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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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我和胡利娅姨媽的戀愛進行得一帆風順，事情還是逐漸變得複雜起來，因為保守秘密不易。
我們共同商定好，為了不在家裡引起懷疑，我大大減少了到魯喬舅舅家去拜訪的次數，隻是每星期四還繼續準時去吃飯。
晚上為了去看電影，我們耍各種花招。
胡利娅姨媽先走，她打招呼告訴奧爾卡舅媽說要去同一個女友吃飯，然而卻是到某個商定的地點去等我。
不過，這樣做也有不便，胡利娅姨媽必須長時間地耽擱在街上，直到我下班為止，而且她常常要餓肚子。
有時，我乘出租汽車去找她，人不下車；她留心看着，一見汽車停下就飛快地跑來。
不過，這是一個冒險的計策，一旦叫人發現，他們馬上就會知道我和胡利娅姨媽之間有點什麼。
無論如何，這個埋伏在汽車裡的神秘邀請人終将引起人們的好奇、懷疑和猜測…… 因此，我們甯可夜裡少見面，利用白天電台工作的空隙多見面。
胡利娅姨媽乘公共汽車到市中心，上午十一時或下午五時左右在卡馬納大街一家咖啡店或聯盟大街一家叫做“豐盛”的冷飲店裡等我。
我改完幾篇新聞稿，我們便可以共度兩個小時。
我們已不再去科爾梅納大街的布蘭薩咖啡館，因為泛美電台和中央電台的人都到那兒去。
有時（更确切地說是在發薪的日子裡）我請胡利娅姨媽吃午飯，那時我們在一起一連待上三個小時。
可是我那點微薄的工資支付不起這種過度的花費。
在這以前，有一天上午，我曾趁小赫納羅為彼得羅·卡瑪喬的成功而笑逐顔開的時候，同他作了一次巧妙的交談，使他給我增加了工資，我的收入從而達到了五千索爾。
我把兩千索爾交給外祖父和外祖母資助家用，其餘的三千索爾，雖說不算寬裕，但應付我的惡習——吸煙、看電影和買書——還是足夠的。
可是自從我和胡利娅姨媽戀愛以來，花錢如流水，手頭總是拮據，常常借債，甚至求助于阿爾瑪斯廣場的國家當鋪。
另外，由于在男女交往上，我有着西班牙人的牢固偏見，一次賬也不讓胡利娅姨媽付，所以我的經濟狀況到了難以自救的程度。
為了緩和這種狀況，我開始做一點哈維爾嚴厲地稱之為“糟蹋我的文筆”的事，就是寫書評和在利馬的雜志及文化副刊上發表報道文章。
為了減少發表這些拙劣文章所感到的羞愧，我用的是筆名，但是每月增加的兩三百個索爾對我的預算是一劑補藥。
在利馬市中心咖啡館的這些約會不是很放肆，隻不過是浪漫的長談，互相拉手，眉來眼去而已；倘若環境允許，則貼着腿坐；隻在誰也看不到的時候才接吻，這種情況很少，因為那個時段的咖啡館裡總是擠滿一般職員。
我們談我們自己的事，自然，談到了被家裡某個人發現的危險，談到了避免這些危險的方法，事無巨細地互相訴說自上次見面（也就是幾個小時前或一天前的見面）後所做的一切。
但我們從不計劃未來。
未來這件事在我們的交談中被心照不宣地抹掉了，無疑這是由于我和她都确信我們的關系沒有任何前途。
雖說如此，我覺得這種像一場遊戲似的愛情在利馬市中心煙霧缭繞的咖啡館的純潔相會中逐漸變得嚴肅起來。
正是在那裡，我們不知不覺地産生了愛情。
對文學，我們也談得很多，或者說得更準确一點，是胡利娅姨媽聽，我講，講巴黎的亭子間（那是與我的才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和我成為作家時将要寫的各種小說、劇本和雜文。
哈維爾在聯盟大街的豐盛冷飲店發現我們的那天下午，我正在給胡利娅姨媽讀我的一篇關于多羅特奧·馬蒂的故事，這篇故事的題目富有中世紀味道：《十字架的屈辱》。
共五頁，這是我讀給她聽的第一篇故事。
我讀得很慢，為了掩飾我對她将要作出的評判的不安。
這次試驗對我這個未來作家的敏感性來說是災難級的。
我一邊讀着，胡利娅姨媽一邊不斷地打斷我： “可是，不是這樣，你把事情都弄颠倒了。
”她驚奇地對我說，甚至發火，“事情不是像你說的那樣，可是……” 我難過極了，停下來告訴她，她所聽到的并非她跟我講的那個事件的真實寫照，而是一個故事，一個故事，所有增加或删掉的東西都是為了獲得某種效果。
“就是戲劇效果。
”我強調說，不知她是否懂了；而且即使出于憐憫之心，她露出笑容也好呀。
“可是，适得其反，”胡利娅姨媽大膽而無情地反駁道，“由于你改變了那些情節，故事一點風趣也沒有了。
誰會相信十字架從活動到倒下會經過那麼長的時間？那麼，引人發笑的東西在哪兒？” 盡管我内心受到傷害，暗暗決定把這個關于多羅特奧·馬蒂的故事扔到字紙簍裡去，但我仍竭力為文學虛構可以違背現實的權利熱烈而艱難地辯護着。
正當這時，我覺得有人拍我的肩膀。
“我要打斷你們，是他們告訴我二位在這裡。
我本來要走了，因為我讨厭被人撂在一邊不理不睬，”哈維爾說着拉過一張椅子坐下，向侍者要了一杯咖啡，他向胡利娅姨媽笑了笑，“很高興認識您，我叫哈維爾，是這位記者最好的朋友。
你把她藏得多嚴實呀，朋友。
” “這是小胡利娅，我的奧爾卡舅媽的妹妹。
”我對他解釋說。
“怎麼？就是那個大名鼎鼎的玻利維亞女人？”哈維爾的勁頭漸漸消失了。
他看到我們時，我們正拉着手，沒有松開。
現在他的眼睛盯着我們交叉在一起的手指，已經沒了以前
我們共同商定好，為了不在家裡引起懷疑，我大大減少了到魯喬舅舅家去拜訪的次數，隻是每星期四還繼續準時去吃飯。
晚上為了去看電影，我們耍各種花招。
胡利娅姨媽先走，她打招呼告訴奧爾卡舅媽說要去同一個女友吃飯，然而卻是到某個商定的地點去等我。
不過，這樣做也有不便，胡利娅姨媽必須長時間地耽擱在街上，直到我下班為止，而且她常常要餓肚子。
有時，我乘出租汽車去找她，人不下車；她留心看着，一見汽車停下就飛快地跑來。
不過，這是一個冒險的計策，一旦叫人發現，他們馬上就會知道我和胡利娅姨媽之間有點什麼。
無論如何，這個埋伏在汽車裡的神秘邀請人終将引起人們的好奇、懷疑和猜測…… 因此，我們甯可夜裡少見面，利用白天電台工作的空隙多見面。
胡利娅姨媽乘公共汽車到市中心，上午十一時或下午五時左右在卡馬納大街一家咖啡店或聯盟大街一家叫做“豐盛”的冷飲店裡等我。
我改完幾篇新聞稿，我們便可以共度兩個小時。
我們已不再去科爾梅納大街的布蘭薩咖啡館，因為泛美電台和中央電台的人都到那兒去。
有時（更确切地說是在發薪的日子裡）我請胡利娅姨媽吃午飯，那時我們在一起一連待上三個小時。
可是我那點微薄的工資支付不起這種過度的花費。
在這以前，有一天上午，我曾趁小赫納羅為彼得羅·卡瑪喬的成功而笑逐顔開的時候，同他作了一次巧妙的交談，使他給我增加了工資，我的收入從而達到了五千索爾。
我把兩千索爾交給外祖父和外祖母資助家用，其餘的三千索爾，雖說不算寬裕，但應付我的惡習——吸煙、看電影和買書——還是足夠的。
可是自從我和胡利娅姨媽戀愛以來，花錢如流水，手頭總是拮據，常常借債，甚至求助于阿爾瑪斯廣場的國家當鋪。
另外，由于在男女交往上，我有着西班牙人的牢固偏見，一次賬也不讓胡利娅姨媽付，所以我的經濟狀況到了難以自救的程度。
為了緩和這種狀況，我開始做一點哈維爾嚴厲地稱之為“糟蹋我的文筆”的事，就是寫書評和在利馬的雜志及文化副刊上發表報道文章。
為了減少發表這些拙劣文章所感到的羞愧，我用的是筆名，但是每月增加的兩三百個索爾對我的預算是一劑補藥。
在利馬市中心咖啡館的這些約會不是很放肆，隻不過是浪漫的長談，互相拉手，眉來眼去而已；倘若環境允許，則貼着腿坐；隻在誰也看不到的時候才接吻，這種情況很少，因為那個時段的咖啡館裡總是擠滿一般職員。
我們談我們自己的事，自然，談到了被家裡某個人發現的危險，談到了避免這些危險的方法，事無巨細地互相訴說自上次見面（也就是幾個小時前或一天前的見面）後所做的一切。
但我們從不計劃未來。
未來這件事在我們的交談中被心照不宣地抹掉了，無疑這是由于我和她都确信我們的關系沒有任何前途。
雖說如此，我覺得這種像一場遊戲似的愛情在利馬市中心煙霧缭繞的咖啡館的純潔相會中逐漸變得嚴肅起來。
正是在那裡，我們不知不覺地産生了愛情。
對文學，我們也談得很多，或者說得更準确一點，是胡利娅姨媽聽，我講，講巴黎的亭子間（那是與我的才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和我成為作家時将要寫的各種小說、劇本和雜文。
哈維爾在聯盟大街的豐盛冷飲店發現我們的那天下午，我正在給胡利娅姨媽讀我的一篇關于多羅特奧·馬蒂的故事，這篇故事的題目富有中世紀味道：《十字架的屈辱》。
共五頁，這是我讀給她聽的第一篇故事。
我讀得很慢，為了掩飾我對她将要作出的評判的不安。
這次試驗對我這個未來作家的敏感性來說是災難級的。
我一邊讀着，胡利娅姨媽一邊不斷地打斷我： “可是，不是這樣，你把事情都弄颠倒了。
”她驚奇地對我說，甚至發火，“事情不是像你說的那樣，可是……” 我難過極了，停下來告訴她，她所聽到的并非她跟我講的那個事件的真實寫照，而是一個故事，一個故事，所有增加或删掉的東西都是為了獲得某種效果。
“就是戲劇效果。
”我強調說，不知她是否懂了；而且即使出于憐憫之心，她露出笑容也好呀。
“可是，适得其反，”胡利娅姨媽大膽而無情地反駁道，“由于你改變了那些情節，故事一點風趣也沒有了。
誰會相信十字架從活動到倒下會經過那麼長的時間？那麼，引人發笑的東西在哪兒？” 盡管我内心受到傷害，暗暗決定把這個關于多羅特奧·馬蒂的故事扔到字紙簍裡去，但我仍竭力為文學虛構可以違背現實的權利熱烈而艱難地辯護着。
正當這時，我覺得有人拍我的肩膀。
“我要打斷你們，是他們告訴我二位在這裡。
我本來要走了，因為我讨厭被人撂在一邊不理不睬，”哈維爾說着拉過一張椅子坐下，向侍者要了一杯咖啡，他向胡利娅姨媽笑了笑，“很高興認識您，我叫哈維爾，是這位記者最好的朋友。
你把她藏得多嚴實呀，朋友。
” “這是小胡利娅，我的奧爾卡舅媽的妹妹。
”我對他解釋說。
“怎麼？就是那個大名鼎鼎的玻利維亞女人？”哈維爾的勁頭漸漸消失了。
他看到我們時，我們正拉着手，沒有松開。
現在他的眼睛盯着我們交叉在一起的手指，已經沒了以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