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赴重慶談判時，父親寫了一個“走”字

毛主席還曾告訴過我1946年主席赴重慶談判時與父親的一席談話。主席說當時形勢錯綜複雜，主席以及其他在重慶的黨内領導同志廣泛接觸各界愛國民主人士，聽取他們對時局的分析。主席有一次找父親叙談，問父親對當時局勢作何分析。主席說，父親想了片刻，在紙上寫下一個“走”字，并說：“三十六計，走為上計。”接着父親向主席談了他對當時的形勢的分析，他認為蔣介石對和談并無誠意，正在背後準備内戰。乘他尚未準備就緒，主席應速速離開重慶，防止突變。毛主席對我說，當時黨内分析形勢時，他很重視父親的這一建議。父親真正是共産黨的朋友才能提出這樣直言不諱的中肯意見。

    在我思想漸趨成熟時，毛主席、周總理的這些輕松愉快的談話漸漸地融解着我心中與父親關系的冰塊。我也慢慢懂得了為什麼毛主席、周總理在解放後這樣關懷照料父親。

    父親“好管閑事”。無論何人找他幫忙，他隻要覺得有道理是必定不會推辭的。最大的事情，他寫信給毛主席，其他人的事一古腦兒送到周總理那裡，有清朝遺老的生活問題，舊時代文人的落實政策問題，曆次運動中的錯案，某些留用人員的工作問題、待遇問題、子女在政治運動中受牽連問題……無所不包。在父親的收發文本上，沒有一個月不往周總理那裡送幾封信的。有一次周總理說起父親的“好管閑事”，我帶着歉意說：“總理這樣忙，我父親真不該用這些瑣事打攪總理。”周總理卻對我說：“你不能這樣想！行老幫我們做了許多工作。我們現在‘高高在上’，哪裡照顧得了這麼多人和事！人家有事也不敢找我們。找我們也是層層擋駕，未必到得了。行老的這些信反映了不少情況，替我們做了許多我們疏漏的統戰工作。”通過父親，的确許多人得到了恰當的安置。記得父親去世那年的冬天，有位中年人從湖南長沙來找我，一見面他就要求我帶他去父親遺像前鞠躬。說起當年事，他竟泣不成聲。他說他現在是一名研究曆史的學者。二十年前是父親幫助他入了大學，他才有今天。于是，我也記起來了。50年代初的一個初冬時節，從長沙來了一位學生，風塵仆仆，衣衫單薄。他要求會見父親，說他久慕父親盛名，并聽說父親樂于幫助有志向的青年。他立志攻讀中國曆史、文化，特來求助。父親與他談了很久，認為他很有點才氣，于是不僅為他寫了介紹信，而且送了他一筆錢；見他從南方來所帶衣服耐不住北方的嚴寒，立即要母親把他自己的大棉袍送給這位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