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獻給少女楊柳
關燈
小
中
大
一
很久以來，我一直過着甯靜如水的生活。
我居住的地方名叫煙，我的寓所是一間臨河的平房，平房的結構是缺乏想象力的長方形，長方形暗示了我的生活是如何簡潔與明确。
我非常欣賞自己在小城裡到處遊蕩時的腳步聲，這些聲音隻有在陌生人的鞋後跟才會産生。
雖然我居住在此已經很久，可我成功地捍衛了自己腳步聲的純潔。
在街上世俗的聲響裡，我的腳步聲不會變質。
我拒絕一切危險的往來。
我曾經遇到過多次令我害怕的微笑，微笑無疑是在傳達交往的欲望。
我置之不理，因為我一眼看出微笑背後的險惡用心。
微笑者是想走入我的生活，并且占有我的生活。
他會用他粗俗的手來拍我的肩膀，然後逼我打開臨河平房的門。
他會躺到我的床上去，像是躺在他的床上，而且随意改變椅子的位置。
離開的時候，他會接連打上三個噴嚏，噴嚏便永久占據了我的寓所，即便燃滿蚊香，也無法熏走它們。
不久之後，他會帶來幾個身上散發着廚房裡那種庸俗氣息的人。
這些人也許不會打噴嚏，但他們滿嘴都是細菌。
他們大聲說話大聲嬉笑時，便在用細菌粉刷我的寓所了。
那時候我不僅感到被占有，而且還被出賣了。
因此我現在更喜歡在夜間出去遊蕩，這倒不是我懷疑自己拒絕一切的意志，而是模糊的夜色能讓我安全地感到自己遊離于衆人之外。
我已經研究了住宅區所有的窗簾，我發現任何一個窗口都有窗簾。
正是這個發現才使我對住宅區充滿好感，窗簾将我與他人隔離。
但是危險依然存在，隔離并不是強有力的。
我在走入住宅區窄小的街道時，常常會感到如同走在肝炎病區的走廊上，我不能放棄小心翼翼。
我是在夜間觀察那些窗簾的。
那時候背後的燈光将窗簾照耀得神秘莫測，當微風掀動某一窗簾時，上面的圖案花紋便會出現妖氣十足的流動。
這讓我想起寓所下那條波光粼粼的河流，它流動時的曲折和不可知，曾使我的睡眠裡出現無數次雪花飄揚的情景。
窗簾更多的時候是靜止地出現在我視野中，因此我才有足夠的時間來考察它們的光芒。
盡管燈光的變化，與窗簾無比豐富的色彩圖案幹擾了我的考察。
但當我最後簡化掉燈光和色彩圖案後，我便發現這種光芒與一條盤踞在深夜之路中央的蛇的目光毫無二緻。
自從這個發現後，在每次走入住宅區時，我便感到自己走入了千百條蛇的目光之中。
在這個發現之後很久，也就是一九八八年五月八日那一天。
一個年輕的女子向我走了過來。
她走來是為了使我的生活出現缺陷，或者更為完美。
總而言之，她的到來會制造出這樣一種效果，比如說我在某天早晨醒來時，突然發現卧室裡增加了一張床，或者我睡的那張床不翼而飛了。
二 事實上，我與外鄉人相識已經很久了。
外鄉人來自一個長滿青草的地方，這是我從他身上靜脈的形狀來判斷的。
我與他第一次見面是在一個夏日的中午，由于炎熱他赤裸着上身，他的皮膚使人想起剛剛剝去樹皮的樹幹。
于是我看到他皮膚下的靜脈像青草一樣生長得十分茂盛。
我已經很難記起究竟是在什麼時候認識外鄉人的，隻是覺得已經很久了。
但我知道隻要細細回想一下，我是能夠記起那一日天空的顔色和樹木上知了的叫聲。
外鄉人端坐在一座水泥橋的橋洞裡。
他選擇的這個地方，在夏天的時候讓我贊歎不已。
外鄉人是屬于讓我看一眼就放心的人，他端坐在橋洞裡那副安詳無比的模樣，使我向他走去。
在我還離他十米遠的時候，我就知道他不會去敲我長方形的門，他不會發現我的床可以睡覺可以做夢，我的椅子他也同樣不會有興趣。
我向他走去時知道将會出現交談的結局，但我明白這種交談的性質，它與一個正在洗菜的女人和一個正在點煤球爐男人的交談截然不同。
因此當他向我微笑的時候，我的微笑也迅速地出現。
然後我們就開始了交談。
出于謹慎，我一直站立在橋洞外。
後來我發現他說話時不斷做出各種手勢。
手勢表明他是一個歡迎别人走入橋洞的人。
我便走了進去，他立刻拿開幾張放在地上的白紙，白紙上用鉛筆畫滿了線條，線條很像他剛才的手勢。
我就在剛才放白紙的地方坐了下去，我知道這樣做符合他的意願。
然後我看到他的臉就在前面一尺處微笑，那種微笑是我在小城煙裡遇到的所有微笑裡，唯一安全的微笑。
他與我交談時的聲音很平穩，使我想起橋下緩緩流動的河水。
我從一開始就習慣了這種聲音。
鑒于我們相識的過程并不驚險離奇，他那種平穩的聲音便顯得很合适。
他已經簡化了很多手勢，他這樣做是為了讓我去關注他的聲音。
他告訴我的是有關定時炸彈的事，定時炸彈涉及幾十年前的一場戰争。
一九四九年初，國民黨上海守軍司令湯恩伯決定放棄蘇州、杭州等地，集中兵力固守上海。
鎮守小城煙的一個營的國民黨部隊連夜撤離。
撤離前一個名叫譚良的人，指揮工兵排埋下了十顆定時炸彈。
譚良是同濟大學數學專業的畢業生。
在那個星光飄灑的夜晚，他用一種變化多端的幾何圖形埋下了這十顆炸彈。
譚良是最後一個撤離小城煙的國民黨軍官，當他走出小城，回首完成最後一瞥時，小城在星光裡像一片竹林一樣安靜。
那時候他可能已經預感到，幾十年以後他會重新站到這個位置上。
這個不幸的預感在一九八八年九月三日成為現實。
盡管譚良随同他的部隊進駐了上海。
可上海解放時，在長長走過的俘虜行列裡，并沒有譚良。
顯然在此之前他已經離開了上海，他率領的工兵排那時候已在舟山了。
舟山失守後，譚良也随之失蹤。
在朝台灣潰退的大批國民黨官兵裡，有三個人是譚良工兵排的士兵。
他們三人幾乎共同認為譚良已經葬身大海，因為他們親眼看到譚良乘坐的那艘帆船如何被海浪擊碎。
一九八八年九月二日傍晚五點整，一個名叫沈良的老漁民，在舟山定海港踏上了一艘駛往上海的班輪。
他躺在班輪某個船艙的上鋪，經過了似乎有幾十年般漫長的一夜搖晃。
翌日清晨班輪靠上了上海十六鋪碼頭。
沈良擠在旅客之中上了岸，然後換乘電車到了徐家彙西區長途汽車站。
在那天早晨七點整時，他買到了一張七點半去小城煙的汽車票。
一九八八年九月三日上午，他坐在駛往小城煙的長途汽車裡，他的鄰座是一位來自遠方的年輕人。
年輕人因患眼疾在上海某醫院住了一個月，病愈後由于某種原因他沒有直接回家，而是去了小城煙。
在汽車裡，沈良向這位年輕人講述了幾十年前，一個名叫譚良的國民黨軍官，指揮工兵排在小城煙埋下了十顆定時炸彈。
三 外鄉人說：“十年前。
” 外鄉人這時的聲音雖然依舊十分平穩，可我還是感覺到裡面出現了某些變化。
我感到橋下的水似乎換了一個方向流去了。
外鄉人的神态已經明确告訴我，他開始叙述另一樁事。
他繼續說：“十年前，也就是一九八八年五月八日。
” 我感到他犯了一個小小的錯誤，因為一九八八年五月八日還沒有來到。
于是我善意地糾正道： “是一九七八年。
” “不。
”外鄉人擺了擺手，說，“是一九八八年。
”他向我指明：“如果是一九七八年的話，那是二十年前了。
” 四 十年前，也就是一九八八年五月八日，外鄉人的個人生活出現了意外。
這個意外導緻了外鄉人在多月之後來到了小城煙。
五月八日之後并不太久，他的眼睛開始不停地掉眼淚，與此同時他的視力也逐漸沉重起來。
這些隻有他一個人知道，他沒有告訴任何人，包括家人。
他隐約感到視力的衰退與五月八日發生的那件事有關。
那件事十分隐秘，他無法讓别人知道。
因此他束手無策地感覺着身外的景物越來越模糊與混濁。
直到有一天，他父親坐在陽台的椅子裡看報時，他把父親當成了一條扔在椅子裡的鴨絨被，走過去抓住了父親的衣領。
兩日之後，幾乎所有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的眼睛正走在通往黑暗的途中。
于是他被送入了當地的醫院。
從那一日起，他不再對自己軀體負責。
他聽任别人對他軀體發出的指揮。
而他的内心則始終盤旋着那件十分隐秘的事。
隻有他知道自己的眼睛為何會走向模糊。
他依稀感到自己的軀體坐上了汽車，然後又坐上了火車。
火車駛入上海站後，他被送入了上海的一家醫院。
在他住院後不到半個月，也就是一九八八年八月十四日。
一個來自外地的年輕女子，在虹口區一條大街上，與一輛急駛過來的解放牌卡車共同制造了一起車禍。
少女當即被送入外鄉人接受治療的醫院。
四小時後少女死在手術台上。
在她臨終前一小時，主刀醫生已經知道一切都無法挽回，因此與少女的父親，一個坐在手術室外長凳上不知所措的男人，讨論了有關出賣少女身上器官的事宜。
那個男人顯然被這突如其來的慘禍弄得六神無主，他雖然什麼都答應了，可他什麼都沒有明白過來。
年輕女子的眼球被取出來以後，由三名眼科醫生給外鄉人做了角膜移植手術。
在一九八八年九月一日上午，外鄉人眼睛上的紗布被永久地取走了。
他仿佛感到有一把折疊紙扇在眼前扇了一下，于是黑暗消失了。
外鄉人看到父親站在床前像一個人，确切地說是像他的父親。
外鄉人繼續在那張病床上睡了兩個夜晚，在九月三日這一天他才正式出院。
他在這天上午來到徐家彙西區長途汽車站，坐上了駛向小城煙的長途汽車。
他的父親沒有與他同行，父親在送他上車以後便去了火車站，他将坐火車回家。
外鄉人沒有和父親一起回家，而去了他以前從未聽聞過的小城煙。
他要去找一個男人。
那個男人曾經有過一個名叫楊柳的女兒。
楊柳十七歲時在上海因車禍而死。
她的眼球獻給了外鄉人。
這些情況是他病愈時一位護士告訴他的。
他在那家醫院的收費處打聽到了楊柳的住址。
楊柳住在小城煙曲尺胡同26号。
上海通往煙是一條瀝青色的柏油馬路，在那個初秋陰沉的上午，重見光明後第三天的外鄉人，用他的眼睛注視着車窗外有些灰暗的景色。
他的鄰座是一位老人，老人盡管穿戴十分整齊，可他身上總是散發着些許魚腥味。
老人一直閉着眼睛，直到汽車駛過了金山，老人的眼睛始才睜開，那時候外鄉人依然望着窗外。
在汽車最後四分之一的行程裡，老人開始說話。
他告訴外鄉人他叫沈良，是從舟山出來的。
老人還特别強調： “我從出生起，一直沒有離開過舟山。
” 他們的談話并沒有就此終止，而是進入了幾十年前的那場戰争。
事實上整個談話過程都是老人一個人在說，外鄉人始終以剛才望着窗外的神色聽着。
老人如同坐在家中叙述往事一樣，告訴外鄉人那個名叫譚良的國民黨軍官與十顆定時炸彈的事。
在汽車接近小城煙時，老人剛好說到一九四九年初的夜晚，譚良走出小城煙，回首完成最後一瞥時，看到小城像一片竹林一樣安靜。
在汽車裡接近的小城，由于陰沉的天色顯得灰暗與雜亂。
老人的話蓦然終止，他看着迅速接近的小城，他的眼睛像一雙死魚的眼睛。
他沒再和外鄉人說話。
有關譚良後來乘坐的帆船被海浪擊碎一事，是過去了幾天以後，在那座水泥橋上，老人與外鄉人再次相遇。
他們說了很多話，外鄉人是在那次談話裡得知譚良葬身大海的。
汽車駛進了小城煙的車站。
外鄉人和沈良是最後走出車站的兩位旅客。
那時候車站外站着幾個接站的人。
有兩個男人在抽煙，一個女人正和一個騎車過去的男人打招呼。
外鄉人和沈良一起走出車站，他們共同走了二十來米遠，然後沈良站住了腳，他在中午的陽光裡看起了眼前這座小城。
外鄉人繼續往前走，不知為何外鄉人走去時，腦中出現沈良剛才在車上叙述的最後一個情景——譚良在一九四九年初離開時，回首望着在月光裡像竹林一樣安靜的小城。
外鄉人一
我居住的地方名叫煙，我的寓所是一間臨河的平房，平房的結構是缺乏想象力的長方形，長方形暗示了我的生活是如何簡潔與明确。
我非常欣賞自己在小城裡到處遊蕩時的腳步聲，這些聲音隻有在陌生人的鞋後跟才會産生。
雖然我居住在此已經很久，可我成功地捍衛了自己腳步聲的純潔。
在街上世俗的聲響裡，我的腳步聲不會變質。
我拒絕一切危險的往來。
我曾經遇到過多次令我害怕的微笑，微笑無疑是在傳達交往的欲望。
我置之不理，因為我一眼看出微笑背後的險惡用心。
微笑者是想走入我的生活，并且占有我的生活。
他會用他粗俗的手來拍我的肩膀，然後逼我打開臨河平房的門。
他會躺到我的床上去，像是躺在他的床上，而且随意改變椅子的位置。
離開的時候，他會接連打上三個噴嚏，噴嚏便永久占據了我的寓所，即便燃滿蚊香，也無法熏走它們。
不久之後，他會帶來幾個身上散發着廚房裡那種庸俗氣息的人。
這些人也許不會打噴嚏，但他們滿嘴都是細菌。
他們大聲說話大聲嬉笑時，便在用細菌粉刷我的寓所了。
那時候我不僅感到被占有，而且還被出賣了。
因此我現在更喜歡在夜間出去遊蕩，這倒不是我懷疑自己拒絕一切的意志，而是模糊的夜色能讓我安全地感到自己遊離于衆人之外。
我已經研究了住宅區所有的窗簾，我發現任何一個窗口都有窗簾。
正是這個發現才使我對住宅區充滿好感，窗簾将我與他人隔離。
但是危險依然存在，隔離并不是強有力的。
我在走入住宅區窄小的街道時，常常會感到如同走在肝炎病區的走廊上，我不能放棄小心翼翼。
我是在夜間觀察那些窗簾的。
那時候背後的燈光将窗簾照耀得神秘莫測，當微風掀動某一窗簾時，上面的圖案花紋便會出現妖氣十足的流動。
這讓我想起寓所下那條波光粼粼的河流，它流動時的曲折和不可知，曾使我的睡眠裡出現無數次雪花飄揚的情景。
窗簾更多的時候是靜止地出現在我視野中，因此我才有足夠的時間來考察它們的光芒。
盡管燈光的變化，與窗簾無比豐富的色彩圖案幹擾了我的考察。
但當我最後簡化掉燈光和色彩圖案後，我便發現這種光芒與一條盤踞在深夜之路中央的蛇的目光毫無二緻。
自從這個發現後，在每次走入住宅區時，我便感到自己走入了千百條蛇的目光之中。
在這個發現之後很久，也就是一九八八年五月八日那一天。
一個年輕的女子向我走了過來。
她走來是為了使我的生活出現缺陷，或者更為完美。
總而言之，她的到來會制造出這樣一種效果，比如說我在某天早晨醒來時，突然發現卧室裡增加了一張床，或者我睡的那張床不翼而飛了。
二 事實上，我與外鄉人相識已經很久了。
外鄉人來自一個長滿青草的地方，這是我從他身上靜脈的形狀來判斷的。
我與他第一次見面是在一個夏日的中午，由于炎熱他赤裸着上身，他的皮膚使人想起剛剛剝去樹皮的樹幹。
于是我看到他皮膚下的靜脈像青草一樣生長得十分茂盛。
我已經很難記起究竟是在什麼時候認識外鄉人的，隻是覺得已經很久了。
但我知道隻要細細回想一下，我是能夠記起那一日天空的顔色和樹木上知了的叫聲。
外鄉人端坐在一座水泥橋的橋洞裡。
他選擇的這個地方，在夏天的時候讓我贊歎不已。
外鄉人是屬于讓我看一眼就放心的人，他端坐在橋洞裡那副安詳無比的模樣，使我向他走去。
在我還離他十米遠的時候，我就知道他不會去敲我長方形的門，他不會發現我的床可以睡覺可以做夢，我的椅子他也同樣不會有興趣。
我向他走去時知道将會出現交談的結局，但我明白這種交談的性質，它與一個正在洗菜的女人和一個正在點煤球爐男人的交談截然不同。
因此當他向我微笑的時候，我的微笑也迅速地出現。
然後我們就開始了交談。
出于謹慎，我一直站立在橋洞外。
後來我發現他說話時不斷做出各種手勢。
手勢表明他是一個歡迎别人走入橋洞的人。
我便走了進去，他立刻拿開幾張放在地上的白紙，白紙上用鉛筆畫滿了線條，線條很像他剛才的手勢。
我就在剛才放白紙的地方坐了下去，我知道這樣做符合他的意願。
然後我看到他的臉就在前面一尺處微笑，那種微笑是我在小城煙裡遇到的所有微笑裡，唯一安全的微笑。
他與我交談時的聲音很平穩，使我想起橋下緩緩流動的河水。
我從一開始就習慣了這種聲音。
鑒于我們相識的過程并不驚險離奇，他那種平穩的聲音便顯得很合适。
他已經簡化了很多手勢，他這樣做是為了讓我去關注他的聲音。
他告訴我的是有關定時炸彈的事，定時炸彈涉及幾十年前的一場戰争。
一九四九年初，國民黨上海守軍司令湯恩伯決定放棄蘇州、杭州等地，集中兵力固守上海。
鎮守小城煙的一個營的國民黨部隊連夜撤離。
撤離前一個名叫譚良的人，指揮工兵排埋下了十顆定時炸彈。
譚良是同濟大學數學專業的畢業生。
在那個星光飄灑的夜晚，他用一種變化多端的幾何圖形埋下了這十顆炸彈。
譚良是最後一個撤離小城煙的國民黨軍官，當他走出小城，回首完成最後一瞥時，小城在星光裡像一片竹林一樣安靜。
那時候他可能已經預感到，幾十年以後他會重新站到這個位置上。
這個不幸的預感在一九八八年九月三日成為現實。
盡管譚良随同他的部隊進駐了上海。
可上海解放時，在長長走過的俘虜行列裡，并沒有譚良。
顯然在此之前他已經離開了上海，他率領的工兵排那時候已在舟山了。
舟山失守後，譚良也随之失蹤。
在朝台灣潰退的大批國民黨官兵裡，有三個人是譚良工兵排的士兵。
他們三人幾乎共同認為譚良已經葬身大海，因為他們親眼看到譚良乘坐的那艘帆船如何被海浪擊碎。
一九八八年九月二日傍晚五點整，一個名叫沈良的老漁民，在舟山定海港踏上了一艘駛往上海的班輪。
他躺在班輪某個船艙的上鋪，經過了似乎有幾十年般漫長的一夜搖晃。
翌日清晨班輪靠上了上海十六鋪碼頭。
沈良擠在旅客之中上了岸，然後換乘電車到了徐家彙西區長途汽車站。
在那天早晨七點整時，他買到了一張七點半去小城煙的汽車票。
一九八八年九月三日上午，他坐在駛往小城煙的長途汽車裡，他的鄰座是一位來自遠方的年輕人。
年輕人因患眼疾在上海某醫院住了一個月，病愈後由于某種原因他沒有直接回家，而是去了小城煙。
在汽車裡，沈良向這位年輕人講述了幾十年前，一個名叫譚良的國民黨軍官，指揮工兵排在小城煙埋下了十顆定時炸彈。
三 外鄉人說：“十年前。
” 外鄉人這時的聲音雖然依舊十分平穩，可我還是感覺到裡面出現了某些變化。
我感到橋下的水似乎換了一個方向流去了。
外鄉人的神态已經明确告訴我，他開始叙述另一樁事。
他繼續說：“十年前，也就是一九八八年五月八日。
” 我感到他犯了一個小小的錯誤，因為一九八八年五月八日還沒有來到。
于是我善意地糾正道： “是一九七八年。
” “不。
”外鄉人擺了擺手，說，“是一九八八年。
”他向我指明：“如果是一九七八年的話，那是二十年前了。
” 四 十年前，也就是一九八八年五月八日，外鄉人的個人生活出現了意外。
這個意外導緻了外鄉人在多月之後來到了小城煙。
五月八日之後并不太久，他的眼睛開始不停地掉眼淚，與此同時他的視力也逐漸沉重起來。
這些隻有他一個人知道，他沒有告訴任何人，包括家人。
他隐約感到視力的衰退與五月八日發生的那件事有關。
那件事十分隐秘，他無法讓别人知道。
因此他束手無策地感覺着身外的景物越來越模糊與混濁。
直到有一天，他父親坐在陽台的椅子裡看報時，他把父親當成了一條扔在椅子裡的鴨絨被，走過去抓住了父親的衣領。
兩日之後，幾乎所有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的眼睛正走在通往黑暗的途中。
于是他被送入了當地的醫院。
從那一日起，他不再對自己軀體負責。
他聽任别人對他軀體發出的指揮。
而他的内心則始終盤旋着那件十分隐秘的事。
隻有他知道自己的眼睛為何會走向模糊。
他依稀感到自己的軀體坐上了汽車，然後又坐上了火車。
火車駛入上海站後，他被送入了上海的一家醫院。
在他住院後不到半個月，也就是一九八八年八月十四日。
一個來自外地的年輕女子，在虹口區一條大街上，與一輛急駛過來的解放牌卡車共同制造了一起車禍。
少女當即被送入外鄉人接受治療的醫院。
四小時後少女死在手術台上。
在她臨終前一小時，主刀醫生已經知道一切都無法挽回，因此與少女的父親，一個坐在手術室外長凳上不知所措的男人，讨論了有關出賣少女身上器官的事宜。
那個男人顯然被這突如其來的慘禍弄得六神無主，他雖然什麼都答應了，可他什麼都沒有明白過來。
年輕女子的眼球被取出來以後，由三名眼科醫生給外鄉人做了角膜移植手術。
在一九八八年九月一日上午，外鄉人眼睛上的紗布被永久地取走了。
他仿佛感到有一把折疊紙扇在眼前扇了一下，于是黑暗消失了。
外鄉人看到父親站在床前像一個人，确切地說是像他的父親。
外鄉人繼續在那張病床上睡了兩個夜晚，在九月三日這一天他才正式出院。
他在這天上午來到徐家彙西區長途汽車站，坐上了駛向小城煙的長途汽車。
他的父親沒有與他同行，父親在送他上車以後便去了火車站，他将坐火車回家。
外鄉人沒有和父親一起回家，而去了他以前從未聽聞過的小城煙。
他要去找一個男人。
那個男人曾經有過一個名叫楊柳的女兒。
楊柳十七歲時在上海因車禍而死。
她的眼球獻給了外鄉人。
這些情況是他病愈時一位護士告訴他的。
他在那家醫院的收費處打聽到了楊柳的住址。
楊柳住在小城煙曲尺胡同26号。
上海通往煙是一條瀝青色的柏油馬路，在那個初秋陰沉的上午，重見光明後第三天的外鄉人，用他的眼睛注視着車窗外有些灰暗的景色。
他的鄰座是一位老人，老人盡管穿戴十分整齊，可他身上總是散發着些許魚腥味。
老人一直閉着眼睛，直到汽車駛過了金山，老人的眼睛始才睜開，那時候外鄉人依然望着窗外。
在汽車最後四分之一的行程裡，老人開始說話。
他告訴外鄉人他叫沈良，是從舟山出來的。
老人還特别強調： “我從出生起，一直沒有離開過舟山。
” 他們的談話并沒有就此終止，而是進入了幾十年前的那場戰争。
事實上整個談話過程都是老人一個人在說，外鄉人始終以剛才望着窗外的神色聽着。
老人如同坐在家中叙述往事一樣，告訴外鄉人那個名叫譚良的國民黨軍官與十顆定時炸彈的事。
在汽車接近小城煙時，老人剛好說到一九四九年初的夜晚，譚良走出小城煙，回首完成最後一瞥時，看到小城像一片竹林一樣安靜。
在汽車裡接近的小城，由于陰沉的天色顯得灰暗與雜亂。
老人的話蓦然終止，他看着迅速接近的小城，他的眼睛像一雙死魚的眼睛。
他沒再和外鄉人說話。
有關譚良後來乘坐的帆船被海浪擊碎一事，是過去了幾天以後，在那座水泥橋上，老人與外鄉人再次相遇。
他們說了很多話，外鄉人是在那次談話裡得知譚良葬身大海的。
汽車駛進了小城煙的車站。
外鄉人和沈良是最後走出車站的兩位旅客。
那時候車站外站着幾個接站的人。
有兩個男人在抽煙，一個女人正和一個騎車過去的男人打招呼。
外鄉人和沈良一起走出車站，他們共同走了二十來米遠，然後沈良站住了腳，他在中午的陽光裡看起了眼前這座小城。
外鄉人繼續往前走，不知為何外鄉人走去時，腦中出現沈良剛才在車上叙述的最後一個情景——譚良在一九四九年初離開時，回首望着在月光裡像竹林一樣安靜的小城。
外鄉人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