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圍繞職業和使命的鬥争
關燈
小
中
大
他是“我們辦公室裡的孩子”。
他叙述了一段有特征性的卡夫卡轶聞：“有一次他走進房間時我正在吃黃油面包。
‘你怎麼吞得下這塊油脂，’他說，‘營養最好的是一個檸檬’。
” 他在工人事故保險公司内的職責範圍是預防事故和撰寫關于将企業劃入不同的不安全等級的上訴書。
他自己認為他的專業工作幹得并不很出色，但他的上司卻對之高度贊賞。
他經常以近乎五體投地的欽佩談到他的頭頭（馬爾史綱）的專業知識和“聰敏才智”。
對他後來的上司奧斯特齊爾——著名的捷克指揮和作曲家的兄弟——的欽佩則更甚。
當他看到由于安全設施不足而緻殘的工人時，他的社會感得到極大的激發。
“這些人是多麼老實啊，”有一次他對我說，眼睛瞪得溜圓，“他們到我們這兒來請求。
他們沒有沖進保險公司，把一切砸得稀巴爛，卻跑來請求。
” 1909年這個事故公司的年度報告中有一段是身為職員的卡夫卡寫的，我将在下面引述。
報告中當然沒有提到卡夫卡。
可是我記得很清楚，那時卡夫卡把這份年度報告帶給我看，說明這一段是他的手筆。
他的上司對草稿作了修改，然而即使在這麼一篇公文中卡夫卡的風格仍确切無疑地在各個段落中顯示出來。
而且那位友好地接待了我的負責官員也确認了這一段，同時他還指出1910年的年度報告中的一段為弗蘭茨·卡夫卡的文字。
文件的下面這一部分就是從幾個角度看都是令人感興趣的： 我們的示意圖繪出了四棱軸和圓軸在安全保護技術方面的區别。
直接以螺絲固定在四棱軸上的刀具鋒刃裸露，每分鐘轉三千八百至四千周。
刀軸和台面的大距離對工人産生的危險顯而易見。
在這種軸旁如果處于對危險的無意識中操作，危險可能更大；或者也可能不得不在意識到始終存在的危險的情況下操作。
特别謹慎的工人自然會留心在刨刀頭上推移木塊時手指不超出工作件，然而主要的危險對一切謹慎報以嘲笑。
即使是最小心謹慎的工人也有可能在一隻手把刨件按在機台上，另一隻手引來刀軸的情況下，或者由于打滑或者由于并非罕見的木塊反彈而緻手誤入刀具夾縫。
木塊的這種推高或反彈既無法預見，也無法阻止，因為當木塊在不同的地方合上了裂口或劈岔時，當刀具減緩了轉速或方向偏離時，當手在木頭上的壓力分布不勻時，事故就會發生。
這類事故不會不留痕迹地過去，每次都會割掉幾個，甚至所有手指。
但是，不僅所有安全規定，而且所有保護設施在這種危險面前無不失靈，它們或者經證明不夠充足，或者一方面雖然降低了危險性（通過鉛保護推手的自動送料或縮小刀具縫），另一方面卻反而使危險性上升，這是因為未給木屑以足夠的存放空間，導緻刀具夾縫堵塞，當工人清除縫中的刀屑時，往往造成手指受傷。
假如根據史拉德專利讓軸在後面旋轉，對刀略呈斜面，與之找平，便可以防止軸受堵塞，同時使木塊得以輕易地推入軸中，木屑也有足夠的落下空間。
對于保護技術方面來說最重要的一點是，刀具的突出的部分是刀鋒，由于這些刀同軸實際上連在一起，刀可以很薄而不必擔心折斷的危險。
很清楚，卡夫卡對世界和生活的認識以及他懷疑事物的悲觀主義很大一部分來自公務經曆，來自與遭受不公待遇的工人們的接觸，來自蝸牛爬行般的公務辦事過程，來自公文停滞堵塞的流程。
長篇小說《訴訟》和《城堡》中整章整章的外殼和現實主義的苞葉取材于作者在工人事故保險公司中親身經曆的環境。
可以相提并論的還有腹稿《新燈》（日記111頁）和1913年7月2日的日記：“為關于一個瑪麗·阿布拉哈姆的二十三歲姑娘的審理消息抽泣了一番。
她由于貧困和饑餓，解下一根她用作襪帶的男人領帶勒死了她九個月的孩子巴爾巴拉。
完全是老一套的故事。
還有下面那篇寫于最後幾年的一個改革草案，這篇文章在卡夫卡的作品中非常孤立，這是關于一個顯然意志自由、幾乎是修道院式的甚或純粹清貧的工作集體的計劃： 一無所有的工入群體。
義務：不占有或接受錢和貴重物品。
隻允許下列财産：最簡單的衣服（根據具體情況而定）、工作必需品、書籍、自己所需的食品。
其他一切屬于窮人。
必須通過勞動獲取生活費用。
不畏懼任何不損害健康的工作。
可以自己選擇工作，在無此可能性的情況下，服從直轄于政府的工作咨詢處的安排。
工作一天的報酬不得超過兩天所需的生活費（具體根據不同的地區而異）。
生活盡量節儉。
隻吃身體必須的東西，比如在一定意義上相當于最高薪金的最低薪金：面包、水、棗子。
赤貧者的夥食、赤貧者的住處。
同雇主的關系建立在信賴的基礎上，從不要求法庭幹預。
接受任何工作後要在任何情況下完成，即使遇到對健康嚴重不利的情況亦然。
權利：最高工作量每天六小時，體力勞動四至五小時。
患病或到了無工作能力的年齡後由國立養老院、醫院負責照料。
勞動生活是良心的體現機會和同仁的相信程度的體現機會。
将擁有的财産獻給國家，以便建立醫院和養老院。
當前至少要排除自立者、已婚者和婦女。
建議（沉重的義務）與政府斡旋。
即使在資本主義企業中，有兩句話無法辨認。
那是可以為他人出一臂之力的地方，在荒僻的地方，貧民房子，（當）教師 最高限度五百人。
“試用期一年”。
卡夫卡從未積極參加過政府集會。
但是他以觀察的方式參加所有為改善人類命運作出的一切努力。
因此，他積極參加捷克群衆集會和讨論會，我經常耳聞他對偉大的大衆演說家如蘇庫普、克洛法契、克拉瑪爾的具體分析（多半是尖銳的批評）。
直到他死後，我在為寫作長篇小說《施蒂凡·羅特》搜集第一次世界大戰捷克無政府主義革命運動的材料時才偶然發現，卡夫卡與這一運動的一名幸存者——卡恰老先生熟識。
根據他真實的、已得到其他方面證實的報道，我得以在我的長篇小說中寫下這麼幾行：“在另一群捷克人中，另一個操德語的客人坐在大飯館的桌旁，非常瘦，看上去很年輕，盡管他的實際歲數八成已經超過三十了。
他整個晚上一言不發，隻是瞪大了閃光的灰色大眼睛聚精會神地注視着，這對眼睛與濃密探黑的頭發覆蓋下的棕色臉龐形成奇特的反差。
他是作家弗蘭茨·卡夫卡。
他常常不動聲色地給這個團體以幫助。
卡恰喜歡他，稱他為‘Kitdas’，亦即‘沉默寡言者’或‘沉默的塑像’（假如人們試将布拉格行話捷克語譯出來的話）。
”這段話說的場所是那“姆拉迪奇”青年俱樂部的翻版。
參加這個俱樂部的捷克作家有蓋爾納、托曼、施特拉梅克、施坦尼斯拉克·諾伊曼、馬雷斯、哈謝克等。
當然，在卡夫卡的職業生活中并非始終籠罩着陰暗色調。
他有能力與同事和下屬包括與他們中間思想非常簡單或非常混亂的人相交。
我的故紙堆中有
他叙述了一段有特征性的卡夫卡轶聞：“有一次他走進房間時我正在吃黃油面包。
‘你怎麼吞得下這塊油脂，’他說，‘營養最好的是一個檸檬’。
” 他在工人事故保險公司内的職責範圍是預防事故和撰寫關于将企業劃入不同的不安全等級的上訴書。
他自己認為他的專業工作幹得并不很出色，但他的上司卻對之高度贊賞。
他經常以近乎五體投地的欽佩談到他的頭頭（馬爾史綱）的專業知識和“聰敏才智”。
對他後來的上司奧斯特齊爾——著名的捷克指揮和作曲家的兄弟——的欽佩則更甚。
當他看到由于安全設施不足而緻殘的工人時，他的社會感得到極大的激發。
“這些人是多麼老實啊，”有一次他對我說，眼睛瞪得溜圓，“他們到我們這兒來請求。
他們沒有沖進保險公司，把一切砸得稀巴爛，卻跑來請求。
” 1909年這個事故公司的年度報告中有一段是身為職員的卡夫卡寫的，我将在下面引述。
報告中當然沒有提到卡夫卡。
可是我記得很清楚，那時卡夫卡把這份年度報告帶給我看，說明這一段是他的手筆。
他的上司對草稿作了修改，然而即使在這麼一篇公文中卡夫卡的風格仍确切無疑地在各個段落中顯示出來。
而且那位友好地接待了我的負責官員也确認了這一段，同時他還指出1910年的年度報告中的一段為弗蘭茨·卡夫卡的文字。
文件的下面這一部分就是從幾個角度看都是令人感興趣的： 我們的示意圖繪出了四棱軸和圓軸在安全保護技術方面的區别。
直接以螺絲固定在四棱軸上的刀具鋒刃裸露，每分鐘轉三千八百至四千周。
刀軸和台面的大距離對工人産生的危險顯而易見。
在這種軸旁如果處于對危險的無意識中操作，危險可能更大；或者也可能不得不在意識到始終存在的危險的情況下操作。
特别謹慎的工人自然會留心在刨刀頭上推移木塊時手指不超出工作件，然而主要的危險對一切謹慎報以嘲笑。
即使是最小心謹慎的工人也有可能在一隻手把刨件按在機台上，另一隻手引來刀軸的情況下，或者由于打滑或者由于并非罕見的木塊反彈而緻手誤入刀具夾縫。
木塊的這種推高或反彈既無法預見，也無法阻止，因為當木塊在不同的地方合上了裂口或劈岔時，當刀具減緩了轉速或方向偏離時，當手在木頭上的壓力分布不勻時，事故就會發生。
這類事故不會不留痕迹地過去，每次都會割掉幾個，甚至所有手指。
但是，不僅所有安全規定，而且所有保護設施在這種危險面前無不失靈，它們或者經證明不夠充足，或者一方面雖然降低了危險性（通過鉛保護推手的自動送料或縮小刀具縫），另一方面卻反而使危險性上升，這是因為未給木屑以足夠的存放空間，導緻刀具夾縫堵塞，當工人清除縫中的刀屑時，往往造成手指受傷。
假如根據史拉德專利讓軸在後面旋轉，對刀略呈斜面，與之找平，便可以防止軸受堵塞，同時使木塊得以輕易地推入軸中，木屑也有足夠的落下空間。
對于保護技術方面來說最重要的一點是，刀具的突出的部分是刀鋒，由于這些刀同軸實際上連在一起，刀可以很薄而不必擔心折斷的危險。
很清楚，卡夫卡對世界和生活的認識以及他懷疑事物的悲觀主義很大一部分來自公務經曆，來自與遭受不公待遇的工人們的接觸，來自蝸牛爬行般的公務辦事過程，來自公文停滞堵塞的流程。
長篇小說《訴訟》和《城堡》中整章整章的外殼和現實主義的苞葉取材于作者在工人事故保險公司中親身經曆的環境。
可以相提并論的還有腹稿《新燈》（日記111頁）和1913年7月2日的日記：“為關于一個瑪麗·阿布拉哈姆的二十三歲姑娘的審理消息抽泣了一番。
她由于貧困和饑餓，解下一根她用作襪帶的男人領帶勒死了她九個月的孩子巴爾巴拉。
完全是老一套的故事。
還有下面那篇寫于最後幾年的一個改革草案，這篇文章在卡夫卡的作品中非常孤立，這是關于一個顯然意志自由、幾乎是修道院式的甚或純粹清貧的工作集體的計劃： 一無所有的工入群體。
義務：不占有或接受錢和貴重物品。
隻允許下列财産：最簡單的衣服（根據具體情況而定）、工作必需品、書籍、自己所需的食品。
其他一切屬于窮人。
必須通過勞動獲取生活費用。
不畏懼任何不損害健康的工作。
可以自己選擇工作，在無此可能性的情況下，服從直轄于政府的工作咨詢處的安排。
工作一天的報酬不得超過兩天所需的生活費（具體根據不同的地區而異）。
生活盡量節儉。
隻吃身體必須的東西，比如在一定意義上相當于最高薪金的最低薪金：面包、水、棗子。
赤貧者的夥食、赤貧者的住處。
同雇主的關系建立在信賴的基礎上，從不要求法庭幹預。
接受任何工作後要在任何情況下完成，即使遇到對健康嚴重不利的情況亦然。
權利：最高工作量每天六小時，體力勞動四至五小時。
患病或到了無工作能力的年齡後由國立養老院、醫院負責照料。
勞動生活是良心的體現機會和同仁的相信程度的體現機會。
将擁有的财産獻給國家，以便建立醫院和養老院。
當前至少要排除自立者、已婚者和婦女。
建議（沉重的義務）與政府斡旋。
即使在資本主義企業中，有兩句話無法辨認。
那是可以為他人出一臂之力的地方，在荒僻的地方，貧民房子，（當）教師 最高限度五百人。
“試用期一年”。
卡夫卡從未積極參加過政府集會。
但是他以觀察的方式參加所有為改善人類命運作出的一切努力。
因此，他積極參加捷克群衆集會和讨論會，我經常耳聞他對偉大的大衆演說家如蘇庫普、克洛法契、克拉瑪爾的具體分析（多半是尖銳的批評）。
直到他死後，我在為寫作長篇小說《施蒂凡·羅特》搜集第一次世界大戰捷克無政府主義革命運動的材料時才偶然發現，卡夫卡與這一運動的一名幸存者——卡恰老先生熟識。
根據他真實的、已得到其他方面證實的報道，我得以在我的長篇小說中寫下這麼幾行：“在另一群捷克人中，另一個操德語的客人坐在大飯館的桌旁，非常瘦，看上去很年輕，盡管他的實際歲數八成已經超過三十了。
他整個晚上一言不發，隻是瞪大了閃光的灰色大眼睛聚精會神地注視着，這對眼睛與濃密探黑的頭發覆蓋下的棕色臉龐形成奇特的反差。
他是作家弗蘭茨·卡夫卡。
他常常不動聲色地給這個團體以幫助。
卡恰喜歡他，稱他為‘Kitdas’，亦即‘沉默寡言者’或‘沉默的塑像’（假如人們試将布拉格行話捷克語譯出來的話）。
”這段話說的場所是那“姆拉迪奇”青年俱樂部的翻版。
參加這個俱樂部的捷克作家有蓋爾納、托曼、施特拉梅克、施坦尼斯拉克·諾伊曼、馬雷斯、哈謝克等。
當然，在卡夫卡的職業生活中并非始終籠罩着陰暗色調。
他有能力與同事和下屬包括與他們中間思想非常簡單或非常混亂的人相交。
我的故紙堆中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