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班有軌電車或朝拜密封大口玻璃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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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今天是星期五。
除此以外，一片寂靜，盡管進場的末班電車鈴聲丁當并讓彎曲的鐵軌發出聲響，但不是喧鬧。
大多數電車駛入停車站，可是也有幾輛空車，橫七豎八地停在鐵軌上，像過節似的亮着燈。
是誰出的主意？是我們的主意。
不過，是我先開的口：“親愛的朋友，怎麼樣？”馬策拉特先生點點頭，我們不慌不忙地上了車。
我站到駕駛台上，随即摸到了門道，穩穩起動，慢慢加速，表現得像個優秀的有軌電車司機。
當我們已經把明亮的停車場扔在背後的時候，馬策拉特先生用這樣一句話嘉許我的表演：“你肯定是個受過洗禮的天主教徒，戈特弗裡德，要不然的話，你開有軌電車就不會開得這麼好。
” 說實話，這件小小的臨時工作給了我許多樂趣。
看來，停車場上的人沒有發現我們把車開走了。
沒有人追我們。
再說，人家可以切斷電源，不費吹灰之力就讓我們停下來。
我把電車朝弗林格恩方向駛去，穿過弗林格恩，正考慮是否在漢尼爾附近拐彎，朝拉特、拉亭根駛去，這時，馬策拉特先生請我開進去伯爵山、格雷斯海姆的軌道。
雖說我害怕獅堡舞廳下面的那段上坡路，但仍迎合了被告的願望，闖過了那段上坡路，過了舞廳。
這時，我不得不刹車，因為有三個人站在鐵軌上，與其說是求我，不如說是強迫我停車。
剛過哈尼爾，馬策拉特先生就已經到車廂裡面去抽香煙了。
我作為司機隻好大聲說：“請上車！”我注意到第三個不戴帽子的人。
他被兩個戴着有黑色系帶的綠帽子的人夾在中間，上車時動作笨拙或者是被擋住了眼睛，好幾次沒有踩到踏闆。
他的兩個陪同或看守相當粗暴地幫他登上司機台，緊接着走進車廂去。
我又把車開走時，聽到後面車廂裡一陣凄慘的嗚咽聲，接着是有人連打幾個耳光。
然後，是馬策拉特先生堅定的聲音，我聽了才放下心來。
他譴責剛上來的那兩個，警告他們，不該動手打一個受傷的、半瞎的又苦于丢失了眼鏡的人。
“您少管閑事！”我聽到戴綠帽子的人中間的一個厲聲吼道，“他今天還要經曆他所想象不到的事呢！本來嘛，已經拖得夠久了。
” 我把電車向格雷斯海姆徐緩地駛去時，我的朋友，馬策拉特先生想要知道，這個可憐的半瞎的人究竟犯了什麼罪。
他們的談話立即轉到了奇怪的話題上去。
剛講了兩句話，大家就置身于戰争時期了，或者說，倒轉到了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
戰争爆發，那個半瞎子據他們說是個義勇軍戰士，非法地保衛過一座波蘭郵局大樓。
奇怪的是，馬策拉先生盡管當時隻有十五歲，卻認識這個半瞎子，在談話過程中，稱他為維克托-韋盧恩。
這個可憐的、近視的、送彙款單的郵遞員，在戰鬥過程中丢掉了眼鏡，沒有眼鏡逃跑，逃脫了那些劊子手的掌心。
可是，他們不放松，一直追捕他直到戰争結束，甚至在戰後還在追捕他。
他們拿出一張紙來，是一九三九年簽發的一道槍決命令。
兩個戴綠帽子的中間的一個嚷道，他們終于抓到他了。
另一個戴綠帽子的說，他很高興，曆史的舊賬現在終于要了結了。
為了執行這道一九三九年的槍決命令，他犧牲了自己的業餘時間，甚至假期，他畢竟還有他的職業，是位商務代表。
他的戰友同樣也有困難，他是東方來的難民，失去了在那邊開設的生意興隆的裁縫店，現在必須從頭開始，但現在事情算有了個頭了。
今天夜裡将執行命令，了結過去的事。
真不壞，還乘上了末班車。
把一個被判處死刑的人和兩個持有槍決命令的劊子手送到格雷斯海姆去，當這樣的司機可違背了我的本願。
在郊區空無一人的、有點傾斜的集市廣場上，我把車向右拐，要向玻璃廠附近的終點站開去，到了那裡，讓兩個綠帽子和半瞎的維克托下來，再同我的朋友踏上歸途。
距離終點站還有三站路，馬策拉特先生從車廂裡出來，把他的公事皮包放到職業司機放他們的盛黃油面包的飯盒的地方。
我知道，他的公事皮包裡豎放着那個密封大口玻璃瓶。
“我們必須救他，他是維克托，可憐的維克托！”馬策拉特先生顯然很激動。
“他一直還沒有找到一副合适的眼鏡。
他是深度近視眼，他們要槍斃他，而他會看錯方向的。
”我認為劊子手沒帶武器。
但是，馬策拉特先生已經注意到了兩個綠帽子的大衣鼓起，礙手礙腳的。
“他是但澤波蘭郵局送彙款單的郵遞員。
現在他在聯邦郵局從事同樣的職業。
可是，下班以後，他們就追捕他，因為那份槍決命令還在。
” 盡管我并不全部理解馬策拉特先生的意圖，但我仍然答應他，在槍決的時候待在他的身邊，如果有可能的話，同他一起去阻止槍決。
過了玻璃廠，在第一排小菜果園前不遠處——在月光下，我看到了我的母親的園子和那棵蘋果樹——我停下電車，朝車廂裡喊道：“請下車，終點站到了！”頭戴黑帶綠帽的兩個人馬上下車。
那個半瞎子又費勁地找踏腳闆。
馬策拉特先生随後下車，從外套下取出他的鼓。
下車時，他請我帶上他的公事皮包和大口玻璃瓶。
我們扔下還一直亮着燈的有軌電車，緊盯着那兩個劊子手和那個蒙難者。
我們沿着菜果園籬笆走去。
我走累了。
前面的三個人站住時，我發現，他們選中了我母親的菜果園當槍決地點。
不僅馬策拉特先生，連我也一起抗議。
他們不予理睬，推倒腐朽的木闆籬笆，把那個馬策拉特先生叫做可憐的維克托的半瞎子綁在蘋果樹上我的樹杈下面。
由于我們繼續抗議，他們用手電筒照亮那份揉皺的槍決命令給我們看，命令是由一個姓策勒夫斯基的陸軍司法總監簽署的。
我記得，日期一欄寫着：一九三九年十月五日于索波特，印章也沒錯，看來是沒什麼希望了。
然而，我們談到了聯合國，談到民主制、集體罪責、阿登納等等。
可是，綠帽子中間的一個用一句話就把我們的全部反對意見都擋了回去。
他說，現在還沒有起草和簽訂和約①，所以，我們不該插手此事。
他說，他同我們一樣選舉阿登納，至于這道槍決命令嘛，它繼續有效。
他們帶着這道命令去找過最高當局，請當局拿
除此以外，一片寂靜，盡管進場的末班電車鈴聲丁當并讓彎曲的鐵軌發出聲響，但不是喧鬧。
大多數電車駛入停車站，可是也有幾輛空車，橫七豎八地停在鐵軌上，像過節似的亮着燈。
是誰出的主意？是我們的主意。
不過，是我先開的口：“親愛的朋友，怎麼樣？”馬策拉特先生點點頭，我們不慌不忙地上了車。
我站到駕駛台上，随即摸到了門道，穩穩起動，慢慢加速，表現得像個優秀的有軌電車司機。
當我們已經把明亮的停車場扔在背後的時候，馬策拉特先生用這樣一句話嘉許我的表演：“你肯定是個受過洗禮的天主教徒，戈特弗裡德，要不然的話，你開有軌電車就不會開得這麼好。
” 說實話，這件小小的臨時工作給了我許多樂趣。
看來，停車場上的人沒有發現我們把車開走了。
沒有人追我們。
再說，人家可以切斷電源，不費吹灰之力就讓我們停下來。
我把電車朝弗林格恩方向駛去，穿過弗林格恩，正考慮是否在漢尼爾附近拐彎，朝拉特、拉亭根駛去，這時，馬策拉特先生請我開進去伯爵山、格雷斯海姆的軌道。
雖說我害怕獅堡舞廳下面的那段上坡路，但仍迎合了被告的願望，闖過了那段上坡路，過了舞廳。
這時，我不得不刹車，因為有三個人站在鐵軌上，與其說是求我，不如說是強迫我停車。
剛過哈尼爾，馬策拉特先生就已經到車廂裡面去抽香煙了。
我作為司機隻好大聲說：“請上車！”我注意到第三個不戴帽子的人。
他被兩個戴着有黑色系帶的綠帽子的人夾在中間，上車時動作笨拙或者是被擋住了眼睛，好幾次沒有踩到踏闆。
他的兩個陪同或看守相當粗暴地幫他登上司機台，緊接着走進車廂去。
我又把車開走時，聽到後面車廂裡一陣凄慘的嗚咽聲，接着是有人連打幾個耳光。
然後，是馬策拉特先生堅定的聲音，我聽了才放下心來。
他譴責剛上來的那兩個，警告他們，不該動手打一個受傷的、半瞎的又苦于丢失了眼鏡的人。
“您少管閑事！”我聽到戴綠帽子的人中間的一個厲聲吼道，“他今天還要經曆他所想象不到的事呢！本來嘛，已經拖得夠久了。
” 我把電車向格雷斯海姆徐緩地駛去時，我的朋友，馬策拉特先生想要知道，這個可憐的半瞎的人究竟犯了什麼罪。
他們的談話立即轉到了奇怪的話題上去。
剛講了兩句話，大家就置身于戰争時期了，或者說，倒轉到了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
戰争爆發，那個半瞎子據他們說是個義勇軍戰士，非法地保衛過一座波蘭郵局大樓。
奇怪的是，馬策拉先生盡管當時隻有十五歲，卻認識這個半瞎子，在談話過程中，稱他為維克托-韋盧恩。
這個可憐的、近視的、送彙款單的郵遞員，在戰鬥過程中丢掉了眼鏡，沒有眼鏡逃跑，逃脫了那些劊子手的掌心。
可是，他們不放松，一直追捕他直到戰争結束，甚至在戰後還在追捕他。
他們拿出一張紙來，是一九三九年簽發的一道槍決命令。
兩個戴綠帽子的中間的一個嚷道，他們終于抓到他了。
另一個戴綠帽子的說，他很高興，曆史的舊賬現在終于要了結了。
為了執行這道一九三九年的槍決命令，他犧牲了自己的業餘時間，甚至假期，他畢竟還有他的職業，是位商務代表。
他的戰友同樣也有困難，他是東方來的難民，失去了在那邊開設的生意興隆的裁縫店，現在必須從頭開始，但現在事情算有了個頭了。
今天夜裡将執行命令，了結過去的事。
真不壞，還乘上了末班車。
把一個被判處死刑的人和兩個持有槍決命令的劊子手送到格雷斯海姆去，當這樣的司機可違背了我的本願。
在郊區空無一人的、有點傾斜的集市廣場上，我把車向右拐，要向玻璃廠附近的終點站開去，到了那裡，讓兩個綠帽子和半瞎的維克托下來，再同我的朋友踏上歸途。
距離終點站還有三站路，馬策拉特先生從車廂裡出來，把他的公事皮包放到職業司機放他們的盛黃油面包的飯盒的地方。
我知道，他的公事皮包裡豎放着那個密封大口玻璃瓶。
“我們必須救他，他是維克托，可憐的維克托！”馬策拉特先生顯然很激動。
“他一直還沒有找到一副合适的眼鏡。
他是深度近視眼，他們要槍斃他，而他會看錯方向的。
”我認為劊子手沒帶武器。
但是，馬策拉特先生已經注意到了兩個綠帽子的大衣鼓起，礙手礙腳的。
“他是但澤波蘭郵局送彙款單的郵遞員。
現在他在聯邦郵局從事同樣的職業。
可是，下班以後，他們就追捕他，因為那份槍決命令還在。
” 盡管我并不全部理解馬策拉特先生的意圖，但我仍然答應他，在槍決的時候待在他的身邊，如果有可能的話，同他一起去阻止槍決。
過了玻璃廠，在第一排小菜果園前不遠處——在月光下，我看到了我的母親的園子和那棵蘋果樹——我停下電車，朝車廂裡喊道：“請下車，終點站到了！”頭戴黑帶綠帽的兩個人馬上下車。
那個半瞎子又費勁地找踏腳闆。
馬策拉特先生随後下車，從外套下取出他的鼓。
下車時，他請我帶上他的公事皮包和大口玻璃瓶。
我們扔下還一直亮着燈的有軌電車，緊盯着那兩個劊子手和那個蒙難者。
我們沿着菜果園籬笆走去。
我走累了。
前面的三個人站住時，我發現，他們選中了我母親的菜果園當槍決地點。
不僅馬策拉特先生，連我也一起抗議。
他們不予理睬，推倒腐朽的木闆籬笆，把那個馬策拉特先生叫做可憐的維克托的半瞎子綁在蘋果樹上我的樹杈下面。
由于我們繼續抗議，他們用手電筒照亮那份揉皺的槍決命令給我們看，命令是由一個姓策勒夫斯基的陸軍司法總監簽署的。
我記得，日期一欄寫着：一九三九年十月五日于索波特，印章也沒錯，看來是沒什麼希望了。
然而，我們談到了聯合國，談到民主制、集體罪責、阿登納等等。
可是，綠帽子中間的一個用一句話就把我們的全部反對意見都擋了回去。
他說，現在還沒有起草和簽訂和約①，所以，我們不該插手此事。
他說，他同我們一樣選舉阿登納，至于這道槍決命令嘛，它繼續有效。
他們帶着這道命令去找過最高當局，請當局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