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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瘋子的遊戲
精神病院和若幹年前，我送鄭保雲進來的時候一模一樣，草木繁茂，門前的一大簇芭蕉樹，随風搖曳。
我在醫院門口，向傳達室道明了來意，立時被請到會客室，不一會，費勒醫生便急匆匆走了進來。
出乎意料之外的年輕，看起來不過二十五、六歲左右，多半是才從醫學院出來的。
費勒和我熱烈握手，又出乎我意料之外。
他用力搖着我的手，十分熱情地道：“衛先生，我聽說過你許多事，尤其是有關精神病醫生的那個故事。
” 我自己一時之間，反倒想不起哪個故事是和精神病醫生有關，而費勒這年輕人，看來性子很急，講話有點有頭無尾，這樣說了一句之後，立時又抛開，說第二個話題：“鄭先生知道你會來看他，十分高興。
” 這是我關心的事，我忙問：“他的情形怎樣？” 費勒苦笑了一下：“做為精神病醫生，我甚至難以下斷語，所以也極希望聽你的意見。
” 他的話，比在電話中更加難以捉摸，我心中疑惑，心想還是不要多問，見了鄭保雲再說，所以我作了一個手勢：“還等甚麼，這就去看他吧。
” 費勒點着頭，帶着我，卻走出了醫院的主要建築物，走向花園去，我奇怪道：“鄭先生他──” 費勒解釋着：“鄭先生是豪富，他的家人特地為他造了一座十分精緻的屋子，派了許多人來聽他使喚，不過一直以來，他甚麼知覺也沒有，自然不懂得甚麼享受，隻是近一個月來才有些不同。
” 我問了一句：“他清醒了？” 我曾是鄭家龐大财産的處理人，我和鄭老太商量過，撥出了一筆為數極巨的現金，委托律師事務所處理，全是歸鄭保雲使用的，如果他已清醒了話，那正好可以用這筆錢夾改善處境。
費勒對于我那麼簡單的一個問題，卻沒有法子直接回答，隻是歎了一聲。
我倒也不以為怪，因為一個精神病患者，很可能情況轉變，介乎清醒與不清醒之間，很難界定，鄭保雲多半是那種情形。
轉過了醫院的主要建築，在花園的一角，可以看到一幢精緻的洋房，燈火通明，費勒醫生沒有說甚麼，隻是伸手指了指。
那自然就是鄭保雲的“特别病房”了。
我一直不知他有着這種特殊待遇。
費勒又道：“原來的主治醫師逝世，我接手作他的主治醫生，還隻是三個月之前的事。
一直以來，他都被認為是沒有希望的。
” 我道：“是，那是以前主治醫師的結論。
” 費勒遲疑了一下：“三個月前，我做為他的主治醫師，又曾替他作了十分詳細的檢查，結論仍走一樣。
” 我“哦”了一聲，揚了揚眉，替代詢問，費勒苦笑了一下：“所以，當一個月之前，我去看他時，他忽然對我說起話來，那……幾乎……把我……吓呆了。
” 我停了下來，盯着他，大有責備的神色：“精神病患者，會忽然痊愈，這不是罕見的醫例。
” （我就曾在瘋人院中，被當作沒有希望，連白素也不認得，後來是在門口一交仆跌，頭撞石階，才奇迹也似的“醒”過來。
） 費勒給我說得滿臉通紅：“我……知道，可是他的情形大不相同，他忽然向我說：‘我要見衛斯理’時，神情一點也沒有改變，我甚至不知道‘衛斯理’是甚麼，問他，他也沒有反應，隻是重複地說着，這種情形……真是罕見之極。
” 我想像着情形，費勒的形容能力不算強，但也可以設想一下這種情形。
我道：“他不止向你提出一次吧？一直是那樣？” 費勒道：“直到最近一次，我告
我在醫院門口，向傳達室道明了來意，立時被請到會客室，不一會，費勒醫生便急匆匆走了進來。
出乎意料之外的年輕，看起來不過二十五、六歲左右，多半是才從醫學院出來的。
費勒和我熱烈握手，又出乎我意料之外。
他用力搖着我的手，十分熱情地道：“衛先生，我聽說過你許多事，尤其是有關精神病醫生的那個故事。
” 我自己一時之間，反倒想不起哪個故事是和精神病醫生有關，而費勒這年輕人，看來性子很急，講話有點有頭無尾，這樣說了一句之後，立時又抛開，說第二個話題：“鄭先生知道你會來看他，十分高興。
” 這是我關心的事，我忙問：“他的情形怎樣？” 費勒苦笑了一下：“做為精神病醫生，我甚至難以下斷語，所以也極希望聽你的意見。
” 他的話，比在電話中更加難以捉摸，我心中疑惑，心想還是不要多問，見了鄭保雲再說，所以我作了一個手勢：“還等甚麼，這就去看他吧。
” 費勒點着頭，帶着我，卻走出了醫院的主要建築物，走向花園去，我奇怪道：“鄭先生他──” 費勒解釋着：“鄭先生是豪富，他的家人特地為他造了一座十分精緻的屋子，派了許多人來聽他使喚，不過一直以來，他甚麼知覺也沒有，自然不懂得甚麼享受，隻是近一個月來才有些不同。
” 我問了一句：“他清醒了？” 我曾是鄭家龐大财産的處理人，我和鄭老太商量過，撥出了一筆為數極巨的現金，委托律師事務所處理，全是歸鄭保雲使用的，如果他已清醒了話，那正好可以用這筆錢夾改善處境。
費勒對于我那麼簡單的一個問題，卻沒有法子直接回答，隻是歎了一聲。
我倒也不以為怪，因為一個精神病患者，很可能情況轉變，介乎清醒與不清醒之間，很難界定，鄭保雲多半是那種情形。
轉過了醫院的主要建築，在花園的一角，可以看到一幢精緻的洋房，燈火通明，費勒醫生沒有說甚麼，隻是伸手指了指。
那自然就是鄭保雲的“特别病房”了。
我一直不知他有着這種特殊待遇。
費勒又道：“原來的主治醫師逝世，我接手作他的主治醫生，還隻是三個月之前的事。
一直以來，他都被認為是沒有希望的。
” 我道：“是，那是以前主治醫師的結論。
” 費勒遲疑了一下：“三個月前，我做為他的主治醫師，又曾替他作了十分詳細的檢查，結論仍走一樣。
” 我“哦”了一聲，揚了揚眉，替代詢問，費勒苦笑了一下：“所以，當一個月之前，我去看他時，他忽然對我說起話來，那……幾乎……把我……吓呆了。
” 我停了下來，盯着他，大有責備的神色：“精神病患者，會忽然痊愈，這不是罕見的醫例。
” （我就曾在瘋人院中，被當作沒有希望，連白素也不認得，後來是在門口一交仆跌，頭撞石階，才奇迹也似的“醒”過來。
） 費勒給我說得滿臉通紅：“我……知道，可是他的情形大不相同，他忽然向我說：‘我要見衛斯理’時，神情一點也沒有改變，我甚至不知道‘衛斯理’是甚麼，問他，他也沒有反應，隻是重複地說着，這種情形……真是罕見之極。
” 我想像着情形，費勒的形容能力不算強，但也可以設想一下這種情形。
我道：“他不止向你提出一次吧？一直是那樣？” 費勒道：“直到最近一次，我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