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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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喬·加蒂卡途經利馬一事，在我們的新聞稿上被帕斯庫亞爾炫耀成“絕妙的藝術界大事和全國無線電電話的巨大成就”。
那次騷亂使我損失不小，丢了一條領帶，撕破了一件襯衣，都是九成新的，并且我再次對胡利娅姨媽爽約。
在這位智利波萊羅歌唱家到來之前，我在各家報紙上看到過他數不清的照片和頌揚他的文章（小赫納羅曾說，不是花鈔票買來的文章最值錢），但是，隻是當我在貝倫大街看到婦女排着長長的隊伍等候進入演出廳時，才真正發現他的聲名如此顯赫。
由于演出廳很小——僅一百個池座——隻有屈指可數的女士得以入座觀看。
演出的那天晚上，泛美電台門前擠得水洩不通，我和帕斯庫亞爾不得不從與我們的住房共用一個平台的鄰樓爬到頂樓。
我們已把七點鐘的新聞稿寫完，但無法送到二樓去。
“一大堆女人擠在台階上、門口和電梯前，”帕斯庫亞爾對我說，“我想法請她們給我讓條路，可是她們把我當作餓漢。
” 我給小赫納羅打了電話，興高采烈地說： “魯喬的演出還要一個小時才開始，可是人群已經把貝倫大街的交通給堵塞了。
這會兒，全秘魯都在收聽泛美電台的廣播。
” 我問他，鑒于發生了這種事情，是否能犧牲七點鐘和八點鐘的新聞？可是他對什麼狀況都能想出辦法，他叫我們通過電話把新聞口授給播音員。
我們照他說的辦了。
間歇時間，帕斯庫亞爾欣喜若狂地聆聽收音機裡的魯喬·加蒂卡的聲音，而我則重讀那篇關于議員—太監的小說的第四稿，我最後給它取了個恐怖小說的題目：《損壞了的面孔》。
九點鐘，我們聽到演出結束了，聽到馬廷内斯·莫羅希尼向魯喬·加蒂卡告别的聲音和觀衆的歡呼聲。
這次不是唱片，而是真人在歡呼。
十秒鐘後，電話響了，我聽到小赫納羅告急的聲音： “你們要想辦法下來，這裡像螞蟻似的，黑壓壓的一片。
” 女士們擁擠在台階上築成了一道人牆，被身材魁梧的門房赫蘇西托擋在演出廳的大門前。
我們穿過這道人牆，真是費了九牛二虎之力。
帕斯庫亞爾高喊着：“急診！急診！我們在找一個受傷的人！”女士們——大多數是年輕的——或無動于衷地望着我們，或微笑着，但是并不讓路，我們隻好推開她們。
來到演出廳内，我們看到一幅慌亂的場面：被衆人頌揚的藝術家正要求警察前來保護。
這位藝術家身材矮小，臉色發紫，對他的女敬仰者們心懷憤怒。
我們那位開明業主極力安慰他，告訴他叫警察來會造成更壞的印象，那群黑壓壓的姑娘站在那兒是出自于對他才華的崇敬。
但是這位天才并不相信這番話。
“我了解那些女人，”他說，顯出又怕又氣的樣子，“先是要簽名，最後又抓又咬。
” 我們都笑了，但後來的事證實了他的預言。
小赫納羅決定讓我們等半個小時，他認為那群崇拜者一旦厭倦了就會走掉。
十點十五分（我和胡利娅姨媽約好去看電影的時刻），姑娘們還沒有厭倦，倒是我們等得不耐煩了，于是商定擠出去。
我和小赫納羅、帕斯庫亞爾、赫蘇西托、馬廷内斯·莫羅希尼挽着胳膊，圍成一個圓圈，把那位名人夾在中間。
我們一開門，那位天才的臉色就更加慘白了，簡直就像張白紙。
我們走下頭幾級台階，沒有受到太大的傷害。
我們用胳膊推，用大腿拱，用頭頂，用胸撞，對付那些如山似海的女士。
那些女士當時還隻是鼓掌、歎息和伸出手去觸摸那個她們所崇拜的人物——他面如缟素，微笑着，嘟嘟囔囔地說：“小心，别松開胳膊，朋友們。
”但是，我們馬上不得不應付一場正式的進攻。
她們抓住我們的衣服狠狠地拽着、号叫着，伸長手指要撕碎偶像的襯衣和西裝。
經過十分鐘令人窒息的推擁，走到進口處的過道時，我覺得馬上就要頂不住了，并且仿佛看見：身材瘦小的博萊羅歌唱家被人從我們中間奪走，他的女崇拜者們當着我們的面把他撕成了碎塊。
這種事情并沒有發生。
但是，當我們把他塞進老赫納羅——他已在方向盤前守候了一個半小時——的汽車裡時，魯喬·加蒂卡和我們這些鋼鐵般堅強的衛士都變成了這一場大災難的幸存者。
我的領帶被搶走了，襯衣被撕得一條條的；赫蘇西托的制服被撕破，帽子被搶走；小赫納羅的前額被手提包打傷了。
歌唱大師安然無恙，但是他身上的穿戴隻有鞋子和内褲完整無損。
第二天，當我們十點鐘在布蘭薩咖啡館喝咖啡時，我把女崇拜者們的英雄業績講給彼得羅·卡瑪喬聽，他根本不感到驚異： “我的年輕朋友，”他遠遠地看着我，沉着冷靜地對我說，“音樂也是打動人心的呀。
” 正當我奮力保護魯喬·加蒂卡的人身安全時，阿格拉德西達太太已經把頂樓清掃完，我那篇關于議員的小說的第四稿被她扔進垃圾堆裡去了。
我非但不痛心，反倒如釋重負。
我想那是天意。
當我告訴哈維爾我不再寫下去時，他不但沒有設法勸說我，反而對我的決定表示祝賀。
胡利娅姨媽對我做保镖的事頗為開心。
自從在玻利瓦爾飯店偷偷接吻的那天晚上起，我們幾乎天天見面。
魯喬舅舅過生日的第二天，我貿然到了阿爾門達利茨大街的家裡去，真幸運，胡利娅獨自一人在那兒。
“他們去看望你的奧爾騰西娅姨媽去了，”她說着，把我讓進大廳，“我沒有去，我知道那個惹是生非的女人整天在編造我的故事。
” 我摟住她的腰，把她拉過來，想親吻她。
她沒有拒絕，但也沒有親我。
我感覺到她那冷冰冰的嘴巴貼在我的嘴上。
我們分開時，我看見她面無笑容地望着我。
她不像昨天晚上那麼驚恐，說得更确切些，她有些好奇，并且面帶譏諷的表情。
“喂，馬裡多，”她的聲音親切，沉靜，“我這一輩子各種荒唐的事都做過。
但是，這個我不幹，”她大笑一聲，“我，難道我要勾引小孩子嗎？這事我可不幹！” 我們坐下來，暢談了快兩個小時。
我給她講了我的全部生活情況，不是過去的，而是未來的，也就是當我有朝一日住在巴黎、成為作家時的生活情況。
我告訴她，從我第一次讀大仲馬的作品起，就想寫作，并且從那時起，就夢寐以求去法國旅行，住在藝術家區的某個亭子間裡，全力以赴地緻力于文學，這是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
我對她說，為了讨家庭的喜歡，我才選學法律，可是我覺得在所有的職業中，律師是最令人讨厭和愚蠢的，我永遠不會從事這個職業。
我多次發現自己講的話很狂熱。
我告訴她，我平生第一次将心裡話講給一個女人而不是男友聽。
“在你看來，
那次騷亂使我損失不小，丢了一條領帶，撕破了一件襯衣，都是九成新的，并且我再次對胡利娅姨媽爽約。
在這位智利波萊羅歌唱家到來之前，我在各家報紙上看到過他數不清的照片和頌揚他的文章（小赫納羅曾說，不是花鈔票買來的文章最值錢），但是，隻是當我在貝倫大街看到婦女排着長長的隊伍等候進入演出廳時，才真正發現他的聲名如此顯赫。
由于演出廳很小——僅一百個池座——隻有屈指可數的女士得以入座觀看。
演出的那天晚上，泛美電台門前擠得水洩不通，我和帕斯庫亞爾不得不從與我們的住房共用一個平台的鄰樓爬到頂樓。
我們已把七點鐘的新聞稿寫完，但無法送到二樓去。
“一大堆女人擠在台階上、門口和電梯前，”帕斯庫亞爾對我說，“我想法請她們給我讓條路，可是她們把我當作餓漢。
” 我給小赫納羅打了電話，興高采烈地說： “魯喬的演出還要一個小時才開始，可是人群已經把貝倫大街的交通給堵塞了。
這會兒，全秘魯都在收聽泛美電台的廣播。
” 我問他，鑒于發生了這種事情，是否能犧牲七點鐘和八點鐘的新聞？可是他對什麼狀況都能想出辦法，他叫我們通過電話把新聞口授給播音員。
我們照他說的辦了。
間歇時間，帕斯庫亞爾欣喜若狂地聆聽收音機裡的魯喬·加蒂卡的聲音，而我則重讀那篇關于議員—太監的小說的第四稿，我最後給它取了個恐怖小說的題目：《損壞了的面孔》。
九點鐘，我們聽到演出結束了，聽到馬廷内斯·莫羅希尼向魯喬·加蒂卡告别的聲音和觀衆的歡呼聲。
這次不是唱片，而是真人在歡呼。
十秒鐘後，電話響了，我聽到小赫納羅告急的聲音： “你們要想辦法下來，這裡像螞蟻似的，黑壓壓的一片。
” 女士們擁擠在台階上築成了一道人牆，被身材魁梧的門房赫蘇西托擋在演出廳的大門前。
我們穿過這道人牆，真是費了九牛二虎之力。
帕斯庫亞爾高喊着：“急診！急診！我們在找一個受傷的人！”女士們——大多數是年輕的——或無動于衷地望着我們，或微笑着，但是并不讓路，我們隻好推開她們。
來到演出廳内，我們看到一幅慌亂的場面：被衆人頌揚的藝術家正要求警察前來保護。
這位藝術家身材矮小，臉色發紫，對他的女敬仰者們心懷憤怒。
我們那位開明業主極力安慰他，告訴他叫警察來會造成更壞的印象，那群黑壓壓的姑娘站在那兒是出自于對他才華的崇敬。
但是這位天才并不相信這番話。
“我了解那些女人，”他說，顯出又怕又氣的樣子，“先是要簽名，最後又抓又咬。
” 我們都笑了，但後來的事證實了他的預言。
小赫納羅決定讓我們等半個小時，他認為那群崇拜者一旦厭倦了就會走掉。
十點十五分（我和胡利娅姨媽約好去看電影的時刻），姑娘們還沒有厭倦，倒是我們等得不耐煩了，于是商定擠出去。
我和小赫納羅、帕斯庫亞爾、赫蘇西托、馬廷内斯·莫羅希尼挽着胳膊，圍成一個圓圈，把那位名人夾在中間。
我們一開門，那位天才的臉色就更加慘白了，簡直就像張白紙。
我們走下頭幾級台階，沒有受到太大的傷害。
我們用胳膊推，用大腿拱，用頭頂，用胸撞，對付那些如山似海的女士。
那些女士當時還隻是鼓掌、歎息和伸出手去觸摸那個她們所崇拜的人物——他面如缟素，微笑着，嘟嘟囔囔地說：“小心，别松開胳膊，朋友們。
”但是，我們馬上不得不應付一場正式的進攻。
她們抓住我們的衣服狠狠地拽着、号叫着，伸長手指要撕碎偶像的襯衣和西裝。
經過十分鐘令人窒息的推擁，走到進口處的過道時，我覺得馬上就要頂不住了，并且仿佛看見：身材瘦小的博萊羅歌唱家被人從我們中間奪走，他的女崇拜者們當着我們的面把他撕成了碎塊。
這種事情并沒有發生。
但是，當我們把他塞進老赫納羅——他已在方向盤前守候了一個半小時——的汽車裡時，魯喬·加蒂卡和我們這些鋼鐵般堅強的衛士都變成了這一場大災難的幸存者。
我的領帶被搶走了，襯衣被撕得一條條的；赫蘇西托的制服被撕破，帽子被搶走；小赫納羅的前額被手提包打傷了。
歌唱大師安然無恙，但是他身上的穿戴隻有鞋子和内褲完整無損。
第二天，當我們十點鐘在布蘭薩咖啡館喝咖啡時，我把女崇拜者們的英雄業績講給彼得羅·卡瑪喬聽，他根本不感到驚異： “我的年輕朋友，”他遠遠地看着我，沉着冷靜地對我說，“音樂也是打動人心的呀。
” 正當我奮力保護魯喬·加蒂卡的人身安全時，阿格拉德西達太太已經把頂樓清掃完，我那篇關于議員的小說的第四稿被她扔進垃圾堆裡去了。
我非但不痛心，反倒如釋重負。
我想那是天意。
當我告訴哈維爾我不再寫下去時，他不但沒有設法勸說我，反而對我的決定表示祝賀。
胡利娅姨媽對我做保镖的事頗為開心。
自從在玻利瓦爾飯店偷偷接吻的那天晚上起，我們幾乎天天見面。
魯喬舅舅過生日的第二天，我貿然到了阿爾門達利茨大街的家裡去，真幸運，胡利娅獨自一人在那兒。
“他們去看望你的奧爾騰西娅姨媽去了，”她說着，把我讓進大廳，“我沒有去，我知道那個惹是生非的女人整天在編造我的故事。
” 我摟住她的腰，把她拉過來，想親吻她。
她沒有拒絕，但也沒有親我。
我感覺到她那冷冰冰的嘴巴貼在我的嘴上。
我們分開時，我看見她面無笑容地望着我。
她不像昨天晚上那麼驚恐，說得更确切些，她有些好奇，并且面帶譏諷的表情。
“喂，馬裡多，”她的聲音親切，沉靜，“我這一輩子各種荒唐的事都做過。
但是，這個我不幹，”她大笑一聲，“我，難道我要勾引小孩子嗎？這事我可不幹！” 我們坐下來，暢談了快兩個小時。
我給她講了我的全部生活情況，不是過去的，而是未來的，也就是當我有朝一日住在巴黎、成為作家時的生活情況。
我告訴她，從我第一次讀大仲馬的作品起，就想寫作，并且從那時起，就夢寐以求去法國旅行，住在藝術家區的某個亭子間裡，全力以赴地緻力于文學，這是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
我對她說，為了讨家庭的喜歡，我才選學法律，可是我覺得在所有的職業中，律師是最令人讨厭和愚蠢的，我永遠不會從事這個職業。
我多次發現自己講的話很狂熱。
我告訴她，我平生第一次将心裡話講給一個女人而不是男友聽。
“在你看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