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與白之間的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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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廉署發生正面沖突。
最後由港督頒布局部特赦令方能平患。
如今，這位人物行将就木，他曾經參與建立的警隊形象，亦似乎在不知不覺間崩解——在二○一三年的今天，香港員警的光環業已褪色。
在殖民地時代，香港員警曾因為盡忠職守而獲英女王頒予「皇家」的稱号，七○年代末肅清貪污賄賂後，成為全世界數一數二的優秀執法部隊，有效率地遏止香港的犯罪活動，以保護市民為己任，獲得社會各階層支援，确立了公正無私，誠實可靠的專業形象。
雖然警隊裡偶有害群之馬，身為警務人員卻涉及嚴重的案件，可是大部分市民會認同這些隻是個别事件，并不影響對香港員警的觀感。
真正影響市民對警方觀感的，是政治事件。
在一九九七年香港主權移交後，政治議題逐年升溫。
價值觀的差異，漸漸從政治上的對立擴展至社會上的矛盾。
社會運動，示威遊行轉趨激烈，首當其沖的便是前線警員。
近年，警方多次奉命以強硬手段對付示威者，指派負責嚴重罪案的重案組調查社運分子并進行拘捕，于是社會上冒出質疑警方的聲音—而這聲音愈來愈獲得本來不抱立場的中間派市民認同。
損害警隊形象最深的，是個别事件中，警員執法時有雙重标準之嫌。
警隊有「政治中立」的原則，面對所有情況都應該一視同仁，秉公辦理，但當沖突涉及一些親政府組織，警員似是受到掣肘，失去往常高效率的辦案能力。
有人言之鑿鑿地宣稱，在香港強權已經壓倒公義，香港員警淪為政權的鷹犬，縱容政府包庇的組織，執法偏頗，單純為政治服務。
駱督察以前聽到這些批評，他都會一一反駁。
可是，如今連他自己也懷疑這說法是否真實，他再也無法義正詞地主張警方絕對中立，站在市民的一方，不偏不倚地執法，警隊裡抱着打工心态的同僚愈來愈多，他們忘掉了這份職業神聖的本質，隻單純地執行上級的指令，跟以勞力換取薪水的一般工人毫無分别。
「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的說法，不時傳進駱督察的耳朵。
駱督察一九八五年投考員警，是因為對員警這「身份」有一份憧憬，在他眼中，員警是除暴安良、維持正義的神聖工作。
但對不少新入職的後輩來說，員警不是「身份」，隻是「職業」，「嫉惡如仇」、「警惡懲奸」不過是紙上談兵，不求把工作做好，但求把工作做完，保持良好的考評紀錄，盡快晉升至安逸高薪的職位，安然待到退休，領取優渥的退休金和長俸□。
當這
最後由港督頒布局部特赦令方能平患。
如今，這位人物行将就木，他曾經參與建立的警隊形象，亦似乎在不知不覺間崩解——在二○一三年的今天，香港員警的光環業已褪色。
在殖民地時代，香港員警曾因為盡忠職守而獲英女王頒予「皇家」的稱号，七○年代末肅清貪污賄賂後，成為全世界數一數二的優秀執法部隊，有效率地遏止香港的犯罪活動，以保護市民為己任，獲得社會各階層支援，确立了公正無私，誠實可靠的專業形象。
雖然警隊裡偶有害群之馬，身為警務人員卻涉及嚴重的案件，可是大部分市民會認同這些隻是個别事件，并不影響對香港員警的觀感。
真正影響市民對警方觀感的，是政治事件。
在一九九七年香港主權移交後，政治議題逐年升溫。
價值觀的差異，漸漸從政治上的對立擴展至社會上的矛盾。
社會運動，示威遊行轉趨激烈，首當其沖的便是前線警員。
近年，警方多次奉命以強硬手段對付示威者，指派負責嚴重罪案的重案組調查社運分子并進行拘捕，于是社會上冒出質疑警方的聲音—而這聲音愈來愈獲得本來不抱立場的中間派市民認同。
損害警隊形象最深的，是個别事件中，警員執法時有雙重标準之嫌。
警隊有「政治中立」的原則，面對所有情況都應該一視同仁，秉公辦理，但當沖突涉及一些親政府組織，警員似是受到掣肘，失去往常高效率的辦案能力。
有人言之鑿鑿地宣稱，在香港強權已經壓倒公義，香港員警淪為政權的鷹犬，縱容政府包庇的組織，執法偏頗，單純為政治服務。
駱督察以前聽到這些批評，他都會一一反駁。
可是，如今連他自己也懷疑這說法是否真實，他再也無法義正詞地主張警方絕對中立，站在市民的一方，不偏不倚地執法，警隊裡抱着打工心态的同僚愈來愈多，他們忘掉了這份職業神聖的本質，隻單純地執行上級的指令，跟以勞力換取薪水的一般工人毫無分别。
「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的說法，不時傳進駱督察的耳朵。
駱督察一九八五年投考員警，是因為對員警這「身份」有一份憧憬，在他眼中，員警是除暴安良、維持正義的神聖工作。
但對不少新入職的後輩來說，員警不是「身份」，隻是「職業」，「嫉惡如仇」、「警惡懲奸」不過是紙上談兵，不求把工作做好，但求把工作做完，保持良好的考評紀錄，盡快晉升至安逸高薪的職位，安然待到退休，領取優渥的退休金和長俸□。
當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