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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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誼。
真正要離開了，這點點滴滴的往事全部湧上心頭，就連那小屋被水淹也成了值得回憶的往事。
風風雨雨的“文化大革命”高潮年月，能闖過來是多麼不易啊！十八年中，外國語學院這一塊外國語言耕耘的園地，畢竟留給我太多太多的記憶了…… 1953年，我中學畢業。
原來是要報考清華水利和建築系的，但是在填寫報考志願前，學校領導找我去說，朝鮮戰争告訴我們帝國主義還要制造戰争，因此我們要時刻準備。
戰争需要外語幹部，所以組織上希望我報考北京外國語學院。
這個學校雖然沒有北大、清華的名聲，也不叫“大學”，但它是從延安老區遷來的，是一所有光榮革命傳統的學校。
從這一年開始列入北京高等學校招生。
盡管我從來沒有想過要學外語，但黨的需要就是命令！我毫不猶豫地把第一志願改為北京外國語學院。
後來知道，當時的外國語學院是屬“保密”招生範圍。
早在高考之前，它就派出人事幹部到全國幾個大城市的一些中學去挑選學生了。
所以我們後來參加入學考試其實不過是走一個形式。
内部名單早已定了。
當時，從我所在的女十二中（其前身為美國教會辦的貝滿女中）大概一共挑選了五個學生。
報到那天，學校派車子從東華門把北京錄取的學生接到學校，我和其他新生被直接送到宿舍。
那天下午的一切似乎還曆曆在目。
我想我們所有人都被這所被稱之為“高等院校”的簡陋驚呆了。
當時的學校設在靠近頤和園的華北革命大學旁邊。
那裡沒有北京大學湖光塔影、曲徑通幽的校園，也沒有清華大學各個系配套齊全的教學樓。
北京外國語學院設在袁世凱當年的兵營裡。
那灰色陳舊的二層磚瓦樓裡，沒有像樣的房間，看起來更像個大倉庫。
我們被帶到我們的宿舍，那是一間足有一百平方米大的空間，粗糙的水泥地，粗糙的牆，裡面放了許多雙層的十分粗糙的木制大架子，後來我們才知道那就是我們的床鋪！我即使對革命的艱苦有思想準備，但是對這樣一個被稱之為高等學校的校舍實在難以接受。
它粉碎了我對“上大學”這樣一個向往已久的夢想，我難以想象，二十多個大學生怎麼能睡在這大倉庫裡？盥洗室就在一進樓門的走廊的左邊。
在那長長的屋裡，有好幾排水泥抹的水槽，一大排水龍頭。
這一層樓面的學生不分男女都使用同一個盥洗室。
最令人止步的是那兩間廁所，就設在盥洗室裡間，一間男一間女，要非常小心才不會開錯那簡易門。
我記得當我們被告知，那大倉庫是我們的宿舍，那木頭大架子是我們的床鋪時，有的上海來的女學生當時就哭起來，哽咽地說上當了，她是來上大學的，怎麼會跑到這種“蹩腳”地方來。
學校可能預見到我們會有思想波動，所以采取了打籃球“人盯人”的辦法，派了許多老同學來做我們的思想工作，講學校的革命傳統。
“木已成舟”，我們再不情願也隻好在那木架子裡安身了。
可是到開晚餐時又出了新的問題。
我們等待着老同學帶我們去學校的飯廳用餐。
但結果是，我們被帶到夥房外面的一塊空地，每個人發給一套碗筷和一個粗麻繩穿的小馬紮。
老同學說，學校沒有大飯廳，取了飯就在這露天的空地上坐在自己的小馬紮上吃飯。
我們這批學生來自北京、上海、天津三個大城市，沒有農村來的，而且大多數人的家庭條件比較優裕。
我們難以想象一天三頓飯要坐在馬紮上在“露天大食堂”吃。
所以衆人嘩然，說這哪裡是個大學，簡直是勞改所。
大學也罷，勞改所也罷，這就是我們的大學。
不論它開始時讓我們多麼失望，但後來它卻使我們魂繞夢萦，難以忘懷，因為我們畢竟把自己的青春年華都貢獻給了這個校園。
開學不久，外國語學院英語系以其高水平的師資隊伍使我們這批新來的學生為之信服。
生活上的艱苦已經習慣，也就不是重要因素了。
當時外國語學院的英語系雲集了一批全國第一流的教師，教授中有王佐良、許國璋、周珏良、李秉漢……這樣一批從國外回來的專家，青年教師的力量恐怕是全國少見的強大陣營，一大批解放初期向往革命參加華北革命大學的原來上海、南京名牌大學的
真正要離開了，這點點滴滴的往事全部湧上心頭，就連那小屋被水淹也成了值得回憶的往事。
風風雨雨的“文化大革命”高潮年月，能闖過來是多麼不易啊！十八年中，外國語學院這一塊外國語言耕耘的園地，畢竟留給我太多太多的記憶了…… 1953年，我中學畢業。
原來是要報考清華水利和建築系的，但是在填寫報考志願前，學校領導找我去說，朝鮮戰争告訴我們帝國主義還要制造戰争，因此我們要時刻準備。
戰争需要外語幹部，所以組織上希望我報考北京外國語學院。
這個學校雖然沒有北大、清華的名聲，也不叫“大學”，但它是從延安老區遷來的，是一所有光榮革命傳統的學校。
從這一年開始列入北京高等學校招生。
盡管我從來沒有想過要學外語，但黨的需要就是命令！我毫不猶豫地把第一志願改為北京外國語學院。
後來知道，當時的外國語學院是屬“保密”招生範圍。
早在高考之前，它就派出人事幹部到全國幾個大城市的一些中學去挑選學生了。
所以我們後來參加入學考試其實不過是走一個形式。
内部名單早已定了。
當時，從我所在的女十二中（其前身為美國教會辦的貝滿女中）大概一共挑選了五個學生。
報到那天，學校派車子從東華門把北京錄取的學生接到學校，我和其他新生被直接送到宿舍。
那天下午的一切似乎還曆曆在目。
我想我們所有人都被這所被稱之為“高等院校”的簡陋驚呆了。
當時的學校設在靠近頤和園的華北革命大學旁邊。
那裡沒有北京大學湖光塔影、曲徑通幽的校園，也沒有清華大學各個系配套齊全的教學樓。
北京外國語學院設在袁世凱當年的兵營裡。
那灰色陳舊的二層磚瓦樓裡，沒有像樣的房間，看起來更像個大倉庫。
我們被帶到我們的宿舍，那是一間足有一百平方米大的空間，粗糙的水泥地，粗糙的牆，裡面放了許多雙層的十分粗糙的木制大架子，後來我們才知道那就是我們的床鋪！我即使對革命的艱苦有思想準備，但是對這樣一個被稱之為高等學校的校舍實在難以接受。
它粉碎了我對“上大學”這樣一個向往已久的夢想，我難以想象，二十多個大學生怎麼能睡在這大倉庫裡？盥洗室就在一進樓門的走廊的左邊。
在那長長的屋裡，有好幾排水泥抹的水槽，一大排水龍頭。
這一層樓面的學生不分男女都使用同一個盥洗室。
最令人止步的是那兩間廁所，就設在盥洗室裡間，一間男一間女，要非常小心才不會開錯那簡易門。
我記得當我們被告知，那大倉庫是我們的宿舍，那木頭大架子是我們的床鋪時，有的上海來的女學生當時就哭起來，哽咽地說上當了，她是來上大學的，怎麼會跑到這種“蹩腳”地方來。
學校可能預見到我們會有思想波動，所以采取了打籃球“人盯人”的辦法，派了許多老同學來做我們的思想工作，講學校的革命傳統。
“木已成舟”，我們再不情願也隻好在那木架子裡安身了。
可是到開晚餐時又出了新的問題。
我們等待着老同學帶我們去學校的飯廳用餐。
但結果是，我們被帶到夥房外面的一塊空地，每個人發給一套碗筷和一個粗麻繩穿的小馬紮。
老同學說，學校沒有大飯廳，取了飯就在這露天的空地上坐在自己的小馬紮上吃飯。
我們這批學生來自北京、上海、天津三個大城市，沒有農村來的，而且大多數人的家庭條件比較優裕。
我們難以想象一天三頓飯要坐在馬紮上在“露天大食堂”吃。
所以衆人嘩然，說這哪裡是個大學，簡直是勞改所。
大學也罷，勞改所也罷，這就是我們的大學。
不論它開始時讓我們多麼失望，但後來它卻使我們魂繞夢萦，難以忘懷，因為我們畢竟把自己的青春年華都貢獻給了這個校園。
開學不久，外國語學院英語系以其高水平的師資隊伍使我們這批新來的學生為之信服。
生活上的艱苦已經習慣，也就不是重要因素了。
當時外國語學院的英語系雲集了一批全國第一流的教師，教授中有王佐良、許國璋、周珏良、李秉漢……這樣一批從國外回來的專家，青年教師的力量恐怕是全國少見的強大陣營，一大批解放初期向往革命參加華北革命大學的原來上海、南京名牌大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