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就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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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個卑微的作者，很久以前在兩家不知名的雜志上發表過兩個短篇小說。
一篇有三千五百八十七個字，包括标點符号；另一篇長一些，有四千六百二十三個字，也包括标點符号。
我準備寫一部長篇小說，有幾個構思在我腦子裡居住了二十多年。
它們不是好鄰居，經常吵架，我知道它們都期望自己第一個寫出來。
我勸說它們，誰第一個寫出來不重要，誰寫得最好才重要。
可是它們對我的寫作能力缺乏信任，認為我這輩子隻能寫出一部長篇小說，如果不是搶在第一個被寫出來，就會胎死腹中。
它們争吵不休，讓我二十年來一個字也沒有寫出來。
當然這隻是借口，真正的原因是我沒有把握寫出來以後能否正式出版。
二十多年前的某一天下午，我小心翼翼步入一家著名出版社的大門，沿着斑駁的水泥樓梯走到五層，輕輕敲響這家出版社文學編輯室的虛掩之門，裡面一個女聲說： “請進。
” 我推門進去，編輯室裡有十多張書桌，當時隻有一男一女兩個編輯坐在裡面，男編輯看上去二十多歲，女編輯有四十多歲了，女編輯問我： “你找誰？” 我不知所措地看看高高堆在十多張書桌上沒有打開信封的書稿，又看看牆角裡堆成小山似的書稿，我注意到桌上的書稿信封上都寫着編輯的名字，牆角裡的書稿信封上沒有寫編輯的名字，隻寫出版社的名字。
年輕的男編輯坐在門口的書桌旁，我看見堆在他桌上的書稿信封上寫着孫強收，就說： “我找孫強編輯。
” 女編輯指指年輕的男編輯說：“他就是孫強。
” 這位名叫孫強的編輯疑惑地看着我，他的記憶裡沒有我的臉。
我謙卑地微笑，從背包裡拿出發表過我短篇小說的兩本雜志，翻開後遞給他，說明哪篇是處女作，哪篇是第二次發表。
他的目光從兩本雜志上掃了一下，冷淡地問我： “你有什麼事？” 我說我有幾個長篇小說的構思，要說給他聽聽，如果他對其中的一個有興趣，我回家就動筆。
我拉過來一把椅子坐下，準備滔滔不絕講述時，他對我說： “我不是門診醫生。
” 我愣了一下，沒有明白他的意思，遲疑之後還是向他講述起我的第一個構思。
我才說了兩句話，他就不耐煩了，打斷我說： “我告訴你了，我不是門診醫生。
” “我知道，”我忐忑地說，“你是編輯。
” 這時一個回收廢紙的人拿着幾個塑料編織袋走進來，好像和他們很熟悉的樣子，進屋就指着牆角那堆小山似的沒有打開信封的書稿說： “今天不多啊。
” 他說着蹲下身子将那些書稿往袋子裡裝，孫強起身走出屋子，都沒有看我一眼，似乎我并不存在。
我尴尬地坐在那裡，那位四十多歲的女編輯對我說： “你回去吧，把稿子寫完寄到我們這裡。
” 我點點頭，看看還在往袋子裡裝書稿的那個人，站起來走出屋子，走出這幢樓房。
我站在大街上，看着這家著名的出版社，知道自己的構思寫出來寄到這裡是什麼命運，就是被那個回收廢紙的裝進塑料編織袋，賣給造紙廠回爐後再變成嶄新的紙張。
後來我又去了一家不著名的出版社，見到一位五十來歲的編輯，他雖然沒有說“我不是門診醫生”，可是同樣沒有興趣聽我講述構思。
他的态度比孫強友好多了，他動手翻了翻那兩本不知名的雜志，直言不諱告訴我，像我這樣的無名作者，長篇小說寫出來也是難以出版。
看到我垂頭喪氣的模樣，他微笑地問我： “你寫小說是想出名呢，還是熱愛文學？” “熱愛文學。
”我毫不猶豫地回答。
“熱愛文學就好辦了。
”他說，“你可以自費出版，印五百本送給親朋好友。
” 我有點動心了，問他：“印五百本多少錢？” 他說：“兩萬元可以出書了。
” “這麼貴。
”我失聲驚叫，當時我一個月的薪水才兩百多元。
“隻有出版社才有書号，中國的出版社都是國營的，民營的不準有出版社，民營的出書隻能到我們國營這裡來合作。
” “如果我自己找個印刷廠印出來呢？” “那就是非法出版物。
” “非法出版物危險嗎？” “把你抓進監獄裡去。
” 我起身離開這家不著名的出版社，心灰意冷走在街道上，然後心灰意冷走過了這些年的時時刻刻。
我曾經希望兒子繼續我的未竟之業，可是他喜愛遊戲。
他上中學時，我弟弟送給他一個PSP，他夜夜躲在被窩裡悄悄玩遊戲；現在他工作了，天天拿着手機公開玩遊戲。
我的侄女喜愛文學，我微不足道的文學基因沒有直傳給兒子，倒是橫傳給了侄女。
我對待她就像是自己的親生女兒，精心輔導她的小學和中學作文，她上大學的時候不需要我輔導了，她開始在雜志上發表散文，繼而發表短篇小說，一篇接着一篇發表，就像春天裡花兒接連開放那樣不可阻擋。
然後她的第一部短篇小說集出版，是我仰慕的那家著名出版社出版的。
孫強，那位當年說“我不是門診醫生”的編輯，那時是那家出版社的社長，親自為她短篇小說集的出版主持了新聞發布會。
孫強稱她是張愛玲再世，媒體稱她是美女作家。
這時候她懷孕了。
此前我沒聽說過她有男友，她的父母，也就是我的弟弟和弟媳也沒有聽說過，她就突然懷孕了。
她是中午睡醒後懷疑自己懷孕了。
自從她成為作家以後就沒在上午醒來過，她中午醒來洗漱一番，又梳妝打扮一番，然後對父母說，她兩個月
一篇有三千五百八十七個字，包括标點符号；另一篇長一些，有四千六百二十三個字，也包括标點符号。
我準備寫一部長篇小說，有幾個構思在我腦子裡居住了二十多年。
它們不是好鄰居，經常吵架，我知道它們都期望自己第一個寫出來。
我勸說它們，誰第一個寫出來不重要，誰寫得最好才重要。
可是它們對我的寫作能力缺乏信任，認為我這輩子隻能寫出一部長篇小說，如果不是搶在第一個被寫出來，就會胎死腹中。
它們争吵不休，讓我二十年來一個字也沒有寫出來。
當然這隻是借口，真正的原因是我沒有把握寫出來以後能否正式出版。
二十多年前的某一天下午，我小心翼翼步入一家著名出版社的大門，沿着斑駁的水泥樓梯走到五層，輕輕敲響這家出版社文學編輯室的虛掩之門，裡面一個女聲說： “請進。
” 我推門進去，編輯室裡有十多張書桌，當時隻有一男一女兩個編輯坐在裡面，男編輯看上去二十多歲，女編輯有四十多歲了，女編輯問我： “你找誰？” 我不知所措地看看高高堆在十多張書桌上沒有打開信封的書稿，又看看牆角裡堆成小山似的書稿，我注意到桌上的書稿信封上都寫着編輯的名字，牆角裡的書稿信封上沒有寫編輯的名字，隻寫出版社的名字。
年輕的男編輯坐在門口的書桌旁，我看見堆在他桌上的書稿信封上寫着孫強收，就說： “我找孫強編輯。
” 女編輯指指年輕的男編輯說：“他就是孫強。
” 這位名叫孫強的編輯疑惑地看着我，他的記憶裡沒有我的臉。
我謙卑地微笑，從背包裡拿出發表過我短篇小說的兩本雜志，翻開後遞給他，說明哪篇是處女作，哪篇是第二次發表。
他的目光從兩本雜志上掃了一下，冷淡地問我： “你有什麼事？” 我說我有幾個長篇小說的構思，要說給他聽聽，如果他對其中的一個有興趣，我回家就動筆。
我拉過來一把椅子坐下，準備滔滔不絕講述時，他對我說： “我不是門診醫生。
” 我愣了一下，沒有明白他的意思，遲疑之後還是向他講述起我的第一個構思。
我才說了兩句話，他就不耐煩了，打斷我說： “我告訴你了，我不是門診醫生。
” “我知道，”我忐忑地說，“你是編輯。
” 這時一個回收廢紙的人拿着幾個塑料編織袋走進來，好像和他們很熟悉的樣子，進屋就指着牆角那堆小山似的沒有打開信封的書稿說： “今天不多啊。
” 他說着蹲下身子将那些書稿往袋子裡裝，孫強起身走出屋子，都沒有看我一眼，似乎我并不存在。
我尴尬地坐在那裡，那位四十多歲的女編輯對我說： “你回去吧，把稿子寫完寄到我們這裡。
” 我點點頭，看看還在往袋子裡裝書稿的那個人，站起來走出屋子，走出這幢樓房。
我站在大街上，看着這家著名的出版社，知道自己的構思寫出來寄到這裡是什麼命運，就是被那個回收廢紙的裝進塑料編織袋，賣給造紙廠回爐後再變成嶄新的紙張。
後來我又去了一家不著名的出版社，見到一位五十來歲的編輯，他雖然沒有說“我不是門診醫生”，可是同樣沒有興趣聽我講述構思。
他的态度比孫強友好多了，他動手翻了翻那兩本不知名的雜志，直言不諱告訴我，像我這樣的無名作者，長篇小說寫出來也是難以出版。
看到我垂頭喪氣的模樣，他微笑地問我： “你寫小說是想出名呢，還是熱愛文學？” “熱愛文學。
”我毫不猶豫地回答。
“熱愛文學就好辦了。
”他說，“你可以自費出版，印五百本送給親朋好友。
” 我有點動心了，問他：“印五百本多少錢？” 他說：“兩萬元可以出書了。
” “這麼貴。
”我失聲驚叫，當時我一個月的薪水才兩百多元。
“隻有出版社才有書号，中國的出版社都是國營的，民營的不準有出版社，民營的出書隻能到我們國營這裡來合作。
” “如果我自己找個印刷廠印出來呢？” “那就是非法出版物。
” “非法出版物危險嗎？” “把你抓進監獄裡去。
” 我起身離開這家不著名的出版社，心灰意冷走在街道上，然後心灰意冷走過了這些年的時時刻刻。
我曾經希望兒子繼續我的未竟之業，可是他喜愛遊戲。
他上中學時，我弟弟送給他一個PSP，他夜夜躲在被窩裡悄悄玩遊戲；現在他工作了，天天拿着手機公開玩遊戲。
我的侄女喜愛文學，我微不足道的文學基因沒有直傳給兒子，倒是橫傳給了侄女。
我對待她就像是自己的親生女兒，精心輔導她的小學和中學作文，她上大學的時候不需要我輔導了，她開始在雜志上發表散文，繼而發表短篇小說，一篇接着一篇發表，就像春天裡花兒接連開放那樣不可阻擋。
然後她的第一部短篇小說集出版，是我仰慕的那家著名出版社出版的。
孫強，那位當年說“我不是門診醫生”的編輯，那時是那家出版社的社長，親自為她短篇小說集的出版主持了新聞發布會。
孫強稱她是張愛玲再世，媒體稱她是美女作家。
這時候她懷孕了。
此前我沒聽說過她有男友，她的父母，也就是我的弟弟和弟媳也沒有聽說過，她就突然懷孕了。
她是中午睡醒後懷疑自己懷孕了。
自從她成為作家以後就沒在上午醒來過，她中午醒來洗漱一番，又梳妝打扮一番，然後對父母說，她兩個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