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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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時代我住的宿舍誰也沒有電話。
就連有沒有一塊橡皮都可懷疑。
管理員室前面有一張附近小學處理的矮桌，桌面放一部粉紅色電話，是整棟宿舍擁有的唯一電話。
所以，沒一個人留意什麼配電盤之類。
和平年月的和平世界。
管理員室裡從未有過管理員。
因此每次電話鈴響，便由宿舍裡的某個人拿起聽筒，跑去叫人。
當然情緒上不來時(尤其半夜兩點)誰也不去接電話。
電話便如預感死之将至的象一樣，狂嚎亂叫若幹次(我數的最多一回為32次)，之後死掉。
“死掉”——這一字眼一如其本身所示，死掉就是死掉。
電話鈴的最後一聲穿過宿舍長長的走廊被夜幕吞噬後，突然的沉寂壓向四周。
沉寂得委實令人心休。
人人都在被窩中屏息斂氣，回想徹底死掉的電話。
深更半夜的電話總是内容灰暗的電話。
有人拿起聽筒，開始低聲講話。
“那事别再說了……不對，不是那樣……可已沒有辦法了，是吧?…”·不騙你。
幹嘛騙你?…。
·啊，隻是累了…．．·當然我心裡也過意不去。
……所以嘛……明白了，我都說明白了，讓我考慮一下好麼?”…·電話裡說不清的……” 看來任何人都有一大堆煩惱。
煩惱事如雨從空中降下，我們忘我地将其拾在一起揣進衣袋。
何苦如此，我至今也不明白。
想必錯當成别的什麼了。
也有電報來。
淩晨4時摩托開到宿舍樓門停下，肆元忌憚的腳步聲響徹走廊。
誰的房間被拳頭砸開。
那聲音總使我聯想死神的到來。
略、略。
好幾個人奄奄一息，神經錯亂，把自己的心埋進時間的淤泥，為不着邊際的念頭痛苦不堪，相互嫁禍于人。
1970年，如此這般的一年。
倘若人果真生來即是辯證地自我升華的生物，則那一年同樣是充滿教訓的一年。
我住管理員室的隔壁，那個長發少女住二樓階梯旁邊。
以打來電話次數而論，她堪稱全宿舍的冠軍，我因之遭遇了幾千次上下光溜溜的15階樓梯的慘境。
找她的電話實在五花八門。
語聲有鄭重的，有事務性的，有悲戚的，有傲慢的，每種聲音都向我告以她的名字。
那名字早已忘了，隻記得是個平庸得令人沉痛的名字。
她總是對着聽筒用低沉而疲憊至極的聲音述說什麼。
說什麼聽不清，唧唧咕咕的。
臉形也還漂亮。
但總的說來，給人以壓抑感。
偶爾在路上撩肩而過，可從未打過招呼。
她走路的神情，俨然騎一頭白象在深山老林的小徑上行進。
她在宿舍大緻住了半年，初秋到冬末。
‘我抄起聽筒，跑上樓梯，敲她房間門，叫道“電話！”少頃，她應一聲“謝謝”。
除了“謝謝”沒聽她說過别的。
當然，作為我也除“電話”别無他話。
對于我也是個孤獨的季節。
回到宿舍每次脫衣服，都覺得渾身的骨頭像要捅破皮膚蹦出來似的。
大概我體内存在一種來路不明的活力，而那力正朝錯誤方向推進不止，要把我帶去别的什麼世界。
電話響了，我這樣想道，有誰要對誰訴說什麼。
找我本身的電話幾乎沒有。
想向我訴說什麼的人一個也沒有，至少我希望别人訴說的無人向我訴說。
或多或少，任何人都已開始按自己的模式活着。
别人的若與自己的差别太大，未免氣惱；而若一模一樣，又不由悲哀。
如此而已。
最後一次為她接電話，已是冬末了。
3月初，一個晴空萬裡的周六早上。
說是早上，其實已快10點了。
小房間每個角落都塞滿冬日透明的陽光。
我一邊在腦袋裡半聽不聽地聽着鈴聲，一邊從床頭窗口俯視甘藍田。
黑乎乎的田地上，殘存的積雪如水窪一般到處閃着白亮亮的光；最後的寒流留下的最後的雪。
鈴響十多遍也沒人接，便不再響了。
五分鐘後再次響起。
我以很無奈的心情在睡衣外披上對襟毛衣，開門拿起聽筒。
“請問……在嗎?”男人的語聲。
語聲平闆闆、飄忽忽的。
我含糊應了一聲，慢慢上樓，敲她的門。
“電話!”。
“——謝謝!” 我折回房間，在床上攤開四肢望天花闆。
響起她下樓的聲音，随即傳來一如往常的唧唧咕咕。
就她來說，電話非常之短，也就十五六秒吧。
放聽筒聲響過後，沉默籠罩四周。
腳步聲也沒聽到。
間隔一會兒，遲緩的腳步聲朝我房間臨近，并響起敲門聲。
響兩次，之間隔有一次深呼吸所需要的時間。
打開門，身穿白色厚毛衣和藍牛仔褲的她站在那裡。
一瞬間我還以為傳錯了電話。
她一言不發，隻管把雙臂牢牢抱在胸前，瑟瑟發抖地看着我，眼神就像從救生艇上注視下沉的輪船。
不，或者相反亦末可知。
“可以進去麼?冷得要死。
” 我不明所以地放她進來，關上門。
她坐在煤氣爐前，邊烤手邊環顧房間。
“房間一無所有啊2” 我點頭。
的确一無所有。
隻窗前一張床。
作為單人床偏大，作為小雙人床又過小。
其實床也不是我買的。
朋友送的。
我和他不怎麼親密，想象不出為何送我張床。
兩人幾乎沒說過話。
他是地方上一個有錢人的兒子，在學校中院給另一夥人打了，臉被施工靴踢得夠嗆，眼睛都踢壞了，遂退學離校。
我帶他去校醫室的時間裡，他抽抽搭搭哭個不停，弄得我甚是心煩。
幾天後，他說回老家去，床送給了我。
“沒什麼熱乎東西可喝?”她問。
我搖下頭，什麼也沒有，我說。
沒有咖啡沒有粗茶，壺都沒有。
僅有一個小鍋，每天早晨用來燒水刮須。
她歎息一聲站起，說聲等等，走出房間。
五分鐘後兩手抱着一個紙殼箱折回。
箱裡有半斤分量的袋紅茶和綠茶，兩袋餅幹、細砂糖、水壺和一套餐具，還有兩個印有史努比漫畫的大号玻璃杯。
她把紙殼箱重重地放在床上，用壺燒水。
“你到底怎麼過的日子?豈不成了魯賓遜漂流記了?” “是不怎麼有滋味。
” “想必。
” 我們默默喝紅茶。
“全給你。
” 我驚得嗆了口茶： “為什麼給?”． “勞你傳了好多好多電話，算是謝意吧。
” “你也是需要的嘛。
” 她搖了幾下頭： “明天搬走，什麼都不再需要了。
” 我默默思索事情的演變，但想象不出她身上發生了什麼。
“好事?還是壞事?” “不怎麼好啊，退學回老家。
” 灑滿房間的冬日陽光陰暗下來，很快又變亮了。
“不過你不想聽的吧?換上我也不聽，不願意用留下不快記憶人的東西。
” 第二天一早就下冷雨。
細雨，可還是透過雨衣弄濕了我的毛衣。
我拿的大号手提箱也好，她拿的旅行衣箱和挎包也好，全淋得黑乎乎的。
出租車司機沒好氣地說别把行李放在車座上。
車内空氣給空調和煙味弄得令人窒息，收音機正大聲吼着一支老情歌，老得
就連有沒有一塊橡皮都可懷疑。
管理員室前面有一張附近小學處理的矮桌，桌面放一部粉紅色電話，是整棟宿舍擁有的唯一電話。
所以，沒一個人留意什麼配電盤之類。
和平年月的和平世界。
管理員室裡從未有過管理員。
因此每次電話鈴響，便由宿舍裡的某個人拿起聽筒，跑去叫人。
當然情緒上不來時(尤其半夜兩點)誰也不去接電話。
電話便如預感死之将至的象一樣，狂嚎亂叫若幹次(我數的最多一回為32次)，之後死掉。
“死掉”——這一字眼一如其本身所示，死掉就是死掉。
電話鈴的最後一聲穿過宿舍長長的走廊被夜幕吞噬後，突然的沉寂壓向四周。
沉寂得委實令人心休。
人人都在被窩中屏息斂氣，回想徹底死掉的電話。
深更半夜的電話總是内容灰暗的電話。
有人拿起聽筒，開始低聲講話。
“那事别再說了……不對，不是那樣……可已沒有辦法了，是吧?…”·不騙你。
幹嘛騙你?…。
·啊，隻是累了…．．·當然我心裡也過意不去。
……所以嘛……明白了，我都說明白了，讓我考慮一下好麼?”…·電話裡說不清的……” 看來任何人都有一大堆煩惱。
煩惱事如雨從空中降下，我們忘我地将其拾在一起揣進衣袋。
何苦如此，我至今也不明白。
想必錯當成别的什麼了。
也有電報來。
淩晨4時摩托開到宿舍樓門停下，肆元忌憚的腳步聲響徹走廊。
誰的房間被拳頭砸開。
那聲音總使我聯想死神的到來。
略、略。
好幾個人奄奄一息，神經錯亂，把自己的心埋進時間的淤泥，為不着邊際的念頭痛苦不堪，相互嫁禍于人。
1970年，如此這般的一年。
倘若人果真生來即是辯證地自我升華的生物，則那一年同樣是充滿教訓的一年。
我住管理員室的隔壁，那個長發少女住二樓階梯旁邊。
以打來電話次數而論，她堪稱全宿舍的冠軍，我因之遭遇了幾千次上下光溜溜的15階樓梯的慘境。
找她的電話實在五花八門。
語聲有鄭重的，有事務性的，有悲戚的，有傲慢的，每種聲音都向我告以她的名字。
那名字早已忘了，隻記得是個平庸得令人沉痛的名字。
她總是對着聽筒用低沉而疲憊至極的聲音述說什麼。
說什麼聽不清，唧唧咕咕的。
臉形也還漂亮。
但總的說來，給人以壓抑感。
偶爾在路上撩肩而過，可從未打過招呼。
她走路的神情，俨然騎一頭白象在深山老林的小徑上行進。
她在宿舍大緻住了半年，初秋到冬末。
‘我抄起聽筒，跑上樓梯，敲她房間門，叫道“電話！”少頃，她應一聲“謝謝”。
除了“謝謝”沒聽她說過别的。
當然，作為我也除“電話”别無他話。
對于我也是個孤獨的季節。
回到宿舍每次脫衣服，都覺得渾身的骨頭像要捅破皮膚蹦出來似的。
大概我體内存在一種來路不明的活力，而那力正朝錯誤方向推進不止，要把我帶去别的什麼世界。
電話響了，我這樣想道，有誰要對誰訴說什麼。
找我本身的電話幾乎沒有。
想向我訴說什麼的人一個也沒有，至少我希望别人訴說的無人向我訴說。
或多或少，任何人都已開始按自己的模式活着。
别人的若與自己的差别太大，未免氣惱；而若一模一樣，又不由悲哀。
如此而已。
最後一次為她接電話，已是冬末了。
3月初，一個晴空萬裡的周六早上。
說是早上，其實已快10點了。
小房間每個角落都塞滿冬日透明的陽光。
我一邊在腦袋裡半聽不聽地聽着鈴聲，一邊從床頭窗口俯視甘藍田。
黑乎乎的田地上，殘存的積雪如水窪一般到處閃着白亮亮的光；最後的寒流留下的最後的雪。
鈴響十多遍也沒人接，便不再響了。
五分鐘後再次響起。
我以很無奈的心情在睡衣外披上對襟毛衣，開門拿起聽筒。
“請問……在嗎?”男人的語聲。
語聲平闆闆、飄忽忽的。
我含糊應了一聲，慢慢上樓，敲她的門。
“電話!”。
“——謝謝!” 我折回房間，在床上攤開四肢望天花闆。
響起她下樓的聲音，随即傳來一如往常的唧唧咕咕。
就她來說，電話非常之短，也就十五六秒吧。
放聽筒聲響過後，沉默籠罩四周。
腳步聲也沒聽到。
間隔一會兒，遲緩的腳步聲朝我房間臨近，并響起敲門聲。
響兩次，之間隔有一次深呼吸所需要的時間。
打開門，身穿白色厚毛衣和藍牛仔褲的她站在那裡。
一瞬間我還以為傳錯了電話。
她一言不發，隻管把雙臂牢牢抱在胸前，瑟瑟發抖地看着我，眼神就像從救生艇上注視下沉的輪船。
不，或者相反亦末可知。
“可以進去麼?冷得要死。
” 我不明所以地放她進來，關上門。
她坐在煤氣爐前，邊烤手邊環顧房間。
“房間一無所有啊2” 我點頭。
的确一無所有。
隻窗前一張床。
作為單人床偏大，作為小雙人床又過小。
其實床也不是我買的。
朋友送的。
我和他不怎麼親密，想象不出為何送我張床。
兩人幾乎沒說過話。
他是地方上一個有錢人的兒子，在學校中院給另一夥人打了，臉被施工靴踢得夠嗆，眼睛都踢壞了，遂退學離校。
我帶他去校醫室的時間裡，他抽抽搭搭哭個不停，弄得我甚是心煩。
幾天後，他說回老家去，床送給了我。
“沒什麼熱乎東西可喝?”她問。
我搖下頭，什麼也沒有，我說。
沒有咖啡沒有粗茶，壺都沒有。
僅有一個小鍋，每天早晨用來燒水刮須。
她歎息一聲站起，說聲等等，走出房間。
五分鐘後兩手抱着一個紙殼箱折回。
箱裡有半斤分量的袋紅茶和綠茶，兩袋餅幹、細砂糖、水壺和一套餐具，還有兩個印有史努比漫畫的大号玻璃杯。
她把紙殼箱重重地放在床上，用壺燒水。
“你到底怎麼過的日子?豈不成了魯賓遜漂流記了?” “是不怎麼有滋味。
” “想必。
” 我們默默喝紅茶。
“全給你。
” 我驚得嗆了口茶： “為什麼給?”． “勞你傳了好多好多電話，算是謝意吧。
” “你也是需要的嘛。
” 她搖了幾下頭： “明天搬走，什麼都不再需要了。
” 我默默思索事情的演變，但想象不出她身上發生了什麼。
“好事?還是壞事?” “不怎麼好啊，退學回老家。
” 灑滿房間的冬日陽光陰暗下來，很快又變亮了。
“不過你不想聽的吧?換上我也不聽，不願意用留下不快記憶人的東西。
” 第二天一早就下冷雨。
細雨，可還是透過雨衣弄濕了我的毛衣。
我拿的大号手提箱也好，她拿的旅行衣箱和挎包也好，全淋得黑乎乎的。
出租車司機沒好氣地說别把行李放在車座上。
車内空氣給空調和煙味弄得令人窒息，收音機正大聲吼着一支老情歌，老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