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金庸小說的現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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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把各族間曾有過的征戰、掠奪、蹂躏視為曆史上不幸的一頁。
金庸的傑作《天龍八部》，就不限于寫一個宋朝，而以當時中國版圖内的宋、遼、西夏、大理、吐著五個區域為背景，讓段譽、喬峰、虛竹三位主角的足迹幾乎遍及中華全境。
其中喬峰的悲劇，尤其強烈地震撼讀者，迫人深省。
這位主人公一出場，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在杏子林平定了丐幫内部的嚴重叛亂，令人信服地展示了傑出的領袖才能和在群衆中的崇高威望。
他從小受的是北宋年間以儒家為主的漢人文化教育，這使他确立了一套“正統”的道德規範：講究“夷夏之辨”，忠于國家民族，孝敬父母師長，對弱小者仁愛，處事正直公平，反對濫殺無辜。
但命運跟他開了一個殘酷的玩笑，最後證明他是一個契丹人，并在辯誣自衛過程中不得已殺傷他人。
作者通過喬峰的經曆和走向自殺的悲劇結局，不僅控訴了遼宋統治集團對異族百姓的殘殺掠奪，而且向傳統的儒家思想提出質疑：夷夏之分真的就等于區分了正和邪、善和惡、敵和友麼？不間是非曲直，漢人一定得站在漢族一邊，契丹人一定得忠于契丹，這種觀念真的對麼？小說通過智光大師有佛學色彩的揭語：“萬物一般，衆生平等。
聖賢畜生，一視同仁。
漢人契丹，亦幻亦真。
恩怨榮辱，俱在灰塵。
”曲折地作了回答，告訴讀者應該對漢人契丹“一視同仁”，平等相待。
《天龍八部》第19章寫蒙冤受屈的喬峰在聚賢莊英雄會上與少林寺玄寂、玄難二僧對打時，有一段文字頗有意思： 玄寂見玄難左支右繼，抵敵不住，叫道：“你這契丹胡狗，這手法太也卑鄙！” 喬峰凜然道：“我使的是本朝太祖的拳法，你如何敢說上‘卑鄙’二字？” 群雄一聽，登時明白了他所以要使“太祖長拳”的用意。
倘若他以别種拳法擊敗“太祖長拳”，别人不會說他功力深湛，隻有怪他有意侮辱本朝開國太祖的武功，這夷夏之防、華胡之異，更加深了衆人的敵意。
此刻大家都使，‘太祖長拳”，除了較量武功之外，便拉扯不上别的名目。
玄寂眼見玄難轉瞬便臨生死關頭，更不打話，嗤的一指，點向喬峰的“璇玑穴”，使的是少林派的點穴絕技“天竺佛指”。
喬峰聽他一指點出，挾着極輕微的嗤嗤聲響，側身避過，說道：“久仰‘天竺佛指’的名頭，果然甚是了得。
你以天竺胡人的武功，來攻我本朝太祖的拳法。
倘若你打勝了我，豈不是通番賣國，有辱堂堂中華上國？” 玄寂一聽，不禁一怔。
他少林派的武功得自達摩老祖，而達摩老祖是天竺胡人。
今日群雄為了喬峰是契丹胡人而群相圍攻，可是少林武功傳入中土已久，中國各家各派的功夫，多多少少都和少林派沾得上一些牽連，大家都已忘了少林派與胡人的幹系。
這時聽喬峰一說，誰都心中一動。
⑨ 被群雄罵為“契丹胡狗”的喬峰，使用的倒是本朝開國皇帝的“太祖拳”；而口口聲聲以中華武術正宗自居的少林拳指，其實卻是天竺胡僧達摩祖師傳下來的，這豈不是一種莫大的諷刺！金庸有意設計這一情節，目的就在提醒人們：嚴守夷夏之防，拒絕學習外族的長處，将會使自己陷入多麼荒唐可笑的境地！ 如果說《天龍八部》中金庸已經提出了儒家文化存在的狹隘民族主義問題，那麼，到幾年以後寫《鹿鼎記》中康熙皇帝時，這種思想又有了進一步的深化和發展。
康熙是《鹿鼎記》中有血有肉的正面人物，是真正稱得上有作為、有遠見的明君。
小說從他與“小桂子”相處時一個聰明頑強的少年起，寫他經過擊殺權臣鳌拜而逐漸成長。
成熟，這一過程顯得頗為細緻親切。
他體恤民情，治國有方。
當台灣遭遇嚴重災情時，讀奏章的康熙竟至“淚光瑩然”，決定縮減宮中開支五十萬兩銀子去赈災。
浙江巡撫誣告黃宗羲，想陷之于文字獄，康熙為之辯誣，反而稱贊了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
史可法抗清而死，康熙為之設忠烈詞。
他兼用儒法兩家之術，有效地控制其臣僚下屬，決不受下屬的控制。
小說中反清複明的故事背景，不但沒有構成一種相應的思想傾向，反而襯托出康熙的英明有為。
康熙後來曾對韋小寶說過這樣一番話：“我做中國皇帝，雖然說不上什麼堯舜禹湯，可是愛惜百姓，勵精圖治，明朝的皇帝中，有哪一個比我更加好的？現下三藩已平，台灣已取，羅刹國又不敢來犯疆界，從此天下太平，百姓安居樂業。
天地會的反賊定要規複朱明，難道百姓在姓朱的皇帝統治下，日子會過得比今日好些嗎？”⑩如果跳出狹隘的漢族立場，改用全國百姓利益來衡量，應該承認康熙的話并不是自我吹噓，而是大體符合實際的。
康熙雖是滿族，卻符合儒法兩家所定“聖君”的标準。
完全可以說，《鹿鼎記》是一部歌頌康熙的作品。
金庸在1975年修改《碧血劍》時，特意增加了袁承志行刺皇太極的情節，顯然也是為了把他在民族問題上的思想貫徹到底。
袁承志伏在屋脊之上，聽到皇太極與範文程等大臣的談話。
皇太極說：“南朝所以流寇四起，說來說去，也隻一個道理，就是老百姓沒飯吃。
咱們得了南朝江山，第一件大事，就是要讓天下百姓人人有飯吃……”還商量入關後輕搖薄賦，解民之困厄。
這使袁承志深受震動，覺得“這鞑子皇帝當真厲害，崇偵和他相比可是天差地遠了。
我非殺他不可，此人不除，我大漢江山不穩。
就算闖王得了天下，隻怕……隻怕……”隐隐感到闖王的才具與此人相較，似乎也頗有不及。
這就合理地寫出清王朝能打敗明軍和闖軍，維持近三百年統治，決非出于偶然，而是和當時許多曆史條件包括滿族一些傑出領袖人物的作用分不開的。
在武俠小說中承認并寫出中國少數民族及其領袖的地位和作用，用平等開放的态度處理各民族間的關系，金庸是第一人。
即使他的第一部作品《書劍恩仇錄》，也已寫了新疆回部富有民族色彩的熱烈動人的生活場景，塑造了霍青桐等女傑的成功形象。
《天龍八部》寫了喬峰（蕭峰）這樣感天動地的契丹英雄。
到最後一部《鹿鼎記》，更塑造出有道明君康熙這個傑出人物。
可見，他的思想是一以貫之的。
這是金庸的一個重要貢獻，是金庸小說富有現代精神的生動體現。
三
對于江湖上正與邪、俠義道與黑道、名門正派與魔教之間的鬥争，金庸顯然也有過很多思考。
傳統武俠小說出于舊式正統觀念，在正邪一類問題上采取黑白分明的簡單二分法：正則全正，邪則極邪。
金庸則在小說裡寫了許多極複雜的正邪鬥争，其中有部分确實存在着是和非、正義和邪惡的嚴重對立，但也有不少隻是某些人為達到某種私利而借用堂而皇之的名義挑動的。
（笑做江湖）裡衡山派高手劉正風想要金盆洗手，這件事并沒有觸犯誰的利益，
金庸的傑作《天龍八部》，就不限于寫一個宋朝，而以當時中國版圖内的宋、遼、西夏、大理、吐著五個區域為背景，讓段譽、喬峰、虛竹三位主角的足迹幾乎遍及中華全境。
其中喬峰的悲劇，尤其強烈地震撼讀者，迫人深省。
這位主人公一出場，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在杏子林平定了丐幫内部的嚴重叛亂，令人信服地展示了傑出的領袖才能和在群衆中的崇高威望。
他從小受的是北宋年間以儒家為主的漢人文化教育，這使他确立了一套“正統”的道德規範：講究“夷夏之辨”，忠于國家民族，孝敬父母師長，對弱小者仁愛，處事正直公平，反對濫殺無辜。
但命運跟他開了一個殘酷的玩笑，最後證明他是一個契丹人，并在辯誣自衛過程中不得已殺傷他人。
作者通過喬峰的經曆和走向自殺的悲劇結局，不僅控訴了遼宋統治集團對異族百姓的殘殺掠奪，而且向傳統的儒家思想提出質疑：夷夏之分真的就等于區分了正和邪、善和惡、敵和友麼？不間是非曲直，漢人一定得站在漢族一邊，契丹人一定得忠于契丹，這種觀念真的對麼？小說通過智光大師有佛學色彩的揭語：“萬物一般，衆生平等。
聖賢畜生，一視同仁。
漢人契丹，亦幻亦真。
恩怨榮辱，俱在灰塵。
”曲折地作了回答，告訴讀者應該對漢人契丹“一視同仁”，平等相待。
《天龍八部》第19章寫蒙冤受屈的喬峰在聚賢莊英雄會上與少林寺玄寂、玄難二僧對打時，有一段文字頗有意思： 玄寂見玄難左支右繼，抵敵不住，叫道：“你這契丹胡狗，這手法太也卑鄙！” 喬峰凜然道：“我使的是本朝太祖的拳法，你如何敢說上‘卑鄙’二字？” 群雄一聽，登時明白了他所以要使“太祖長拳”的用意。
倘若他以别種拳法擊敗“太祖長拳”，别人不會說他功力深湛，隻有怪他有意侮辱本朝開國太祖的武功，這夷夏之防、華胡之異，更加深了衆人的敵意。
此刻大家都使，‘太祖長拳”，除了較量武功之外，便拉扯不上别的名目。
玄寂眼見玄難轉瞬便臨生死關頭，更不打話，嗤的一指，點向喬峰的“璇玑穴”，使的是少林派的點穴絕技“天竺佛指”。
喬峰聽他一指點出，挾着極輕微的嗤嗤聲響，側身避過，說道：“久仰‘天竺佛指’的名頭，果然甚是了得。
你以天竺胡人的武功，來攻我本朝太祖的拳法。
倘若你打勝了我，豈不是通番賣國，有辱堂堂中華上國？” 玄寂一聽，不禁一怔。
他少林派的武功得自達摩老祖，而達摩老祖是天竺胡人。
今日群雄為了喬峰是契丹胡人而群相圍攻，可是少林武功傳入中土已久，中國各家各派的功夫，多多少少都和少林派沾得上一些牽連，大家都已忘了少林派與胡人的幹系。
這時聽喬峰一說，誰都心中一動。
⑨ 被群雄罵為“契丹胡狗”的喬峰，使用的倒是本朝開國皇帝的“太祖拳”；而口口聲聲以中華武術正宗自居的少林拳指，其實卻是天竺胡僧達摩祖師傳下來的，這豈不是一種莫大的諷刺！金庸有意設計這一情節，目的就在提醒人們：嚴守夷夏之防，拒絕學習外族的長處，将會使自己陷入多麼荒唐可笑的境地！ 如果說《天龍八部》中金庸已經提出了儒家文化存在的狹隘民族主義問題，那麼，到幾年以後寫《鹿鼎記》中康熙皇帝時，這種思想又有了進一步的深化和發展。
康熙是《鹿鼎記》中有血有肉的正面人物，是真正稱得上有作為、有遠見的明君。
小說從他與“小桂子”相處時一個聰明頑強的少年起，寫他經過擊殺權臣鳌拜而逐漸成長。
成熟，這一過程顯得頗為細緻親切。
他體恤民情，治國有方。
當台灣遭遇嚴重災情時，讀奏章的康熙竟至“淚光瑩然”，決定縮減宮中開支五十萬兩銀子去赈災。
浙江巡撫誣告黃宗羲，想陷之于文字獄，康熙為之辯誣，反而稱贊了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
史可法抗清而死，康熙為之設忠烈詞。
他兼用儒法兩家之術，有效地控制其臣僚下屬，決不受下屬的控制。
小說中反清複明的故事背景，不但沒有構成一種相應的思想傾向，反而襯托出康熙的英明有為。
康熙後來曾對韋小寶說過這樣一番話：“我做中國皇帝，雖然說不上什麼堯舜禹湯，可是愛惜百姓，勵精圖治，明朝的皇帝中，有哪一個比我更加好的？現下三藩已平，台灣已取，羅刹國又不敢來犯疆界，從此天下太平，百姓安居樂業。
天地會的反賊定要規複朱明，難道百姓在姓朱的皇帝統治下，日子會過得比今日好些嗎？”⑩如果跳出狹隘的漢族立場，改用全國百姓利益來衡量，應該承認康熙的話并不是自我吹噓，而是大體符合實際的。
康熙雖是滿族，卻符合儒法兩家所定“聖君”的标準。
完全可以說，《鹿鼎記》是一部歌頌康熙的作品。
金庸在1975年修改《碧血劍》時，特意增加了袁承志行刺皇太極的情節，顯然也是為了把他在民族問題上的思想貫徹到底。
袁承志伏在屋脊之上，聽到皇太極與範文程等大臣的談話。
皇太極說：“南朝所以流寇四起，說來說去，也隻一個道理，就是老百姓沒飯吃。
咱們得了南朝江山，第一件大事，就是要讓天下百姓人人有飯吃……”還商量入關後輕搖薄賦，解民之困厄。
這使袁承志深受震動，覺得“這鞑子皇帝當真厲害，崇偵和他相比可是天差地遠了。
我非殺他不可，此人不除，我大漢江山不穩。
就算闖王得了天下，隻怕……隻怕……”隐隐感到闖王的才具與此人相較，似乎也頗有不及。
這就合理地寫出清王朝能打敗明軍和闖軍，維持近三百年統治，決非出于偶然，而是和當時許多曆史條件包括滿族一些傑出領袖人物的作用分不開的。
在武俠小說中承認并寫出中國少數民族及其領袖的地位和作用，用平等開放的态度處理各民族間的關系，金庸是第一人。
即使他的第一部作品《書劍恩仇錄》，也已寫了新疆回部富有民族色彩的熱烈動人的生活場景，塑造了霍青桐等女傑的成功形象。
《天龍八部》寫了喬峰（蕭峰）這樣感天動地的契丹英雄。
到最後一部《鹿鼎記》，更塑造出有道明君康熙這個傑出人物。
可見，他的思想是一以貫之的。
這是金庸的一個重要貢獻，是金庸小說富有現代精神的生動體現。
傳統武俠小說出于舊式正統觀念，在正邪一類問題上采取黑白分明的簡單二分法：正則全正，邪則極邪。
金庸則在小說裡寫了許多極複雜的正邪鬥争，其中有部分确實存在着是和非、正義和邪惡的嚴重對立，但也有不少隻是某些人為達到某種私利而借用堂而皇之的名義挑動的。
（笑做江湖）裡衡山派高手劉正風想要金盆洗手，這件事并沒有觸犯誰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