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牧師女兒：奧威爾與老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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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獨自一人，好可憐。
——1934年給布蘭達·索爾科德的信 這個時代有時候讓我厭惡，我被迫在一個角落停下，祈求上天降罪。
——1934年9月給布蘭達·索爾科德的信 《巴黎倫敦落難記》于1933年1月9日出版，雖然被廣泛接受了，但還是不乏一些貶斥之詞。
一個飯店老闆非常生氣，寫信給《泰晤士報》，投訴奧威爾的書損壞了他這個行業的名聲。
幾天後，奧威爾對這些反對的聲音做出反駁。
他指出，受到抗議的段落不是針對整個巴黎的旅社而是具體針對某一家，既然M.波桑蒂不知道這一點，他就沒有資格質疑奧威爾的評價。
這些評論被送到蒙塔古鎮的家裡，理查德和艾達·布萊爾對此很感興趣，同時又有一些驚恐。
像他們這個階級和年齡的大多數人一樣，他們不贊成過于直露的情感和身體欲望的表達。
阿弗麗爾回憶說，“那時從來不會讨論性和情愛之類的話題”。
因此，知道兒子寫的東西可以成為勃魯蓋爾畫中的内容，布萊爾夫婦肯定會大為震驚的。
但是，不管作品的題材多麼敏感，成為作家還是布萊爾夫婦能理解并且在某種程度上所贊成的。
可以想像，看到奧威爾初步的成功，他們是非常高興的。
1月的第3個星期，奧威爾回到赫斯，留了100頁《在緬甸的日子裡》的稿子給摩爾，之前還又給摩爾寫了一封非常率直的信。
他說，《星期天郵報》上已經把這本書列為“本周暢銷書”。
這些是不是意味着什麼呢？ 奧威爾這時候已經快30歲了，對于30年代的文壇來說，他的起步已經算很晚了。
伊夫林·沃23歲的時候出版了第一本書，安東尼·鮑威爾是在25歲，格雷厄姆·格林是在24歲。
當時的媒體之間的聯系也并不比今天少，但奧威爾幾乎完全是在當時的圖書界之外。
他不給時尚雜志寫文章，不在出版界工作，他簽到的寫作合約也少得可憐。
毫無疑問，在《讓葉蘭繼續飛揚》中，他借戈登·康姆斯道克的嘴說出的那些義憤填膺的話，完全是出于奧威爾對自己在30年代早期的權力做主的文學界的局外人身份的介懷。
“草地！血淋淋的草地！”戈登對着小說季刊《普裡姆羅絲季刊》的編輯們呼喊：“為什麼不直接說呢，‘我們不要你那血淋淋的詩歌。
我們隻接受同在劍橋認識的朋友的詩歌’。
”當然，需要指出的是，奧威爾也有好幾首詩被他在伊頓公學認識的人接納了，但這并不能減少他受排斥的感覺。
30年代早期的文學界因為雜亂紛呈而臭名昭著。
約翰·斯奎爾爵士是《倫敦信使》的幕後操縱者，他和他的同黨控制了半打的雜志和報刊，弗吉尼亞·沃爾夫也毫不忌諱地把文學界野心勃勃的家夥罵得狗血噴頭——最令她厭煩的是西裡爾·康納利，他通過在中學和大學裡建立起來的關系網來提升自己。
關于此時的奧威爾，上述種種都不能給我們提供關于他的最基本的一些問題，比如他此時外表如何？關注什麼？有什麼打算？早先的一些支離破碎的片斷告訴我們，大家是喜歡他的，同時又覺得他有距離感，不合群，但沒有人覺得他特别的引人注目，也不屬于任何文學圈子。
理查德·裡斯發現他身上有一些品質将他和當時苦心向上爬的年輕的文學家——如康諾利、斯蒂芬·斯彭德等區分開來。
裡斯覺得奧威爾是一個友善、細心周到的同伴，但是完全缺乏該有的催人進取的自信心。
他的聰明能幹是顯而易見的，但是，“他并不特别地具
——1934年給布蘭達·索爾科德的信 這個時代有時候讓我厭惡，我被迫在一個角落停下，祈求上天降罪。
——1934年9月給布蘭達·索爾科德的信 《巴黎倫敦落難記》于1933年1月9日出版，雖然被廣泛接受了，但還是不乏一些貶斥之詞。
一個飯店老闆非常生氣，寫信給《泰晤士報》，投訴奧威爾的書損壞了他這個行業的名聲。
幾天後，奧威爾對這些反對的聲音做出反駁。
他指出，受到抗議的段落不是針對整個巴黎的旅社而是具體針對某一家，既然M.波桑蒂不知道這一點，他就沒有資格質疑奧威爾的評價。
這些評論被送到蒙塔古鎮的家裡，理查德和艾達·布萊爾對此很感興趣，同時又有一些驚恐。
像他們這個階級和年齡的大多數人一樣，他們不贊成過于直露的情感和身體欲望的表達。
阿弗麗爾回憶說，“那時從來不會讨論性和情愛之類的話題”。
因此，知道兒子寫的東西可以成為勃魯蓋爾畫中的内容，布萊爾夫婦肯定會大為震驚的。
但是，不管作品的題材多麼敏感，成為作家還是布萊爾夫婦能理解并且在某種程度上所贊成的。
可以想像，看到奧威爾初步的成功，他們是非常高興的。
1月的第3個星期，奧威爾回到赫斯，留了100頁《在緬甸的日子裡》的稿子給摩爾，之前還又給摩爾寫了一封非常率直的信。
他說，《星期天郵報》上已經把這本書列為“本周暢銷書”。
這些是不是意味着什麼呢？ 奧威爾這時候已經快30歲了，對于30年代的文壇來說，他的起步已經算很晚了。
伊夫林·沃23歲的時候出版了第一本書，安東尼·鮑威爾是在25歲，格雷厄姆·格林是在24歲。
當時的媒體之間的聯系也并不比今天少，但奧威爾幾乎完全是在當時的圖書界之外。
他不給時尚雜志寫文章，不在出版界工作，他簽到的寫作合約也少得可憐。
毫無疑問，在《讓葉蘭繼續飛揚》中，他借戈登·康姆斯道克的嘴說出的那些義憤填膺的話，完全是出于奧威爾對自己在30年代早期的權力做主的文學界的局外人身份的介懷。
“草地！血淋淋的草地！”戈登對着小說季刊《普裡姆羅絲季刊》的編輯們呼喊：“為什麼不直接說呢，‘我們不要你那血淋淋的詩歌。
我們隻接受同在劍橋認識的朋友的詩歌’。
”當然，需要指出的是，奧威爾也有好幾首詩被他在伊頓公學認識的人接納了，但這并不能減少他受排斥的感覺。
30年代早期的文學界因為雜亂紛呈而臭名昭著。
約翰·斯奎爾爵士是《倫敦信使》的幕後操縱者，他和他的同黨控制了半打的雜志和報刊，弗吉尼亞·沃爾夫也毫不忌諱地把文學界野心勃勃的家夥罵得狗血噴頭——最令她厭煩的是西裡爾·康納利，他通過在中學和大學裡建立起來的關系網來提升自己。
關于此時的奧威爾，上述種種都不能給我們提供關于他的最基本的一些問題，比如他此時外表如何？關注什麼？有什麼打算？早先的一些支離破碎的片斷告訴我們，大家是喜歡他的，同時又覺得他有距離感，不合群，但沒有人覺得他特别的引人注目，也不屬于任何文學圈子。
理查德·裡斯發現他身上有一些品質将他和當時苦心向上爬的年輕的文學家——如康諾利、斯蒂芬·斯彭德等區分開來。
裡斯覺得奧威爾是一個友善、細心周到的同伴，但是完全缺乏該有的催人進取的自信心。
他的聰明能幹是顯而易見的，但是，“他并不特别地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