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班有軌電車或朝拜密封大口玻璃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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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閃爍。
被告習慣于看這揀到之物後，便用拇指和食指将其垂直地捏住，舉到眼窩上下。
到了這時，我才為那揀到之物正名，稱之為一個手指，又由于那閃爍之物的緣故，我擴大了這個概念，稱之為無名指，但未曾料到，我竟然以此替戰後最有趣的刑事訴訟案之一起了個名字：無名指訴訟案。
末了，我，戈特弗裡德-封-維特拉，又被稱為此案最重要的見證人。
被告鎮靜，我也鎮靜。
不錯，被告的鎮靜傳給了我。
當被告用他先前如騎士一般裝飾胸袋的那條小手絹細心地包起那個戴戒指的手指時，我對電纜盤上坐着的這個人産生了好感。
一位正派紳士，我想，我要結識此人。
我于是招呼他，而他帶着那條借來的狗正要離開，朝格雷斯海姆走去。
但他的反應先是惱火，幾乎可以說是傲慢。
直到今天我仍無法理解，他為什麼僅僅由于我躺在蘋果樹上便要把我看成是蛇的象征。
他也懷疑我母親的酸蘋果，說這無疑是樂園裡的那一種。
喜歡躺在樹杈上，這确實是惡魔的一種習慣。
可是，驅使我一周多次躺到蘋果樹上去的恰恰是無聊。
它像一種流行病，我不費力就染上了。
那麼，驅使被告到杜塞爾多夫城外來的又是什麼呢？是孤獨，這是他後來告訴我的。
孤獨和無聊不就是兩姐妹嗎？我這樣考慮，是為了替被告澄清，而不是指控他。
使我對他産生好感，同他攀談，末了結成友誼的，恰恰是他的擊鼓。
他把惡魔化作節奏，他的擊鼓本身就是惡魔的變種。
把我作為證人、把他作為被告傳喚到法庭上來的那份指控書，也是我們兩人發明的一種遊戲，是為了消除和維持我們的無聊與孤獨的一種小手段。
鑒于我的請求，被告在猶豫了片刻之後就從無名指上摘下了戒指——這很方便——戴到我左手的小拇指上。
正合适，我很高興。
在我試戴戒指之前，我已經從我躺着的樹杈上溜下來了，這是不言而喻的。
我們站在籬笆的兩邊，互通姓名，交談，涉及到一些政治話題，随後他把戒指給了我。
手指由他保留，他小心地拿着。
我們一緻認為，這是一個女人的手指。
當我戴着戒指，讓日光照射它時，被告用空着的左手在木籬笆上敲出一種舞曲般的、明快的節奏。
我母親的菜果園的木籬笆是沒有支撐物的那一種，它根據鼓手的要求發出了啪咯聲和顫音。
我記不清我們這樣站着并且以目傳神究竟有多長時間。
對這種最無惡意的遊戲，我們趣味相投。
這時，在中等高度，有一架飛機傳來了它的引擎聲。
這架飛機大概要在洛豪森降落。
雖說我們都想知道這架雙引擎或四引擎的飛機是否開始降落，但我們仍舊沒有讓日光離開對方，不理睬那架飛機。
後來，我們不時地找到機會去做這種遊戲，并稱之為舒格爾-萊奧的苦行；舒格爾-萊奧是被告多年前的一個朋友，他們兩人那時總在公墓上玩這種遊戲。
飛機——我确實說不出它究竟是雙引擎還是四引擎——找到了它的着陸場後，我把戒指還給了他。
被告把戒指戴到那個無名指上，再次利用他的小手絹作為包裹材料。
接着，他要我陪他一起走。
這是一九五一年七月七日。
到了格雷斯海姆，我們在有軌電車終點站乘上的不是電車而是出租汽車。
被告日後還經常有機會在我面前顯示他的慷概大方。
我們乘車進城，讓出租汽車在羅胡斯教堂旁的租狗店前等着，歸還了盧克斯，又上了出租汽車，橫穿過城市，經比爾克、上比爾克到韋爾斯滕公墓。
馬策拉特先生付了十二馬克以上的車錢，随後我們去石匠科涅夫的墓碑店。
那裡很髒。
當石匠僅用一個小時就完成了我的朋友托他做的事時，我很高興。
我的朋友親切而詳細地向我講解工具和石頭的種類，與此同時，科涅夫先生給手指（不戴戒指）做了一個石膏複制件。
對于這個手指，他一句話也不問。
我隻是捎帶着看他幹活。
手指必須先經過處理，也就是說，先抹上油脂，繞上合股線，再抹上石膏，在石膏變硬之前，把模子連同合股線割成兩半。
我的職業是裝飾師，做石膏模子對我來說并不是什麼新鮮事。
可是，那個手指一到了石匠的手裡，就給添上了某些令人惡心的成分。
直到複制品做成，被告又把手指拿過去，擦去油脂，包在他的小手絹裡時，這些令人惡心的成分才去掉。
我的朋友付錢給石匠。
他起先不肯收，因為他把馬策拉特先生當做同行看待。
他還說，奧斯卡先生以前幫他擠過疖子，同樣分文不取。
灌進模子裡去的石膏變硬了，石匠打開模子，取出複制品，還答應，幾天之内還可以用這個模子做出更多的複制品來，并陪同我們穿過他的墓碑陳列場，直到比特路。
我們第二次乘上出租汽車去火車站。
被告請我在整潔的車站飯館用晚餐，時間拖得很長。
他同侍者說話随便，我由此斷定，馬策拉特先生想必是火車站飯館的常客。
我們吃公牛胸脯肉加新鮮蘿蔔還有萊茵鲑魚、乳酪，然後喝了一小瓶香槟酒。
我們的話題又回到手指上來時，我勸被告把這個手指看做别人的财産，把它交給失物招領處，尤其因為他已經有了石膏複制品。
被告則堅決而肯定地說，他認為自己是這個手指的合法占有者，因為在他誕生之時，人家就許諾給他一個手指，雖說手指被譯成密碼，用鼓捧來表示。
他還可以舉出他的朋友赫伯特-特魯欽斯基背上的傷疤為證，那些手指般長的傷疤也預言了無名指。
此外，還有他在薩斯佩公墓揀到的那個空彈殼，它也具有未來的無名指的尺寸和意義。
對于我新交的朋友所列舉的這些證明，我起初隻好報以微笑。
可我必須承認，一個思想不保守的人必定能毫不費力地理解這互相關聯的一組詞：鼓棒，傷疤，子彈殼，無名指。
晚餐後，第三輛出租車送我回家。
我們告别。
三天後，我如約去拜訪被告，他已經為我準備下一件驚人的東西。
他先領我看他的寓所，也就是他的房間，因為馬策拉特先生是三房客。
他最初隻租了一間相當簡陋的房間，原先是個浴室；後來，他的鼓藝給他帶來了名聲和富裕，他又為一個沒有窗戶的小間付租金，他稱之為道羅泰娅姆姆小間；他還無所謂地
被告習慣于看這揀到之物後，便用拇指和食指将其垂直地捏住，舉到眼窩上下。
到了這時，我才為那揀到之物正名，稱之為一個手指，又由于那閃爍之物的緣故，我擴大了這個概念，稱之為無名指，但未曾料到，我竟然以此替戰後最有趣的刑事訴訟案之一起了個名字：無名指訴訟案。
末了，我，戈特弗裡德-封-維特拉，又被稱為此案最重要的見證人。
被告鎮靜，我也鎮靜。
不錯，被告的鎮靜傳給了我。
當被告用他先前如騎士一般裝飾胸袋的那條小手絹細心地包起那個戴戒指的手指時，我對電纜盤上坐着的這個人産生了好感。
一位正派紳士，我想，我要結識此人。
我于是招呼他，而他帶着那條借來的狗正要離開，朝格雷斯海姆走去。
但他的反應先是惱火，幾乎可以說是傲慢。
直到今天我仍無法理解，他為什麼僅僅由于我躺在蘋果樹上便要把我看成是蛇的象征。
他也懷疑我母親的酸蘋果，說這無疑是樂園裡的那一種。
喜歡躺在樹杈上，這确實是惡魔的一種習慣。
可是，驅使我一周多次躺到蘋果樹上去的恰恰是無聊。
它像一種流行病，我不費力就染上了。
那麼，驅使被告到杜塞爾多夫城外來的又是什麼呢？是孤獨，這是他後來告訴我的。
孤獨和無聊不就是兩姐妹嗎？我這樣考慮，是為了替被告澄清，而不是指控他。
使我對他産生好感，同他攀談，末了結成友誼的，恰恰是他的擊鼓。
他把惡魔化作節奏，他的擊鼓本身就是惡魔的變種。
把我作為證人、把他作為被告傳喚到法庭上來的那份指控書，也是我們兩人發明的一種遊戲，是為了消除和維持我們的無聊與孤獨的一種小手段。
鑒于我的請求，被告在猶豫了片刻之後就從無名指上摘下了戒指——這很方便——戴到我左手的小拇指上。
正合适，我很高興。
在我試戴戒指之前，我已經從我躺着的樹杈上溜下來了，這是不言而喻的。
我們站在籬笆的兩邊，互通姓名，交談，涉及到一些政治話題，随後他把戒指給了我。
手指由他保留，他小心地拿着。
我們一緻認為，這是一個女人的手指。
當我戴着戒指，讓日光照射它時，被告用空着的左手在木籬笆上敲出一種舞曲般的、明快的節奏。
我母親的菜果園的木籬笆是沒有支撐物的那一種，它根據鼓手的要求發出了啪咯聲和顫音。
我記不清我們這樣站着并且以目傳神究竟有多長時間。
對這種最無惡意的遊戲，我們趣味相投。
這時，在中等高度，有一架飛機傳來了它的引擎聲。
這架飛機大概要在洛豪森降落。
雖說我們都想知道這架雙引擎或四引擎的飛機是否開始降落，但我們仍舊沒有讓日光離開對方，不理睬那架飛機。
後來，我們不時地找到機會去做這種遊戲，并稱之為舒格爾-萊奧的苦行；舒格爾-萊奧是被告多年前的一個朋友，他們兩人那時總在公墓上玩這種遊戲。
飛機——我确實說不出它究竟是雙引擎還是四引擎——找到了它的着陸場後，我把戒指還給了他。
被告把戒指戴到那個無名指上，再次利用他的小手絹作為包裹材料。
接着，他要我陪他一起走。
這是一九五一年七月七日。
到了格雷斯海姆，我們在有軌電車終點站乘上的不是電車而是出租汽車。
被告日後還經常有機會在我面前顯示他的慷概大方。
我們乘車進城，讓出租汽車在羅胡斯教堂旁的租狗店前等着，歸還了盧克斯，又上了出租汽車，橫穿過城市，經比爾克、上比爾克到韋爾斯滕公墓。
馬策拉特先生付了十二馬克以上的車錢，随後我們去石匠科涅夫的墓碑店。
那裡很髒。
當石匠僅用一個小時就完成了我的朋友托他做的事時，我很高興。
我的朋友親切而詳細地向我講解工具和石頭的種類，與此同時，科涅夫先生給手指（不戴戒指）做了一個石膏複制件。
對于這個手指，他一句話也不問。
我隻是捎帶着看他幹活。
手指必須先經過處理，也就是說，先抹上油脂，繞上合股線，再抹上石膏，在石膏變硬之前，把模子連同合股線割成兩半。
我的職業是裝飾師，做石膏模子對我來說并不是什麼新鮮事。
可是，那個手指一到了石匠的手裡，就給添上了某些令人惡心的成分。
直到複制品做成，被告又把手指拿過去，擦去油脂，包在他的小手絹裡時，這些令人惡心的成分才去掉。
我的朋友付錢給石匠。
他起先不肯收，因為他把馬策拉特先生當做同行看待。
他還說，奧斯卡先生以前幫他擠過疖子，同樣分文不取。
灌進模子裡去的石膏變硬了，石匠打開模子，取出複制品，還答應，幾天之内還可以用這個模子做出更多的複制品來，并陪同我們穿過他的墓碑陳列場，直到比特路。
我們第二次乘上出租汽車去火車站。
被告請我在整潔的車站飯館用晚餐，時間拖得很長。
他同侍者說話随便，我由此斷定，馬策拉特先生想必是火車站飯館的常客。
我們吃公牛胸脯肉加新鮮蘿蔔還有萊茵鲑魚、乳酪，然後喝了一小瓶香槟酒。
我們的話題又回到手指上來時，我勸被告把這個手指看做别人的财産，把它交給失物招領處，尤其因為他已經有了石膏複制品。
被告則堅決而肯定地說，他認為自己是這個手指的合法占有者，因為在他誕生之時，人家就許諾給他一個手指，雖說手指被譯成密碼，用鼓捧來表示。
他還可以舉出他的朋友赫伯特-特魯欽斯基背上的傷疤為證，那些手指般長的傷疤也預言了無名指。
此外，還有他在薩斯佩公墓揀到的那個空彈殼，它也具有未來的無名指的尺寸和意義。
對于我新交的朋友所列舉的這些證明，我起初隻好報以微笑。
可我必須承認，一個思想不保守的人必定能毫不費力地理解這互相關聯的一組詞：鼓棒，傷疤，子彈殼，無名指。
晚餐後，第三輛出租車送我回家。
我們告别。
三天後，我如約去拜訪被告，他已經為我準備下一件驚人的東西。
他先領我看他的寓所，也就是他的房間，因為馬策拉特先生是三房客。
他最初隻租了一間相當簡陋的房間，原先是個浴室；後來，他的鼓藝給他帶來了名聲和富裕，他又為一個沒有窗戶的小間付租金，他稱之為道羅泰娅姆姆小間；他還無所謂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