遷居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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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一塊大紗巾,看不出是老是少,是美是醜。

    我坐在回家的汽車裡又禁不住哭起來,想上海想得要命! 那時,父親在北京沒有自己的寓所。

    他一輩子為人清廉,盡管過他手的錢财數量極為可觀,但正像他自己晚年時對我說的:“我這一生既無動産,也無不動産;我一生從不富有,但也從不缺錢。

    ”父親好“管閑事”,好助人,許多錢是用來周濟生活窘困的朋友花去的。

    他對生活條件要求很低,也從不為自己生活之需向黨和政府開口提任何要求。

    初到北京時,國家初建,一下子照顧不到那麼多民主人士的生活。

    父親沒有要求分配住房,自己應老友朱啟钤(桂莘)老先生之邀,搬進了朱桂老的後院與他合住。

    我們來到北京也就以這後院為家,一住就是十年。

    說是後院,但還不是整個後院,而是一半,即北房和東房。

    北房有一間大約二十多平方米的起居室,用隔扇隔開的裡面一小間約十平方米就是父親和母親的卧室了,卧室連接一個洗臉間也很窄小。

    東屋歸大哥章可住,我就隻好安頓在連接北屋和東屋拐角上的一間過道,因為光線不夠,屋頂開了天窗。

    整個院子沒有暖氣設備,每個屋子都生爐子,我那間水泥地的過道最冷。

    這開頭一年北京的生活對我來說從心理上到身體上都極不适應。

    加之,我中途辍學來北京,進不了學校,心情真是壞極了。

     我們全家遷居北京之後,我與父親就天天朝夕相處了。

    父親的生活與解放前大不一樣。

    他除去每周開幾次會之外,就是會會朋友,也去聽聽京劇。

    過去那許多繁忙的應酬少多了。

    他此時似乎很想重建我們父女之間失之荒疏的感情,但我卻依然對他冷漠、疏遠。

    父親見我總是避開與他談話,于是向我建議每天教我一篇古文或一首詩詞。

    可惜,那時的我就是不願意和父親單獨相處,心裡埋怨他把我弄到北京來,因此學了沒有幾天,就不願繼續下去了。

    父親很傷心,又要我同大哥一起到一個白俄老太太那裡去學習俄語。

    他自己已七十高齡,還天天晚飯後跟着“廣播俄語”從頭開始一個字一句話地學習。

    父親要我們從老太太那裡學回來和他一起複習。

    可是,我去了幾次後也不肯去了。

    父親很生氣,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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