚至連遊客也感染了這種歇斯底裡。
兩個月内，一間酒店客房的價格從七千比索漲至九千比索，一包煙從六百三十比索漲至八百二十比索。
貨币隻能小額兌換；必須時刻關注市場行情。
比索對美元有一天跌至一千二百五十比一。
這是公衆過度恐慌，還是新的衰退的肇始？在那一天猶豫不決就會損失金錢：比索又反彈到了一千一百。
博爾赫斯的翻譯諾曼·托馬斯·迪·喬瓦尼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三年工作行将結束，“你會覺得”，他說，“你把生命中最好的時光消耗在了兌換所裡。
有些下午，我會像别人逛商店一樣去逛兌換所，隻是為了看一看彙率。
” 政府不時地提高全民的薪酬——五月上漲了百分之十五，很快又要提高百分之十五——但卻跟不上物價的上漲。
大使夫人說：“這段時期，我們已經能夠計算出漲薪的間隔和漲價的間隔。
”大家都在兼職，有時還會做三份工作。
每個人都沉迷于賺更多的錢，同時又會趕快把錢花出去。
大家都在賭博。
即使是在安第斯山地區的保守城鎮門多薩，賭場也是顧客盈門；賭客多是來自工人階級，月薪一般隻相當于五十美元。
周四的布宜諾斯艾利斯，到處都有人排隊等着兌現足球彩票。
足彩每周開一次獎，是全國矚目的大事。
四月中旬，一名巴拉圭的勞工赢得三億三千萬比索的巨獎，消解了一次政治危機。
在門多薩曾經發生多起騷亂，軍隊被迫逃離。
而在接下來的一周裡，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一支遊擊隊殺死了他們在十天之前綁架的一個菲亞特公司的經理。
就在同一天，遊擊隊在附近的工業城市羅薩裡奧設下埋伏，殺死了第二軍軍長桑切斯将軍——這位将軍有着好施酷刑的惡名。
血債血償：軍隊中有一夥人因此想要撕毀與庇隆的協定，并阻止定于來年舉行的選舉。
但是巴拉圭人的幸運讓所有會談的氛圍都變得明朗起來，樂觀的态度重又出現，人們的神經也松弛了。
小小的危機過去了。
遊擊隊仍在實施襲擊、搶劫和爆炸；他們偶爾仍會進行綁架，偶爾也會殺人。
遊擊隊員是一些來自中産階級的年輕人，有些是庇隆主義者，有些是共産主義者。
搶劫了那麼多銀行之後，各個組織變得富有起來。
根據我所掌握的信息，去年在科爾多瓦，一個學生加入庇隆主義遊擊隊，每個月可以獲得相當于七十美元的報酬；律師則可獲得三百五十美元。
“你可以通過他們的摩托車、他們的嚣張、他們的炫耀來認出那些年輕的庇隆主義遊擊隊隊員。
就像詹姆斯·迪恩[2]那種類型。
非常潇灑。
”另一個獨立見證人這樣描述他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遇見的遊擊隊員，“他們反對美國。
但其中一個在一家美國公司任高層。
他們人格分裂；有些人其實不知道自己是誰。
他們把自己看作是某種漫畫書上的英雄。
白天是辦公室裡的克拉克·肯特[3]，晚上是帶槍的超人。
” 一旦做出決定（三十一歲的女人說），你的感覺就會好起來。
我的大多數朋友都支持革命，他們現在感覺好多了。
但有時他們就像小孩，看不見太多未來。
有一天我和一個朋友去看電影。
他差不多三十三歲。
我們看的是《薩科和萬澤提》。
結束時他說：“我為自己沒有成為遊擊隊員而感到羞恥。
以這樣的方式生活，我覺得自己是政府的同謀。
”我說：“但你沒有暴力傾向。
遊擊隊員必須是暴徒——他的想象力或感知力不能太豐富。
你必須唯命是從。
如果不這樣，就不會有什麼好下場。
那就像是宗教或教條。
”而他又說：“你不覺得羞恥嗎？” 電影制片人說： 我認為在馬克思之後，人民對曆史充滿了自覺。
殖民主義的衰退、第三世界的崛起，他們認為自己在這一進程中擔當了某種角色。
這和完全沒有曆史觀同樣危險。
人民因此而變得非常虛榮。
他們生活在一種智識的蠶繭中。
從他們那裡拿掉行話和革命理念，大多數人的頭腦将變得空空如也。
遊擊隊向着北方去尋求靈感。
自一九六八年巴黎運動以來，有人一直夢想把學生和工人聯合起來，擊敗“人民”的敵人。
遊擊隊簡化了阿根廷的種種問題。
和北方的校園與沙龍裡的革命者一樣，他們找到了自己的敵人：警察。
于是在智識水平不那麼穩定的南方，北方的社會－智識遊戲變成了可怕的現實。
數十名警察被殺害。
警察則以恐怖來回應恐怖。
他們和遊擊隊一樣實施綁架和殺戮；他們實施酷刑，主要針對生殖器官。
一個被警察關押的囚犯從窗口跳了出來，媒體隻用了豆腐塊大小的版面報道這件事情。
一些人被捕，随後又被正式“釋放”；他們有時會再度出現，有時則不會。
一天早晨，街上發現了一輛被燒毀的廂式貨車，裡面有兩具炭化的屍體，他們是兩天前從家裡被強行抓走的。
“我們到底生活在什麼樣的國家？”其中一個人的遺孀問道。
但是第二天她變平靜了，撤回了對警察的指控。
有人“拜訪”過她。
“朋友的朋友告訴我這些暴行，”諾曼·迪·喬瓦尼說，“這讓人惡心。
但這裡似乎沒有人對此感到驚訝。
”“我妻子的表兄是遊擊隊，”一位外省商人在午餐時說，“他在羅薩裡奧[4]殺了一個警察。
八個月前，他失蹤了。
他死了。
”關于這件事，他再沒有什麼可說的，我們談起了别的事。
傍晚時分，在商業步行街上，有時會有穿着長筒靴和黑色皮夾克的士兵牽着阿爾薩斯犬巡邏：狗的尾巴貼近腿部，肩部隆起，耳朵後掠。
雪佛蘭警車在霓虹閃耀的街上不停遊弋。
到處都有帶着機槍的警察。
還有身着瓦灰色制服的騎警，戴着藍色頭盔的反遊擊隊摩托車隊，以及那些穿着裁剪精良的西裝、突然出現的年輕人——他們從沒有牌照的車裡跳将出來，他們是便衣警察。
再加上軍隊的AMX坦克和雲雀直升機，真是讓人印象深刻的武裝力量，也真的發揮了威懾作用。
就好像政權的力量現在隻被用于維系政權的存在，法律與秩序自身變成了目的：這是阿根廷貧瘠與荒蕪的一部分。
人民非常勇敢；他們實施酷刑，也被酷刑折磨；他們死去。
但這些都是分散的、不為人知的事件，媒體的報道讓它們變得更加模糊不清——這些媒體雖然自由，但卻并不能勝任其職責，似乎無法從它們所報道的事件中找到規律。
也許媒體是對的，在阿根廷幾乎沒有什麼事情真的是新聞，因為國家并沒有發展，也沒有什麼事情得到了解決。
這個國家似乎在和自己玩遊戲；阿根廷的政治生活和蟻群或非洲原始部落的生活一樣：充滿了種種事件，充滿了危機和死亡，但生活隻是在原地打轉，一年的結束總是和開頭一模一樣。
即使是桑切斯将軍的死也沒有引發危機。
他徒勞地實施酷刑，徒勞地死去。
他隻是如此活了五十三年，地位如此之高，卻沒有在身後留下痕迹。
事件總是比人更重要。
現在似乎隻有一個人有能力改變曆史，就像他過去那樣。
而他正在鐵門等待着。
沖動讓我們的敵人盲目（庇隆在一九五六年寫道），并且摧毀他們……（推翻我的）革命沒有目标可言，因為它隻是一種反應……軍人掌握了政權，但沒有人真正服從他們。
政治亂局正在逼近。
經濟被交給一些小職員治理，一天天變得更糟……社會秩序受到無政府狀态的威脅……這些獨裁者所知不多，甚至不知道自己要去向何方，他們從一場危機走向另一場危機，最終将迷失在一條沒有前途的道路上。
庇隆的回歸，或者說庇隆主義的勝利，已經為人們所預見。
據估計，阿根廷人已經将六十到八十億美元轉移出國。
“人民并沒有卷入，”大使夫人說，“你要記住，誰要是有錢，誰就不是阿根廷人。
隻有沒有錢的才是阿根廷人。
” 即便擁有如此多的财富與安全感，即便出逃計劃已經拟定，即便置身于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北區舉行的雅緻晚宴，沖動仍然會闖将進來。
“我要死了，”大使夫人突然攥緊拳頭說，“我要死了，我要死了，我要死了。
我再也沒有生活了。
每個人都在用指尖緊緊摳住生活不放。
這個地方死了。
有時我吃完午飯就上床去，一直躺着。
”年老的管家戴着白手套；房間裡所有的護牆闆都是在世紀之交從法國進口的。
（這些阿根廷貴族是多麼輕快，他們的安穩生活又是多麼短暫。
）“街道被挖開，燈光黯淡，電話無人應答。
”大麻（最後半公斤四十五美元）的作用過去了，情緒沒有改變。
“這裡從前是一座偉大的城市，一個偉大的港口。
那是二十年前了。
現在它被搞砸了，寶貝。
” 而那些知識分子和藝術家，那些更好的人，他們并不害怕外面的世界，但卻處在極其嚴重的焦慮之中，唯恐會陷在阿根廷出不去，唯恐一個人生命中最具創造性的歲月被荒廢掉，或是因為一場對他們并無好處可言的革命，或是因為一段血腥的獨裁統治，又或者隻是因為混亂。
通脹和比索的暴跌已經讓許多人處境困窘。
這個國家最傑出的漫畫家門基·薩巴說：“我們看着電視上月球都更容易。
但我們不了解玻利維亞、智利甚和烏拉圭。
原因？錢。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一種集體性的瘋狂。
因為從前在這裡總是很容易賺錢。
現在我們被孤立了。
外面的人不容易明白這意味着什麼。
” 冬季仍會在五月到來，随之而來的，是在科朗劇院上演的歌劇。
标價二十一美元的交響樂門票很快就會售罄。
但這片土地最為珍貴的神話，财富的神話，已經被奪走：财富曾經十分巨大，以至于阿根廷人會告訴你，有時殺掉一頭牛，隻是為了吃舌頭，而南美大草原上的遊客可以随便殺牛吃牛，隻要他把牛皮留給地主就好。
濕潤的南美大草原的表層土壤是不是有八英尺厚？或者是十二英尺？如此富饒的阿根廷，如此幸運的土地。
一八五〇年，阿根廷總人口不到一百萬，布宜諾斯艾利斯西面和南面一百英裡以外就是印第安人的地盤。
随後，在不到一百年前，經過六年的大屠殺，印第安人被追擊并滅絕；大草原開始奉獻它的寶藏。
偷竊而來的、血腥土地上的廣袤牧場，突然出現了一群充滿嫉妒之心的殖民貴族。
加上充當勞工的移民，一九一四年阿根廷總人口達到了八百萬。
移民主要來自西班牙北部和意大利南部，他們不是來做小業主或拓荒者，而是來為大牧場和布宜諾斯艾利斯服務的。
而布宜諾斯艾利斯這個港口城市也是為大牧場服務的。
龐大而繁榮的殖民經濟以牲畜和小麥為基礎，同時又與大英帝國聯系在一起；城市無産階級像大牧場貴族一樣突然出現；一個完整的、突然出現的人造社會被強加給這片平坦的、荒無人煙的土地。
一九二九年，博爾赫斯在一首題為《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奠基神話》的詩中這樣回憶無産階級在城中的蔓延： Unacigarreriasahumócomounarosaeldesierto.Latardesehabíaahondadoenayeres,loshombrescom#note_5">[5]，是人們騎馬玩樂的地方。
一片棚戶區，街道上沒有鋪磚石，有幾條發黑的、污穢的小河溝，但房子是磚砌的，有時還建有二層：一片安居樂業之地，有超過十五年的曆史，還有商店和各種标牌。
這裡居住着七萬人，幾乎全是印第安人，他們來自北方以及玻利維亞和巴拉圭，神情茫然，顯得有點愚笨；于是你會突然間意識到，你并非身處巴黎或歐洲，而是在南美洲。
在這裡負責的神父是“第三世界教士團”的成員。
他身着黑色皮夾克，他的小教堂是用混凝土建造的，風格過于簡單，正在随着擴音器裡傳來的阿根廷歌曲震動。
先前有人悄悄告訴我，神父的家世非常好；也許是身邊朋友的改換讓他變得虛榮了起來。
他當然是庇隆主義者，他說他的所有印第安信衆都是庇隆主義者。
“隻有阿根廷人才能理解庇隆主義。
我可以和你談庇隆主義談上五年，但你永遠不會聽明白。
” 但我們能不能試一試？他說庇隆主義不關心經濟增長；他們拒斥消費社會。
但他不是剛剛還在抱怨政府的蠢行在内地令許多人失業，而他的棚戶區每走一個印第安人，政府就會再送來兩個？他說他不打算浪費時間和一個美國人說話，有些人隻關心國民生産總值。
他離開我們，笑容滿面地朝着一些走近的印第安人沖了過去。
河上吹來的風很潮濕，混凝土房子的溫度降了下來，我想走了。
但和我一起來的人很不安。
他說我們應該再等等，告訴神父我不是美國人。
我們就在那兒等神父回來。
神父窘迫不已，解釋說庇隆主義真正關心的是人的精神成長。
這樣的發展已經在古巴和中國發生過，這些國家都朝工業社會背轉身去。
[6]
有人這樣向我介紹他們：這是一群“民權”律師。
他們很年輕，衣着時尚，那天早上開會是為了起草一份反對酷刑的呼籲書。
頂樓的公寓邋邋遢遢、空蕩蕩的；來訪的客人都會從貓眼裡被審視一番；每個人都在竊竊私語；屋裡彌漫着香煙的煙霧。
密謀，危險。
但是有一個律師轉而注意到我被邀請共進午餐，午餐時——他喜愛昂貴的美食——他明确地表示，他們所抗議的酷刑不能等同于庇隆時期的酷刑。
他說：“如果正義是人民的正義，有時一些人會做出過度的事情。
但最終來看，重要的是正義應該以人民的名義來行使。
”誰是人民的敵人？他的回應既公式化又迅捷：“美帝國主義及其在國内的同盟。
統治寡頭、資産階級寄生蟲、猶太複國主義，還有左翼那些替歐洲列強賣命的‘僞軍’——我們用‘僞軍’泛指激進主義和社會主義。
”這似乎是一份完備的名單。
誰是庇隆主義者？“庇隆主義是一場革命的民族運動。
一場運動與一個黨派有着巨大的差異。
我們不是斯大林主義者，庇隆主義者就是任何稱自己為庇隆主義者并且像庇隆主義者一樣行事的人。
” 這位具有強烈反猶傾向的律師，自己就是猶太人；他來自一個反庇隆的中産階級家庭。
一九七〇年，他在馬德裡遇見庇隆，感到眩暈不已；引用庇隆的話時，他的聲音都在發抖。
他當時對庇隆說：“将軍，你為什麼不對這個政權宣戰，讓自己成為所有真正的庇隆主義者的領袖？”庇隆回答道：“我是一場民族運動的指揮。
我必須指揮整個運動，以最全面的方式。
” “并不存在内在的敵人。
”工會領袖笑着說。
但他同時又認為，酷刑會在阿根廷繼續存在下去，“沒有酷刑的世界是理想的世界。
”但是酷刑仍然存在，而酷刑是不是酷刑，“取決于被酷刑折磨的人是誰。
若是一個作惡者，沒問題。
但若是一個想要救國的人，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你知道，酷刑不隻是電擊。
貧窮是酷刑，挫折也是酷刑。
”他是一個溫文爾雅的人，有人告訴我，他是庇隆主義工會領袖裡智識最高的一個。
他非常守時，辦公室整潔有序，辦公桌的玻璃闆下面，有一張庇隆青年時代的大照片。
第一次庇隆主義革命是以财富的神話、一片等待劫掠的土地的神話為基礎進行的。
現在财富已經消失，庇隆主義就像是貧窮的一部分，是抗議、絕望、信仰、男子氣概、魔法、靈性和複仇。
什麼都是，又什麼都不是。
沒有了庇隆，歇斯底裡将會變得無法控制。
沒有了軍隊，法律與秩序的那些毫無生氣的守衛者，還有洋洋得意的庇隆主義，将會分崩離析，陷入上百起亂戰之中，每個人都會找到自己的敵人。
“暴力掌握在人民手中就不是暴力，而是正義。
”庇隆的這句宣言印在最近一期《信仰》報的頭版，這是一份擁護庇隆主義的報紙。
于是，通過一種陰險的模仿，南方歪曲了北方的革命口号。
在口号把活的問題變成抽象問題的地方，（“要在阿根廷消除酷刑，”托派分子說，“必須打倒布爾喬亞，建立工人政府。
”）在口号要與口号鬥争到底的地方，人民沒有理想，隻有敵人；隻有敵人才是真實的。
自從西班牙帝國分裂以來，這一直就是南美洲的噩夢。
伊娃·庇隆是金發還是黑發？她生于一九一九年還是一九二二年？她的出生地是洛斯托多斯的小鎮，還是四十公裡之外的胡甯？哦，她把自己的黑發染成了金發；她生于一九一九年，卻說是一九二二年（并且還在一九四五年銷毀了自己的出生記錄）；她生命的最初十年是在洛斯托多斯度過的，但自那以後一直在否棄這個小鎮。
沒有人知道為什麼。
不用到她的自傳《我生活的意義》中去找原因。
這本書以前是阿根廷學校的規定讀物，裡面沒有一點事實或真實的日期；作者是一個西班牙人，他後來抱怨說，庇隆的官方機構對他的書做了太多篡改。
于是真相開始消失，而傳奇與真相并無關系。
在紀念伊娃·庇隆的彌撒上，有許多學生到場；但她的一生不是人們探讨的主題。
洛斯托多斯的那所用褐磚砌成的，隻有一間屋子的房子漸漸衰朽，沒有标志，也幾乎無人造訪（盡管有個女人記得曾有一些拍電視的人去過）。
這所房子現在屬于隔壁車庫的老主人（車庫裡有兩輛車，其中一輛是沒有引擎的福特T型車），被用作儲物室。
平坦的屋頂長出了青草，在屋後的天井上，起皺的鐵皮屋頂已經坍塌。
在阿根廷，隻出版過一部伊娃·庇隆的傳記。
本來計劃出兩卷，但出版商破産了，第二卷沒能出版。
如果伊娃·庇隆現在還活着，也隻有五十三歲。
在活着的人當中，好幾百人認識她。
但隻用了兩個月我就發現，關于她，除了已經廣為人知的事情，很難再找到其他什麼線索。
人們篡改記憶，要麼稱頌她，要麼仇恨她，而恨她的人拒絕談論她。
洛斯托多斯早年的那些苦痛的日子已經被成功掩埋。
伊娃·庇隆的故事已經佚失，隻剩下了傳奇。
一天傍晚，警笛在外面呼嘯，在天主教大學授完課之後，博爾赫斯對我說：“我們當時覺得整件事都應該被忘掉。
如果報紙保持沉默，今天就不會有庇隆主義了——庇隆主義者一開始對他們自己感到羞愧。
我在公衆面前絕對不會提到他的名字。
我會說‘逃犯’、‘獨裁者’，就像詩歌會避用某些詞一樣——如果我在詩裡提到他的名字，整首詩都會散架。
” 這就是阿根廷的态度：壓制和忽略。
庇隆時期的許多紀錄已被銷毀。
如果今天的中産階級年輕人是庇隆主義者，而學生們唱起獨裁時期的老歌： 庇隆，庇隆，你是多麼偉大！多麼善良又強大，我的将軍！ 如果連無度的獨裁也重又受到尊敬，那不是因為過去已被探究，紀錄已被篡改，而僅僅是因為許多人改變了他們對那個公認傳奇的态度。
他們改變了自己的想法。
阿根廷沒有曆史。
這裡沒有曆史文檔，隻有塗鴉、争辯和學校的教程。
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身着白色罩衫的學童被定期帶到五月廣場上，繞着卡維爾多大廈參觀獨立戰争的遺址。
這是一場光榮的戰争；這是一場孤立的戰争；無論是在教科書上，還是在公衆的頭腦中，這場戰争和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全無關系：法律的淪喪，搜捕敵人，無休無止的内戰以及黑幫的橫行。
另一天傍晚，博爾赫斯說：“阿根廷的曆史就是脫離西班牙獨立的曆史。
”在這樣一種曆史觀裡，庇隆的位置在哪裡？“庇隆代表的是對土地的争奪。
”但是他肯定也代表了阿根廷的某種東西？“很遺憾，我必須承認他是阿根廷人，一個屬于今天的阿根廷人。
”博爾赫斯是西班牙裔拉美人，他的祖先在大移民潮之前就來到了阿根廷，那時這個國家還不是現在這個樣子；博爾赫斯用他對祖先的崇拜取代了對祖國曆史的思考。
和許多阿根廷人一樣，他抱有一個關于阿根廷的觀念，凡是不符合這個觀念的東西都會被否棄。
而博爾赫斯是阿根廷最偉大的人物。
這是一種對待曆史的态度，一種對待這片土地的态度。
魔法在阿根廷事關緊要，這個國家到處都有女巫、魔法師、術士和靈媒。
但是我作為訪客必須忽略阿根廷生活的這一面，因為我被告知，這些都不是真實的。
這個國家到處都是大牧場，但是我這個訪客不能去具體某一家大牧場，因為它并不典型。
但魔法存在，并且在發揮作用。
是的，但那不是真實的。
那個也不是真實的，那個也不是，那個還不是。
于是整個國家都在談話中被消解了；我發現自己被引向了類似牛仔古玩店那樣的地方。
這個阿根廷裡一個阿根廷人也沒有，更不用說我的那些導遊了；但那是真實的，那就是阿根廷。
“我們基本上都熱愛這個國家，”一個英裔阿根廷人說，“但我們以想象的方式看待它。
我們中有許多人現在因為幻想而飽受折磨。
”大家一起拒絕睜眼去看，拒絕去和這片土地和解：一個人工的、四分五裂的殖民社會，因為種種神話而充滿缺陷和赝品。
做阿根廷人不是去做南美人，而是去做歐洲人；許多阿根廷人變成了歐洲人，他們屬于歐洲。
這片土地原本是他們财富的來源，現在卻變成了他們的度假基地。
對這些阿根廷－歐洲人來說，布宜諾斯艾利斯和馬德普拉塔成了他們度假的城市，隻有某些季節他們才會在此生活。
在兩次大戰的間歇，巴黎有一個阿根廷人社區，人數穩定在十萬。
那時比索還是比索。
“許多人認為，”博爾赫斯說，“在這裡本可能發生的最好的事情是英國人取得勝利（一八〇六年至一八〇七年，英國人曾兩次襲擊布宜諾斯艾利斯）。
同時我會想，成為殖民地真的有好處嗎——如此僻遠而沉悶。
” 但在阿根廷做一個歐洲人，就是在以最為有害的方式做一個殖民者。
這是寄生蟲的生活方式，是在把歐洲的成就與權威據為己有——加勒比各殖民地的白人社群也是這麼做的——是降低對自己的要求（我小時候在特立尼達，以為白人和富人不需要接受教育），也是出于一種虛假的安全感、接受自己社會的二流地位。
還有阿根廷的财富：英國人的鐵路把小麥和肉類從大草原的各個角落運到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港口，再從那裡運往英格蘭。
這裡沒有拓荒者，沒有艱苦卓絕的建國神話。
這片空曠的土地極其平坦和富饒，資源無窮無盡，也是一片無限寬容的土地。
DiosarregladenochelamacanaquelosArgentinoshacendedía：阿根廷人在白天制造的麻煩，神會在夜裡加以解決。
做阿根廷人就是去繼承一個魔法的、虛弱的世界。
這裡的财富和歐洲性掩蓋了一個農業社會的種種屬于殖民地的現實，這個社會不需要多少才能，也沒有創造出什麼，不需要偉大人物，也沒有創造出偉大人物。
“這裡什麼也沒有發生過。
”有一天諾曼·迪·喬瓦尼氣惱地說。
自博爾赫斯往下的每一個人都說：“布宜諾斯艾利斯是一個小鎮。
”八百萬人口。
駭人的小市民雜居區肆意向外擴展，卑賤、單調、沒有意義：但這隻是一個小鎮，被殖民地的疑慮和惡意所吞噬。
如果人們覺得外面的世界才是真實的，那麼留在這裡的每一個人就都有所欠缺，滿懷欺詐之心。
門多薩的一位服務生說：“阿根廷人不工作。
我們做不了任何大事。
我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瑣碎無益。
”一位藝術家說：“這裡幾乎沒有職業人士，我是說知道自己人生目标的人。
沒有誰知道自己為什麼要從事某一項職業。
正因為如此，如果你和我是同行，你就是我的敵人。
” Camelero，chanta：這些是阿根廷人每天都在用的詞。
Camelero的意思是“大話王”，一個其實什麼也不能兌現的人。
有個人說要帶我去一個大牧場，而且要坐他的私人飛機去，他就是一個camelero。
Chanta則是指什麼都可以出賣的人，沒有原則的空心人。
自總統往下，幾乎每一個人都會被某個人斥為chanta。
另一個被反複使用的詞是“平庸”。
阿根廷人痛恨平庸，害怕被人視為平庸。
這是伊娃·庇隆用來罵人的字眼之一。
在她看來，阿根廷的貴族總是很平庸。
她是對的。
數年之間她就粉碎了阿根廷是一片有貴族氣派的殖民地的神話，再沒有人為這片土地找到其他神話、其他觀念來取而代之。
2博爾赫斯與虛假的往昔 談到作家的名聲，博爾赫斯曾說：“重要的是你在别人心目中創造出的關于你自己的形象。
許多人認為彭斯[7]是一個平庸的詩人。
但他代表了許多東西，人們喜歡他。
那樣的形象，就像拜倫的形象，最終也許比作品更重要。
” 博爾赫斯是一位偉大的作家，一位甜蜜而憂郁的詩人；精通西班牙語的讀者尊敬他，認為他是一位表達直率、文風質樸的作家。
但在英裔美國人看來，他是一位年老的阿根廷盲人作家，寫過寥寥幾篇極短、極神秘的故事——這樣的名聲既誇張又虛假，以緻遮蔽了他的偉大成就。
他或許也因此而未能獲得諾貝爾獎；等他虛假的名聲消散時——這樣的名聲一定會消散——他的傑作很可能也會随之消失。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博爾赫斯最好的作品既不神秘，也不晦澀。
他的詩作容易讀懂，有很多甚至是浪漫風格的。
過去五十年間，他的主題一直保持不變：他的軍人祖先、他們陣亡的故事、死亡本身、時間，還有老布宜諾斯艾利斯。
他寫過大約十幾個成功的故事。
其中有兩三篇是直截了當、甚至有點老派的偵探故事（有一篇發表在《埃勒裡·奎因神秘雜志》[8]上）。
有些故事以一種相當電影化的手法處理布宜諾斯艾利斯在世紀之交的下層生活。
匪徒被賦予史詩般的地位；他們崛起，受到其他匪徒的挑戰，有時他們也會逃跑。
其他故事，那些讓批評家瘋狂的故事，本質上隻是智力玩笑。
博爾赫斯選取一個詞，比如“不朽”，用以玩弄文字遊戲。
他說，假如人真的能不朽，不僅僅是老而不死，而是不可摧毀、充滿活力，永遠活下去，那麼結果會如何？他的答案是——這也就是他的故事——每一種可以設想的經驗都會在某個時刻降臨在每個人身上，每個人都會在某個時刻呈現出每一種可以設想的性格，而荷馬（隐藏在這個故事裡的英雄）在十八世紀甚至可能會忘了他寫過《奧德賽》。
也可以選取“難以忘懷”這個詞。
假定一樣東西真的難以忘懷，連一秒鐘也無法忘掉；假定這件東西來到你手中，就像一枚硬币。
拓展這個想法。
假定有一個男人——噢，不，他隻能是一個男孩——什麼也不能忘掉，他的記憶将因而不斷膨脹，他生命裡每一分鐘的那些無法忘懷的細節将會不斷地進入他的記憶。
這就是博爾赫斯的一些智力遊戲。
他最為成功的非韻文作品，同時也是他最短小的那部作品，也許隻是一個純粹的玩笑。
故事題為《關于科學的精确性》，本來隻是十七世紀一部遊記的摘要： 在那個帝國裡，繪圖技術如此完美，以至于一個省的地圖覆蓋了一整個城市的空間，而帝國的地圖又覆蓋了一整個省。
時間流逝，人們發現這些巨幅地圖在某些方面有所欠缺，于是繪圖師學院研究出一幅和帝國一樣大小的地圖，每一點都能夠相互對應。
後來的世代對地圖研究沒有那麼在意，認為這麼大的地圖笨重累贅，不無輕視地任其經受日曬雨淋。
在西部荒漠，至今還能發現一些地圖的殘片，在為偶爾出現的野獸或乞丐遮風蔽雨；在全國其他地方，再也沒有留下其他的地圖學遺迹。
這既荒謬又完美：準确的戲仿，古怪的想法。
博爾赫斯的謎題和玩笑會讓人上瘾。
但它們是什麼就是什麼；它們并非總能支撐對它們所做的種種形而上學的解釋。
但這對學院批評家很有吸引力。
博爾赫斯的有些惡作劇需要他炫耀一些古怪的學問——有時這些惡作劇也會消失在這些炫耀之下。
他早期的一些故事偶爾也會使用巴洛克風格的語言。
《環形廢墟》——這是一篇精巧的、近乎科幻的故事，講述一個做夢的人發現自己隻存在于别人的夢裡——是這樣起頭的：Nadieloviódesembarcarenlaunánimenoche。
直譯就是：“沒有人看見他踏入那一緻的夜晚。
”諾曼·托馬斯·迪·喬瓦尼四年來一直在全天翻譯博爾赫斯的作品，他是講英語的國家裡、宣傳博爾赫斯最賣力的人。
他說： 你可以想象圍繞“一緻的”這個詞人們寫下了多少文字。
我帶着兩種譯法去見博爾赫斯：“周圍的”和“圍繞的”，對他說：“博爾赫斯，‘一緻的夜晚’到底是什麼意思？這個詞組沒有任何意義。
如果可以說‘一緻的夜晚’，那為什麼不說‘喝茶的夜晚’，或者是‘打牌的夜晚’？”他的回答讓我震驚。
他說：“迪·喬瓦尼，這隻是我不負責任的寫作手法的一個例子。
”最後我們的譯本用了“圍繞的”，但有許多教授不喜歡失去他們的“一緻的夜晚”…… 有一個女人寫了一篇關于博爾赫斯的論文，收錄在一本書裡。
她一點也不懂西班牙語，用了兩種相當平庸的譯本作為論文根據。
她的論文很長，大概有四十頁，文中的要點之一是，博爾赫斯的文筆非常拉丁化。
我不得不向她指出，博爾赫斯隻能寫拉丁化的文字，因為他用的是西班牙語，而西班牙語是拉丁語的一種方言。
她立論的時候沒有詢問任何人。
最後她大喊“救命”，而你漸漸上升，看着那座宏偉的摩天大樓在流沙中沉沒。
一九六九年，迪·喬瓦尼和博爾赫斯一起到美國去做巡回演講： 博爾赫斯是一位紳士。
當人們走上前來告訴他，他的故事的内涵到底是什麼——畢竟，他隻不過是這些故事的作者——你就會聽到他最美妙的回答：“哦，謝謝你！你豐富了我的故事。
你給了我一件很棒的禮物。
我從布宜諾斯艾利斯來到X地——比如說得州的拉伯克——走了那麼多路，就是為了找到這樣的、關于我以及我的故事的真理。
” 多年來，在講西班牙語的地方，博爾赫斯一直享有極高的名望。
但在一九七〇年，他在《紐約客》上發表了一篇“人物剪影”文章，題為《自叙随筆》，說在一九六一年獲得福明托獎[9]之前——他那一年六十二歲——他“實際上一直默默無聞”——不僅在國外是這樣，在家鄉布宜諾斯艾利斯也是如此。
”這樣的誇張讓他在阿根廷的一些早期支持者感到沮喪；有些人會說，随着他聲名漸增，他也越來越“不負責任”。
但博爾赫斯一直都是一個不負責任的人。
布宜諾斯艾利斯是一個小鎮，在博爾赫斯隻屬于這個小鎮時，他的有些話并不讓人讨厭，但是如果外國人在排隊等着和他見面，事情就變得不一樣了。
博爾赫斯的軍人祖先以及他們的死亡無疑曾一度讓整個社會感到榮幸，讓它擁有了一種曆史感和完整感。
但博爾赫斯宣稱那是一種私人的光榮，似乎是在排斥其他人；在很多人看來，這是一種自我中心的、專橫的态度。
在小鎮上做名人并不容易。
博爾赫斯做了很多次訪談，每一次都很雷同。
他讓提問顯得無關緊要；有一位阿根廷女士說，他是在播放錄音；他在表演。
他說西班牙語是他的“厄運”。
他批評西班牙和西班牙人：他仍然在打那場殖民戰争，但是他把舊有的種種問題與阿根廷的一種更簡單的偏見混淆在了一起，這種偏見針對的是來自西班牙北部的貧窮落後的移民。
他針對大草原印第安人講的一些笑話既有失風度，又陳腐。
之所以說有失風度，是因為就在他出生之前二十年，這些印第安人已經被系統地滅絕了；但博爾赫斯的态度又在意料之中，隻有讓受害者變得荒唐可笑，這樣大規模的屠殺才變得可以接受。
他談到切斯特頓、斯蒂文森和吉蔔林。
他談到古英語，因為選擇了自己感興趣的學術話題而滿懷熱情。
他還談到他的英國祖先。
這是一場奇特的殖民表演。
他的阿根廷曆史是他身份的組成部分；他自己也是這樣向大家展現的；他歸根結底是一個愛國者。
他尊重國旗，在國家圖書館，他的辦公室（他是館長）陽台上，飄揚着一面這樣的旗幟。
國歌讓他感動，但與此同時他似乎又急于宣稱自己有脫離阿根廷的傾向。
博爾赫斯的表演針對的似乎是他在校園裡的新聽衆，并且在很多方面對這些英裔美國人加以恭維，但博爾赫斯的态度卻是舊式的。
在布宜諾斯艾利斯，人們仍然記得一九五五那一年，就在庇隆被推翻前幾天、九年的獨裁統治行将結束之際，博爾赫斯給英國文化協會的女士們做了一次演講——在無數的主題中他選擇了柯勒律治[10]這個主題。
博爾赫斯說，柯勒律治寫下過一些英語詩歌——“esdecirlapoesía”（也就是說詩歌）——中最好的詩句。
這四個詞在舉國歡慶之際，就像是對阿根廷靈魂的一次無端攻擊。
諾曼·迪·喬瓦尼講述了一個能起到平衡作用的故事。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我們在華盛頓特區的喬治城大學。
負責介紹我們的是一位來自圖庫曼的阿根廷人，他借用這個場合向聽衆指出，軍隊實施鎮壓，關閉了圖庫曼大學。
博爾赫斯完全沒有注意介紹人的發言，直到在去往機場的路上才醒轉過來。
有人說起介紹人之前的發言，博爾赫斯突然間大發雷霆：“你有沒有聽到那人說了什麼？他說他們關閉了圖庫曼大學。
”我問他為什麼這麼生氣，他說：“那人在攻擊我的國家。
他們不能那樣談論我的國家。
”我說：“博爾赫斯，你說‘那人’是什麼意思？那人是阿根廷人，是從圖庫曼來的。
而且他說的是真的，軍隊關掉了大學。
” 博爾赫斯中等身材，近乎失明的眼睛和手杖讓他的外表顯得愈加獨特。
他穿着講究。
他說自己是中産階級作家，而中産階級作家既不應該是花花公子，也不應該過于随意。
他謙恭有禮；和托馬斯·布朗爵士一樣，他也認為紳士就是努力少給人添麻煩的人。
“但你應該去托馬斯·布朗爵士的《醫生的宗教》裡找答案。
”他平易近人，願意在冗長的訪談裡重複他在其他訪談裡已經說過的話，他這樣的态度，似乎是把“中産階級關于謙遜的理想以及紳士的風度”與“作家的孤僻以及他專注于寫作的需要”融合在了一起。
從他讓别人稱呼他的方式，可以看出（平易近人背後）這種孤僻的一些迹象。
有特權用“豪爾赫”稱呼他的人（他們讀成“喬吉”），也許不超過六個。
他讓其他人都稱呼他“博爾赫斯”，不加“Se?or（先生）”。
他認為“Se?or”太西班牙，太自命不凡。
而隻稱呼“博爾赫斯”顯然讓人有距離感。
甚至那篇五十頁的《自叙随筆》也沒有暴露他的孤僻。
那就像是另一篇訪談，沒有說出多少新的東西。
他一八九九年生于布宜諾斯艾利斯，是一位律師的兒子，祖先是軍人。
從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二一年（那時比索還很值錢，歐洲的物價水平低于布宜諾斯艾利斯），他們全家在歐洲逗留：這些故事全都被再次勾勒出來，就像是在一次訪談裡一樣。
文章很快就變成了一位作家講述自己的寫作生涯的文章，他講述了他讀過和寫過的書，參加過的文學團體，創辦過的雜志。
他的生活卻不見蹤影。
他四十歲左右一定經曆過一場危機，但在文章裡卻幾乎沒有提及：那時他的家庭虧空嚴重，他在從事各種新聞報道工作；他的父親死了，他感覺自己得了重病，而且“擔心（自己的）心理是否還健全”；他在市圖書館當助理，作家身份在館外廣為人知，在館内卻無人知曉。
“我記得有一個同事在一本百科全書上看到‘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這個名字，讓他驚訝的是這個人碰巧和我同名，而且同年同月同日生。
” “漫長而極其不快樂的九年，”他說；但他隻用了四頁紙講述這個時期。
博爾赫斯的孤僻開始顯得像是一種禁忌。
UndiosmehaconcedidoLoqueesdadosaberalosmortales.PortodoelcontinenteandaminombreNohevivido.Quisieraserotrohombre. 下面是馬克·斯特蘭德的譯本： 我被允許獲知一個凡人所能知曉的事情。
整個大陸都知道我的名字；我沒有生活過。
我想成為另一個人。
這是博爾赫斯論愛默生；但也可以是博爾赫斯論博爾赫斯。
在《自叙随筆》中，生活的确不見蹤影。
于是最重要的一切必須到他的作品中去尋找，在博爾赫斯這裡，也就是他的詩歌。
如他自己所說，他漫長的一生中探索過的所有主題都已經包含在了他最初的詩集裡。
這本詩集于一九二三年出版，在五天之内印就，印了三百本，免費贈送。
在這些詩裡，他的軍人祖先在戰鬥中瀕臨死亡。
在這些詩裡，隻有二十四歲的他已經把對光榮的沉思轉變成了對死亡、時間以及個人生活的“珍寶”的沉思： ...cuandotúmismoereslacontinuaciónrealizadadequienesnoalcanzarontutiempoyotrosserán(yson)t
是他讓監獄擁塞，國庫空虛。
和許多獨裁者一樣，他起初做得不壞。
他想讓他的國家變得偉大。
但他自己并非一個偉大的人；而這個國家大概也無法變得偉大。
十七年過去了，這個國家依然缺少偉大的人；國庫依然空虛；人民處在絕望的邊緣。
他們開始回想起，獨裁者曾經夢想讓這個國家變得偉大、回想起他是一個強有力的人、回想起他曾經慷慨饋贈窮人。
獨裁者在流亡。
人民開始呼喚他的回歸，而獨裁者已入暮年。
人民又回想起獨裁者的夫人。
她熱愛窮人、憎惡富人，她年輕美麗。
她仍然活在人民心中，因為她死于獨裁中期，死時仍然年輕，而她的遺體一直奇迹般地沒有腐爛。
博爾赫斯說：“我可永遠也寫不出這樣一個故事。
” 在被剝奪公民權利并流亡十七年後，七十六歲的胡安·庇隆在被稱為鐵門的馬德裡郊區向阿根廷軍人政權宣布媾和條件。
一九四三年，陸軍上校庇隆積極鼓吹激進民族主義，發展成為阿根廷的一股勢力；一九四六到一九五五年，他在兩次選舉中獲勝，成為掌控阿根廷的獨裁者。
他的夫人伊娃沒有正式職務，卻和他一道執掌政權，直到一九五二年。
她在那一年死去。
庇隆為她花費重金做了防腐處理，現在，她的屍體停放在鐵門，和庇隆在一起。
一九五六年，在被軍隊推翻僅一年之後，庇隆在巴拿馬寫道：“我擔心某些奸猾的人将控制阿根廷。
”現在，阿根廷在曆經八任總統之後（其中六任是軍人），正處于一場沒有哪個阿根廷人能夠完全解釋的危機之中。
國土像印度一樣廣闊，擁有兩千三百萬人口，盛産牲畜、谷物和巴塔哥尼亞石油，并且在安第斯山脈擁有富饒的礦藏，這個強大的國家卻無法解釋地迷失了方向。
人人都心懷不滿，突然間人人又幾乎都成了庇隆主義者。
其中不僅有庇隆早期慷慨施舍過的工人階級，有馬克思主義者，甚至還有年輕的中産階級。
在這些年輕人父母的記憶中，庇隆是暴君、施虐狂和竊賊。
比索已經跌入地獄：一九四七年一美元可以兌換五比索，一九四九年十六比索，一九六六年二百五十比索，一九七〇年四百比索，去年
自庇隆時期以來，通脹率一直穩定在百分之二十五，而現在已躍升至百分之六十。
銀行的儲蓄利息是百分之二十四。
當通脹到達這樣一種爆發階段，隻有做火災保險才能賺錢。
保費上漲，索賠減少。
當物價一周周飛漲，不知為何很少發生火災。
對其他所有人而言，這就是一場夢魇。
籌措資金幾乎不可能；就算籌到了，如果你要買房子，拖延一周就可能讓你多支付兩三百美元（許多商人更願意用美元進行交易）。
工資、物價和彙率：人人都在談錢，有經濟能力的人都在黑市上購買美元。
很快，甚至連遊客也感染了這種歇斯底裡。
兩個月内，一間酒店客房的價格從七千比索漲至九千比索，一包煙從六百三十比索漲至八百二十比索。
貨币隻能小額兌換；必須時刻關注市場行情。
比索對美元有一天跌至一千二百五十比一。
這是公衆過度恐慌，還是新的衰退的肇始？在那一天猶豫不決就會損失金錢：比索又反彈到了一千一百。
博爾赫斯的翻譯諾曼·托馬斯·迪·喬瓦尼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三年工作行将結束，“你會覺得”，他說，“你把生命中最好的時光消耗在了兌換所裡。
有些下午，我會像别人逛商店一樣去逛兌換所，隻是為了看一看彙率。
” 政府不時地提高全民的薪酬——五月上漲了百分之十五，很快又要提高百分之十五——但卻跟不上物價的上漲。
大使夫人說：“這段時期，我們已經能夠計算出漲薪的間隔和漲價的間隔。
”大家都在兼職，有時還會做三份工作。
每個人都沉迷于賺更多的錢，同時又會趕快把錢花出去。
大家都在賭博。
即使是在安第斯山地區的保守城鎮門多薩，賭場也是顧客盈門；賭客多是來自工人階級，月薪一般隻相當于五十美元。
周四的布宜諾斯艾利斯，到處都有人排隊等着兌現足球彩票。
足彩每周開一次獎，是全國矚目的大事。
四月中旬，一名巴拉圭的勞工赢得三億三千萬比索的巨獎，消解了一次政治危機。
在門多薩曾經發生多起騷亂，軍隊被迫逃離。
而在接下來的一周裡，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一支遊擊隊殺死了他們在十天之前綁架的一個菲亞特公司的經理。
就在同一天，遊擊隊在附近的工業城市羅薩裡奧設下埋伏，殺死了第二軍軍長桑切斯将軍——這位将軍有着好施酷刑的惡名。
血債血償：軍隊中有一夥人因此想要撕毀與庇隆的協定，并阻止定于來年舉行的選舉。
但是巴拉圭人的幸運讓所有會談的氛圍都變得明朗起來，樂觀的态度重又出現，人們的神經也松弛了。
小小的危機過去了。
遊擊隊仍在實施襲擊、搶劫和爆炸；他們偶爾仍會進行綁架，偶爾也會殺人。
遊擊隊員是一些來自中産階級的年輕人，有些是庇隆主義者，有些是共産主義者。
搶劫了那麼多銀行之後，各個組織變得富有起來。
根據我所掌握的信息，去年在科爾多瓦，一個學生加入庇隆主義遊擊隊，每個月可以獲得相當于七十美元的報酬；律師則可獲得三百五十美元。
“你可以通過他們的摩托車、他們的嚣張、他們的炫耀來認出那些年輕的庇隆主義遊擊隊隊員。
就像詹姆斯·迪恩
非常潇灑。
”另一個獨立見證人這樣描述他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遇見的遊擊隊員，“他們反對美國。
但其中一個在一家美國公司任高層。
他們人格分裂；有些人其實不知道自己是誰。
他們把自己看作是某種漫畫書上的英雄。
白天是辦公室裡的克拉克·肯特
” 一旦做出決定（三十一歲的女人說），你的感覺就會好起來。
我的大多數朋友都支持革命，他們現在感覺好多了。
但有時他們就像小孩，看不見太多未來。
有一天我和一個朋友去看電影。
他差不多三十三歲。
我們看的是《薩科和萬澤提》。
結束時他說：“我為自己沒有成為遊擊隊員而感到羞恥。
以這樣的方式生活，我覺得自己是政府的同謀。
”我說：“但你沒有暴力傾向。
遊擊隊員必須是暴徒——他的想象力或感知力不能太豐富。
你必須唯命是從。
如果不這樣，就不會有什麼好下場。
那就像是宗教或教條。
”而他又說：“你不覺得羞恥嗎？” 電影制片人說： 我認為在馬克思之後，人民對曆史充滿了自覺。
殖民主義的衰退、第三世界的崛起，他們認為自己在這一進程中擔當了某種角色。
這和完全沒有曆史觀同樣危險。
人民因此而變得非常虛榮。
他們生活在一種智識的蠶繭中。
從他們那裡拿掉行話和革命理念，大多數人的頭腦将變得空空如也。
遊擊隊向着北方去尋求靈感。
自一九六八年巴黎運動以來，有人一直夢想把學生和工人聯合起來，擊敗“人民”的敵人。
遊擊隊簡化了阿根廷的種種問題。
和北方的校園與沙龍裡的革命者一樣，他們找到了自己的敵人：警察。
于是在智識水平不那麼穩定的南方，北方的社會－智識遊戲變成了可怕的現實。
數十名警察被殺害。
警察則以恐怖來回應恐怖。
他們和遊擊隊一樣實施綁架和殺戮；他們實施酷刑，主要針對生殖器官。
一個被警察關押的囚犯從窗口跳了出來，媒體隻用了豆腐塊大小的版面報道這件事情。
一些人被捕，随後又被正式“釋放”；他們有時會再度出現，有時則不會。
一天早晨，街上發現了一輛被燒毀的廂式貨車，裡面有兩具炭化的屍體，他們是兩天前從家裡被強行抓走的。
“我們到底生活在什麼樣的國家？”其中一個人的遺孀問道。
但是第二天她變平靜了，撤回了對警察的指控。
有人“拜訪”過她。
“朋友的朋友告訴我這些暴行，”諾曼·迪·喬瓦尼說，“這讓人惡心。
但這裡似乎沒有人對此感到驚訝。
”“我妻子的表兄是遊擊隊，”一位外省商人在午餐時說，“他在羅薩裡奧
八個月前，他失蹤了。
他死了。
”關于這件事，他再沒有什麼可說的，我們談起了别的事。
傍晚時分，在商業步行街上，有時會有穿着長筒靴和黑色皮夾克的士兵牽着阿爾薩斯犬巡邏：狗的尾巴貼近腿部，肩部隆起，耳朵後掠。
雪佛蘭警車在霓虹閃耀的街上不停遊弋。
到處都有帶着機槍的警察。
還有身着瓦灰色制服的騎警，戴着藍色頭盔的反遊擊隊摩托車隊，以及那些穿着裁剪精良的西裝、突然出現的年輕人——他們從沒有牌照的車裡跳将出來，他們是便衣警察。
再加上軍隊的AMX坦克和雲雀直升機，真是讓人印象深刻的武裝力量，也真的發揮了威懾作用。
就好像政權的力量現在隻被用于維系政權的存在，法律與秩序自身變成了目的：這是阿根廷貧瘠與荒蕪的一部分。
人民非常勇敢；他們實施酷刑，也被酷刑折磨；他們死去。
但這些都是分散的、不為人知的事件，媒體的報道讓它們變得更加模糊不清——這些媒體雖然自由，但卻并不能勝任其職責，似乎無法從它們所報道的事件中找到規律。
也許媒體是對的，在阿根廷幾乎沒有什麼事情真的是新聞，因為國家并沒有發展，也沒有什麼事情得到了解決。
這個國家似乎在和自己玩遊戲；阿根廷的政治生活和蟻群或非洲原始部落的生活一樣：充滿了種種事件，充滿了危機和死亡，但生活隻是在原地打轉，一年的結束總是和開頭一模一樣。
即使是桑切斯将軍的死也沒有引發危機。
他徒勞地實施酷刑，徒勞地死去。
他隻是如此活了五十三年，地位如此之高，卻沒有在身後留下痕迹。
事件總是比人更重要。
現在似乎隻有一個人有能力改變曆史，就像他過去那樣。
而他正在鐵門等待着。
沖動讓我們的敵人盲目（庇隆在一九五六年寫道），并且摧毀他們……（推翻我的）革命沒有目标可言，因為它隻是一種反應……軍人掌握了政權，但沒有人真正服從他們。
政治亂局正在逼近。
經濟被交給一些小職員治理，一天天變得更糟……社會秩序受到無政府狀态的威脅……這些獨裁者所知不多，甚至不知道自己要去向何方，他們從一場危機走向另一場危機，最終将迷失在一條沒有前途的道路上。
庇隆的回歸，或者說庇隆主義的勝利，已經為人們所預見。
據估計，阿根廷人已經将六十到八十億美元轉移出國。
“人民并沒有卷入，”大使夫人說，“你要記住，誰要是有錢，誰就不是阿根廷人。
隻有沒有錢的才是阿根廷人。
” 即便擁有如此多的财富與安全感，即便出逃計劃已經拟定，即便置身于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北區舉行的雅緻晚宴，沖動仍然會闖将進來。
“我要死了，”大使夫人突然攥緊拳頭說，“我要死了，我要死了，我要死了。
我再也沒有生活了。
每個人都在用指尖緊緊摳住生活不放。
這個地方死了。
有時我吃完午飯就上床去，一直躺着。
”年老的管家戴着白手套；房間裡所有的護牆闆都是在世紀之交從法國進口的。
（這些阿根廷貴族是多麼輕快，他們的安穩生活又是多麼短暫。
）“街道被挖開，燈光黯淡，電話無人應答。
”大麻（最後半公斤四十五美元）的作用過去了，情緒沒有改變。
“這裡從前是一座偉大的城市，一個偉大的港口。
那是二十年前了。
現在它被搞砸了，寶貝。
” 而那些知識分子和藝術家，那些更好的人，他們并不害怕外面的世界，但卻處在極其嚴重的焦慮之中，唯恐會陷在阿根廷出不去，唯恐一個人生命中最具創造性的歲月被荒廢掉，或是因為一場對他們并無好處可言的革命，或是因為一段血腥的獨裁統治，又或者隻是因為混亂。
通脹和比索的暴跌已經讓許多人處境困窘。
這個國家最傑出的漫畫家門基·薩巴說：“我們看着電視上月球都更容易。
但我們不了解玻利維亞、智利甚和烏拉圭。
原因？錢。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一種集體性的瘋狂。
因為從前在這裡總是很容易賺錢。
現在我們被孤立了。
外面的人不容易明白這意味着什麼。
” 冬季仍會在五月到來，随之而來的，是在科朗劇院上演的歌劇。
标價二十一美元的交響樂門票很快就會售罄。
但這片土地最為珍貴的神話，财富的神話，已經被奪走：财富曾經十分巨大，以至于阿根廷人會告訴你，有時殺掉一頭牛，隻是為了吃舌頭，而南美大草原上的遊客可以随便殺牛吃牛，隻要他把牛皮留給地主就好。
濕潤的南美大草原的表層土壤是不是有八英尺厚？或者是十二英尺？如此富饒的阿根廷，如此幸運的土地。
一八五〇年，阿根廷總人口不到一百萬，布宜諾斯艾利斯西面和南面一百英裡以外就是印第安人的地盤。
随後，在不到一百年前，經過六年的大屠殺，印第安人被追擊并滅絕；大草原開始奉獻它的寶藏。
偷竊而來的、血腥土地上的廣袤牧場，突然出現了一群充滿嫉妒之心的殖民貴族。
加上充當勞工的移民，一九一四年阿根廷總人口達到了八百萬。
移民主要來自西班牙北部和意大利南部，他們不是來做小業主或拓荒者，而是來為大牧場和布宜諾斯艾利斯服務的。
而布宜諾斯艾利斯這個港口城市也是為大牧場服務的。
龐大而繁榮的殖民經濟以牲畜和小麥為基礎，同時又與大英帝國聯系在一起；城市無産階級像大牧場貴族一樣突然出現；一個完整的、突然出現的人造社會被強加給這片平坦的、荒無人煙的土地。
一九二九年，博爾赫斯在一首題為《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奠基神話》的詩中這樣回憶無産階級在城中的蔓延： Unacigarreriasahumócomounarosaeldesierto.Latardesehabíaahondadoenayeres,loshombrescom#note_5">[5]，是人們騎馬玩樂的地方。
一片棚戶區，街道上沒有鋪磚石，有幾條發黑的、污穢的小河溝，但房子是磚砌的，有時還建有二層：一片安居樂業之地，有超過十五年的曆史，還有商店和各種标牌。
這裡居住着七萬人，幾乎全是印第安人，他們來自北方以及玻利維亞和巴拉圭，神情茫然，顯得有點愚笨；于是你會突然間意識到，你并非身處巴黎或歐洲，而是在南美洲。
在這裡負責的神父是“第三世界教士團”的成員。
他身着黑色皮夾克，他的小教堂是用混凝土建造的，風格過于簡單，正在随着擴音器裡傳來的阿根廷歌曲震動。
先前有人悄悄告訴我，神父的家世非常好；也許是身邊朋友的改換讓他變得虛榮了起來。
他當然是庇隆主義者，他說他的所有印第安信衆都是庇隆主義者。
“隻有阿根廷人才能理解庇隆主義。
我可以和你談庇隆主義談上五年，但你永遠不會聽明白。
” 但我們能不能試一試？他說庇隆主義不關心經濟增長；他們拒斥消費社會。
但他不是剛剛還在抱怨政府的蠢行在内地令許多人失業，而他的棚戶區每走一個印第安人，政府就會再送來兩個？他說他不打算浪費時間和一個美國人說話，有些人隻關心國民生産總值。
他離開我們，笑容滿面地朝着一些走近的印第安人沖了過去。
河上吹來的風很潮濕，混凝土房子的溫度降了下來，我想走了。
但和我一起來的人很不安。
他說我們應該再等等，告訴神父我不是美國人。
我們就在那兒等神父回來。
神父窘迫不已，解釋說庇隆主義真正關心的是人的精神成長。
這樣的發展已經在古巴和中國發生過，這些國家都朝工業社會背轉身去。
他們很年輕，衣着時尚，那天早上開會是為了起草一份反對酷刑的呼籲書。
頂樓的公寓邋邋遢遢、空蕩蕩的；來訪的客人都會從貓眼裡被審視一番；每個人都在竊竊私語；屋裡彌漫着香煙的煙霧。
密謀，危險。
但是有一個律師轉而注意到我被邀請共進午餐，午餐時——他喜愛昂貴的美食——他明确地表示，他們所抗議的酷刑不能等同于庇隆時期的酷刑。
他說：“如果正義是人民的正義，有時一些人會做出過度的事情。
但最終來看，重要的是正義應該以人民的名義來行使。
”誰是人民的敵人？他的回應既公式化又迅捷：“美帝國主義及其在國内的同盟。
統治寡頭、資産階級寄生蟲、猶太複國主義，還有左翼那些替歐洲列強賣命的‘僞軍’——我們用‘僞軍’泛指激進主義和社會主義。
”這似乎是一份完備的名單。
誰是庇隆主義者？“庇隆主義是一場革命的民族運動。
一場運動與一個黨派有着巨大的差異。
我們不是斯大林主義者，庇隆主義者就是任何稱自己為庇隆主義者并且像庇隆主義者一樣行事的人。
” 這位具有強烈反猶傾向的律師，自己就是猶太人；他來自一個反庇隆的中産階級家庭。
一九七〇年，他在馬德裡遇見庇隆，感到眩暈不已；引用庇隆的話時，他的聲音都在發抖。
他當時對庇隆說：“将軍，你為什麼不對這個政權宣戰，讓自己成為所有真正的庇隆主義者的領袖？”庇隆回答道：“我是一場民族運動的指揮。
我必須指揮整個運動，以最全面的方式。
” “并不存在内在的敵人。
”工會領袖笑着說。
但他同時又認為，酷刑會在阿根廷繼續存在下去，“沒有酷刑的世界是理想的世界。
”但是酷刑仍然存在，而酷刑是不是酷刑，“取決于被酷刑折磨的人是誰。
若是一個作惡者，沒問題。
但若是一個想要救國的人，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你知道，酷刑不隻是電擊。
貧窮是酷刑，挫折也是酷刑。
”他是一個溫文爾雅的人，有人告訴我，他是庇隆主義工會領袖裡智識最高的一個。
他非常守時，辦公室整潔有序，辦公桌的玻璃闆下面，有一張庇隆青年時代的大照片。
第一次庇隆主義革命是以财富的神話、一片等待劫掠的土地的神話為基礎進行的。
現在财富已經消失，庇隆主義就像是貧窮的一部分，是抗議、絕望、信仰、男子氣概、魔法、靈性和複仇。
什麼都是，又什麼都不是。
沒有了庇隆，歇斯底裡将會變得無法控制。
沒有了軍隊，法律與秩序的那些毫無生氣的守衛者，還有洋洋得意的庇隆主義，将會分崩離析，陷入上百起亂戰之中，每個人都會找到自己的敵人。
“暴力掌握在人民手中就不是暴力，而是正義。
”庇隆的這句宣言印在最近一期《信仰》報的頭版，這是一份擁護庇隆主義的報紙。
于是，通過一種陰險的模仿，南方歪曲了北方的革命口号。
在口号把活的問題變成抽象問題的地方，（“要在阿根廷消除酷刑，”托派分子說，“必須打倒布爾喬亞，建立工人政府。
”）在口号要與口号鬥争到底的地方，人民沒有理想，隻有敵人；隻有敵人才是真實的。
自從西班牙帝國分裂以來，這一直就是南美洲的噩夢。
伊娃·庇隆是金發還是黑發？她生于一九一九年還是一九二二年？她的出生地是洛斯托多斯的小鎮，還是四十公裡之外的胡甯？哦，她把自己的黑發染成了金發；她生于一九一九年，卻說是一九二二年（并且還在一九四五年銷毀了自己的出生記錄）；她生命的最初十年是在洛斯托多斯度過的，但自那以後一直在否棄這個小鎮。
沒有人知道為什麼。
不用到她的自傳《我生活的意義》中去找原因。
這本書以前是阿根廷學校的規定讀物，裡面沒有一點事實或真實的日期；作者是一個西班牙人，他後來抱怨說，庇隆的官方機構對他的書做了太多篡改。
于是真相開始消失，而傳奇與真相并無關系。
在紀念伊娃·庇隆的彌撒上，有許多學生到場；但她的一生不是人們探讨的主題。
洛斯托多斯的那所用褐磚砌成的，隻有一間屋子的房子漸漸衰朽，沒有标志，也幾乎無人造訪（盡管有個女人記得曾有一些拍電視的人去過）。
這所房子現在屬于隔壁車庫的老主人（車庫裡有兩輛車，其中一輛是沒有引擎的福特T型車），被用作儲物室。
平坦的屋頂長出了青草，在屋後的天井上，起皺的鐵皮屋頂已經坍塌。
在阿根廷，隻出版過一部伊娃·庇隆的傳記。
本來計劃出兩卷，但出版商破産了，第二卷沒能出版。
如果伊娃·庇隆現在還活着，也隻有五十三歲。
在活着的人當中，好幾百人認識她。
但隻用了兩個月我就發現，關于她，除了已經廣為人知的事情，很難再找到其他什麼線索。
人們篡改記憶，要麼稱頌她，要麼仇恨她，而恨她的人拒絕談論她。
洛斯托多斯早年的那些苦痛的日子已經被成功掩埋。
伊娃·庇隆的故事已經佚失，隻剩下了傳奇。
一天傍晚，警笛在外面呼嘯，在天主教大學授完課之後，博爾赫斯對我說：“我們當時覺得整件事都應該被忘掉。
如果報紙保持沉默，今天就不會有庇隆主義了——庇隆主義者一開始對他們自己感到羞愧。
我在公衆面前絕對不會提到他的名字。
我會說‘逃犯’、‘獨裁者’，就像詩歌會避用某些詞一樣——如果我在詩裡提到他的名字，整首詩都會散架。
” 這就是阿根廷的态度：壓制和忽略。
庇隆時期的許多紀錄已被銷毀。
如果今天的中産階級年輕人是庇隆主義者，而學生們唱起獨裁時期的老歌： 庇隆，庇隆，你是多麼偉大！多麼善良又強大，我的将軍！ 如果連無度的獨裁也重又受到尊敬，那不是因為過去已被探究，紀錄已被篡改，而僅僅是因為許多人改變了他們對那個公認傳奇的态度。
他們改變了自己的想法。
阿根廷沒有曆史。
這裡沒有曆史文檔，隻有塗鴉、争辯和學校的教程。
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身着白色罩衫的學童被定期帶到五月廣場上，繞着卡維爾多大廈參觀獨立戰争的遺址。
這是一場光榮的戰争；這是一場孤立的戰争；無論是在教科書上，還是在公衆的頭腦中，這場戰争和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全無關系：法律的淪喪，搜捕敵人，無休無止的内戰以及黑幫的橫行。
另一天傍晚，博爾赫斯說：“阿根廷的曆史就是脫離西班牙獨立的曆史。
”在這樣一種曆史觀裡，庇隆的位置在哪裡？“庇隆代表的是對土地的争奪。
”但是他肯定也代表了阿根廷的某種東西？“很遺憾，我必須承認他是阿根廷人，一個屬于今天的阿根廷人。
”博爾赫斯是西班牙裔拉美人，他的祖先在大移民潮之前就來到了阿根廷，那時這個國家還不是現在這個樣子；博爾赫斯用他對祖先的崇拜取代了對祖國曆史的思考。
和許多阿根廷人一樣，他抱有一個關于阿根廷的觀念，凡是不符合這個觀念的東西都會被否棄。
而博爾赫斯是阿根廷最偉大的人物。
這是一種對待曆史的态度，一種對待這片土地的态度。
魔法在阿根廷事關緊要，這個國家到處都有女巫、魔法師、術士和靈媒。
但是我作為訪客必須忽略阿根廷生活的這一面，因為我被告知，這些都不是真實的。
這個國家到處都是大牧場，但是我這個訪客不能去具體某一家大牧場，因為它并不典型。
但魔法存在，并且在發揮作用。
是的，但那不是真實的。
那個也不是真實的，那個也不是，那個還不是。
于是整個國家都在談話中被消解了；我發現自己被引向了類似牛仔古玩店那樣的地方。
這個阿根廷裡一個阿根廷人也沒有，更不用說我的那些導遊了；但那是真實的，那就是阿根廷。
“我們基本上都熱愛這個國家，”一個英裔阿根廷人說，“但我們以想象的方式看待它。
我們中有許多人現在因為幻想而飽受折磨。
”大家一起拒絕睜眼去看，拒絕去和這片土地和解：一個人工的、四分五裂的殖民社會，因為種種神話而充滿缺陷和赝品。
做阿根廷人不是去做南美人，而是去做歐洲人；許多阿根廷人變成了歐洲人，他們屬于歐洲。
這片土地原本是他們财富的來源，現在卻變成了他們的度假基地。
對這些阿根廷－歐洲人來說，布宜諾斯艾利斯和馬德普拉塔成了他們度假的城市，隻有某些季節他們才會在此生活。
在兩次大戰的間歇，巴黎有一個阿根廷人社區，人數穩定在十萬。
那時比索還是比索。
“許多人認為，”博爾赫斯說，“在這裡本可能發生的最好的事情是英國人取得勝利（一八〇六年至一八〇七年，英國人曾兩次襲擊布宜諾斯艾利斯）。
同時我會想，成為殖民地真的有好處嗎——如此僻遠而沉悶。
” 但在阿根廷做一個歐洲人，就是在以最為有害的方式做一個殖民者。
這是寄生蟲的生活方式，是在把歐洲的成就與權威據為己有——加勒比各殖民地的白人社群也是這麼做的——是降低對自己的要求（我小時候在特立尼達，以為白人和富人不需要接受教育），也是出于一種虛假的安全感、接受自己社會的二流地位。
還有阿根廷的财富：英國人的鐵路把小麥和肉類從大草原的各個角落運到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港口，再從那裡運往英格蘭。
這裡沒有拓荒者，沒有艱苦卓絕的建國神話。
這片空曠的土地極其平坦和富饒，資源無窮無盡，也是一片無限寬容的土地。
DiosarregladenochelamacanaquelosArgentinoshacendedía：阿根廷人在白天制造的麻煩，神會在夜裡加以解決。
做阿根廷人就是去繼承一個魔法的、虛弱的世界。
這裡的财富和歐洲性掩蓋了一個農業社會的種種屬于殖民地的現實，這個社會不需要多少才能，也沒有創造出什麼，不需要偉大人物，也沒有創造出偉大人物。
“這裡什麼也沒有發生過。
”有一天諾曼·迪·喬瓦尼氣惱地說。
自博爾赫斯往下的每一個人都說：“布宜諾斯艾利斯是一個小鎮。
”八百萬人口。
駭人的小市民雜居區肆意向外擴展，卑賤、單調、沒有意義：但這隻是一個小鎮，被殖民地的疑慮和惡意所吞噬。
如果人們覺得外面的世界才是真實的，那麼留在這裡的每一個人就都有所欠缺，滿懷欺詐之心。
門多薩的一位服務生說：“阿根廷人不工作。
我們做不了任何大事。
我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瑣碎無益。
”一位藝術家說：“這裡幾乎沒有職業人士，我是說知道自己人生目标的人。
沒有誰知道自己為什麼要從事某一項職業。
正因為如此，如果你和我是同行，你就是我的敵人。
” Camelero，chanta：這些是阿根廷人每天都在用的詞。
Camelero的意思是“大話王”，一個其實什麼也不能兌現的人。
有個人說要帶我去一個大牧場，而且要坐他的私人飛機去，他就是一個camelero。
Chanta則是指什麼都可以出賣的人，沒有原則的空心人。
自總統往下，幾乎每一個人都會被某個人斥為chanta。
另一個被反複使用的詞是“平庸”。
阿根廷人痛恨平庸，害怕被人視為平庸。
這是伊娃·庇隆用來罵人的字眼之一。
在她看來，阿根廷的貴族總是很平庸。
她是對的。
數年之間她就粉碎了阿根廷是一片有貴族氣派的殖民地的神話，再沒有人為這片土地找到其他神話、其他觀念來取而代之。
2博爾赫斯與虛假的往昔 談到作家的名聲，博爾赫斯曾說：“重要的是你在别人心目中創造出的關于你自己的形象。
許多人認為彭斯
但他代表了許多東西，人們喜歡他。
那樣的形象，就像拜倫的形象，最終也許比作品更重要。
” 博爾赫斯是一位偉大的作家，一位甜蜜而憂郁的詩人；精通西班牙語的讀者尊敬他，認為他是一位表達直率、文風質樸的作家。
但在英裔美國人看來，他是一位年老的阿根廷盲人作家，寫過寥寥幾篇極短、極神秘的故事——這樣的名聲既誇張又虛假，以緻遮蔽了他的偉大成就。
他或許也因此而未能獲得諾貝爾獎；等他虛假的名聲消散時——這樣的名聲一定會消散——他的傑作很可能也會随之消失。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博爾赫斯最好的作品既不神秘，也不晦澀。
他的詩作容易讀懂，有很多甚至是浪漫風格的。
過去五十年間，他的主題一直保持不變：他的軍人祖先、他們陣亡的故事、死亡本身、時間，還有老布宜諾斯艾利斯。
他寫過大約十幾個成功的故事。
其中有兩三篇是直截了當、甚至有點老派的偵探故事（有一篇發表在《埃勒裡·奎因神秘雜志》
有些故事以一種相當電影化的手法處理布宜諾斯艾利斯在世紀之交的下層生活。
匪徒被賦予史詩般的地位；他們崛起，受到其他匪徒的挑戰，有時他們也會逃跑。
其他故事，那些讓批評家瘋狂的故事，本質上隻是智力玩笑。
博爾赫斯選取一個詞，比如“不朽”，用以玩弄文字遊戲。
他說，假如人真的能不朽，不僅僅是老而不死，而是不可摧毀、充滿活力，永遠活下去，那麼結果會如何？他的答案是——這也就是他的故事——每一種可以設想的經驗都會在某個時刻降臨在每個人身上，每個人都會在某個時刻呈現出每一種可以設想的性格，而荷馬（隐藏在這個故事裡的英雄）在十八世紀甚至可能會忘了他寫過《奧德賽》。
也可以選取“難以忘懷”這個詞。
假定一樣東西真的難以忘懷，連一秒鐘也無法忘掉；假定這件東西來到你手中，就像一枚硬币。
拓展這個想法。
假定有一個男人——噢，不，他隻能是一個男孩——什麼也不能忘掉，他的記憶将因而不斷膨脹，他生命裡每一分鐘的那些無法忘懷的細節将會不斷地進入他的記憶。
這就是博爾赫斯的一些智力遊戲。
他最為成功的非韻文作品，同時也是他最短小的那部作品，也許隻是一個純粹的玩笑。
故事題為《關于科學的精确性》，本來隻是十七世紀一部遊記的摘要： 在那個帝國裡，繪圖技術如此完美，以至于一個省的地圖覆蓋了一整個城市的空間，而帝國的地圖又覆蓋了一整個省。
時間流逝，人們發現這些巨幅地圖在某些方面有所欠缺，于是繪圖師學院研究出一幅和帝國一樣大小的地圖，每一點都能夠相互對應。
後來的世代對地圖研究沒有那麼在意，認為這麼大的地圖笨重累贅，不無輕視地任其經受日曬雨淋。
在西部荒漠，至今還能發現一些地圖的殘片，在為偶爾出現的野獸或乞丐遮風蔽雨；在全國其他地方，再也沒有留下其他的地圖學遺迹。
這既荒謬又完美：準确的戲仿，古怪的想法。
博爾赫斯的謎題和玩笑會讓人上瘾。
但它們是什麼就是什麼；它們并非總能支撐對它們所做的種種形而上學的解釋。
但這對學院批評家很有吸引力。
博爾赫斯的有些惡作劇需要他炫耀一些古怪的學問——有時這些惡作劇也會消失在這些炫耀之下。
他早期的一些故事偶爾也會使用巴洛克風格的語言。
《環形廢墟》——這是一篇精巧的、近乎科幻的故事，講述一個做夢的人發現自己隻存在于别人的夢裡——是這樣起頭的：Nadieloviódesembarcarenlaunánimenoche。
直譯就是：“沒有人看見他踏入那一緻的夜晚。
”諾曼·托馬斯·迪·喬瓦尼四年來一直在全天翻譯博爾赫斯的作品，他是講英語的國家裡、宣傳博爾赫斯最賣力的人。
他說： 你可以想象圍繞“一緻的”這個詞人們寫下了多少文字。
我帶着兩種譯法去見博爾赫斯：“周圍的”和“圍繞的”，對他說：“博爾赫斯，‘一緻的夜晚’到底是什麼意思？這個詞組沒有任何意義。
如果可以說‘一緻的夜晚’，那為什麼不說‘喝茶的夜晚’，或者是‘打牌的夜晚’？”他的回答讓我震驚。
他說：“迪·喬瓦尼，這隻是我不負責任的寫作手法的一個例子。
”最後我們的譯本用了“圍繞的”，但有許多教授不喜歡失去他們的“一緻的夜晚”…… 有一個女人寫了一篇關于博爾赫斯的論文，收錄在一本書裡。
她一點也不懂西班牙語，用了兩種相當平庸的譯本作為論文根據。
她的論文很長，大概有四十頁，文中的要點之一是，博爾赫斯的文筆非常拉丁化。
我不得不向她指出，博爾赫斯隻能寫拉丁化的文字，因為他用的是西班牙語，而西班牙語是拉丁語的一種方言。
她立論的時候沒有詢問任何人。
最後她大喊“救命”，而你漸漸上升，看着那座宏偉的摩天大樓在流沙中沉沒。
一九六九年，迪·喬瓦尼和博爾赫斯一起到美國去做巡回演講： 博爾赫斯是一位紳士。
當人們走上前來告訴他，他的故事的内涵到底是什麼——畢竟，他隻不過是這些故事的作者——你就會聽到他最美妙的回答：“哦，謝謝你！你豐富了我的故事。
你給了我一件很棒的禮物。
我從布宜諾斯艾利斯來到X地——比如說得州的拉伯克——走了那麼多路，就是為了找到這樣的、關于我以及我的故事的真理。
” 多年來，在講西班牙語的地方，博爾赫斯一直享有極高的名望。
但在一九七〇年，他在《紐約客》上發表了一篇“人物剪影”文章，題為《自叙随筆》，說在一九六一年獲得福明托獎
”這樣的誇張讓他在阿根廷的一些早期支持者感到沮喪；有些人會說，随着他聲名漸增，他也越來越“不負責任”。
但博爾赫斯一直都是一個不負責任的人。
布宜諾斯艾利斯是一個小鎮，在博爾赫斯隻屬于這個小鎮時，他的有些話并不讓人讨厭，但是如果外國人在排隊等着和他見面，事情就變得不一樣了。
博爾赫斯的軍人祖先以及他們的死亡無疑曾一度讓整個社會感到榮幸，讓它擁有了一種曆史感和完整感。
但博爾赫斯宣稱那是一種私人的光榮，似乎是在排斥其他人；在很多人看來，這是一種自我中心的、專橫的态度。
在小鎮上做名人并不容易。
博爾赫斯做了很多次訪談，每一次都很雷同。
他讓提問顯得無關緊要；有一位阿根廷女士說，他是在播放錄音；他在表演。
他說西班牙語是他的“厄運”。
他批評西班牙和西班牙人：他仍然在打那場殖民戰争，但是他把舊有的種種問題與阿根廷的一種更簡單的偏見混淆在了一起，這種偏見針對的是來自西班牙北部的貧窮落後的移民。
他針對大草原印第安人講的一些笑話既有失風度，又陳腐。
之所以說有失風度，是因為就在他出生之前二十年，這些印第安人已經被系統地滅絕了；但博爾赫斯的态度又在意料之中，隻有讓受害者變得荒唐可笑，這樣大規模的屠殺才變得可以接受。
他談到切斯特頓、斯蒂文森和吉蔔林。
他談到古英語，因為選擇了自己感興趣的學術話題而滿懷熱情。
他還談到他的英國祖先。
這是一場奇特的殖民表演。
他的阿根廷曆史是他身份的組成部分；他自己也是這樣向大家展現的；他歸根結底是一個愛國者。
他尊重國旗，在國家圖書館，他的辦公室（他是館長）陽台上，飄揚着一面這樣的旗幟。
國歌讓他感動，但與此同時他似乎又急于宣稱自己有脫離阿根廷的傾向。
博爾赫斯的表演針對的似乎是他在校園裡的新聽衆，并且在很多方面對這些英裔美國人加以恭維，但博爾赫斯的态度卻是舊式的。
在布宜諾斯艾利斯，人們仍然記得一九五五那一年，就在庇隆被推翻前幾天、九年的獨裁統治行将結束之際，博爾赫斯給英國文化協會的女士們做了一次演講——在無數的主題中他選擇了柯勒律治
博爾赫斯說，柯勒律治寫下過一些英語詩歌——“esdecirlapoesía”（也就是說詩歌）——中最好的詩句。
這四個詞在舉國歡慶之際，就像是對阿根廷靈魂的一次無端攻擊。
諾曼·迪·喬瓦尼講述了一個能起到平衡作用的故事。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我們在華盛頓特區的喬治城大學。
負責介紹我們的是一位來自圖庫曼的阿根廷人，他借用這個場合向聽衆指出，軍隊實施鎮壓，關閉了圖庫曼大學。
博爾赫斯完全沒有注意介紹人的發言，直到在去往機場的路上才醒轉過來。
有人說起介紹人之前的發言，博爾赫斯突然間大發雷霆：“你有沒有聽到那人說了什麼？他說他們關閉了圖庫曼大學。
”我問他為什麼這麼生氣，他說：“那人在攻擊我的國家。
他們不能那樣談論我的國家。
”我說：“博爾赫斯，你說‘那人’是什麼意思？那人是阿根廷人，是從圖庫曼來的。
而且他說的是真的，軍隊關掉了大學。
” 博爾赫斯中等身材，近乎失明的眼睛和手杖讓他的外表顯得愈加獨特。
他穿着講究。
他說自己是中産階級作家，而中産階級作家既不應該是花花公子，也不應該過于随意。
他謙恭有禮；和托馬斯·布朗爵士一樣，他也認為紳士就是努力少給人添麻煩的人。
“但你應該去托馬斯·布朗爵士的《醫生的宗教》裡找答案。
”他平易近人，願意在冗長的訪談裡重複他在其他訪談裡已經說過的話，他這樣的态度，似乎是把“中産階級關于謙遜的理想以及紳士的風度”與“作家的孤僻以及他專注于寫作的需要”融合在了一起。
從他讓别人稱呼他的方式，可以看出（平易近人背後）這種孤僻的一些迹象。
有特權用“豪爾赫”稱呼他的人（他們讀成“喬吉”），也許不超過六個。
他讓其他人都稱呼他“博爾赫斯”，不加“Se?or（先生）”。
他認為“Se?or”太西班牙，太自命不凡。
而隻稱呼“博爾赫斯”顯然讓人有距離感。
甚至那篇五十頁的《自叙随筆》也沒有暴露他的孤僻。
那就像是另一篇訪談，沒有說出多少新的東西。
他一八九九年生于布宜諾斯艾利斯，是一位律師的兒子，祖先是軍人。
從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二一年（那時比索還很值錢，歐洲的物價水平低于布宜諾斯艾利斯），他們全家在歐洲逗留：這些故事全都被再次勾勒出來，就像是在一次訪談裡一樣。
文章很快就變成了一位作家講述自己的寫作生涯的文章，他講述了他讀過和寫過的書，參加過的文學團體，創辦過的雜志。
他的生活卻不見蹤影。
他四十歲左右一定經曆過一場危機，但在文章裡卻幾乎沒有提及：那時他的家庭虧空嚴重，他在從事各種新聞報道工作；他的父親死了，他感覺自己得了重病，而且“擔心（自己的）心理是否還健全”；他在市圖書館當助理，作家身份在館外廣為人知，在館内卻無人知曉。
“我記得有一個同事在一本百科全書上看到‘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這個名字，讓他驚訝的是這個人碰巧和我同名，而且同年同月同日生。
” “漫長而極其不快樂的九年，”他說；但他隻用了四頁紙講述這個時期。
博爾赫斯的孤僻開始顯得像是一種禁忌。
UndiosmehaconcedidoLoqueesdadosaberalosmortales.PortodoelcontinenteandaminombreNohevivido.Quisieraserotrohombre. 下面是馬克·斯特蘭德的譯本： 我被允許獲知一個凡人所能知曉的事情。
整個大陸都知道我的名字；我沒有生活過。
我想成為另一個人。
這是博爾赫斯論愛默生；但也可以是博爾赫斯論博爾赫斯。
在《自叙随筆》中，生活的确不見蹤影。
于是最重要的一切必須到他的作品中去尋找，在博爾赫斯這裡，也就是他的詩歌。
如他自己所說，他漫長的一生中探索過的所有主題都已經包含在了他最初的詩集裡。
這本詩集于一九二三年出版，在五天之内印就，印了三百本，免費贈送。
在這些詩裡，他的軍人祖先在戰鬥中瀕臨死亡。
在這些詩裡，隻有二十四歲的他已經把對光榮的沉思轉變成了對死亡、時間以及個人生活的“珍寶”的沉思： ...cuandotúmismoereslacontinuaciónrealizadadequienesnoalcanzarontutiempoyotrosserán(yso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