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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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她在我的目的地前幾站下了車，于是我終生記住了一個叫“五原”的地方。
列車每到一站車廂裡照例是一片慌張忙亂，有人提行李下車有人提行李上車擠來擠去大呼小叫，而那膽怯的男子卻鎮定若素，在昏暗的車燈下始終不放松對我的監視，見我沒有和她一同下車似乎還有點詫異。
她一手拎個拉鍊包一手提個網線袋，磕磕碰碰地好不容易走出座位。
到通道時她還回過頭匆忙地與我的目光對接了一下，但這世界上唯一的亮光僅僅一閃爍便被後面擠來的人撲滅。
從此她随着人流湧人茫茫人海，我再也找不到她的眼睛及同她的眼睛一樣的眼睛。
雖然在列車上她将男人的活力賦予了我，激發起我想與女人過“夫妻生活”的沖動或說是“發情”，但與真正的女人過了半次“夫妻生活”卻是在幾年以後。
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政治口号下幾年以後形勢确實有了很大變化，農場的群專隊早已解散，牛鬼蛇神紛紛出籠又上了台，那時叫做“恢複工作”。
如今被管的人又管人管人的人又被管，這種勿須通過投票選舉的輪流執政據說是“無産階級專政下才有的真正民主”。
想起來當年要在月經紙上去“找突破口”真毫無必要且非常可笑。
“走資派”又當了場長，他也沒有借口私自用“國家财産”代替草紙而報複醫務室的小李小王。
“走資派”沒有“鬥倒鬥臭”卻被鬥怯鬥怕了，經過“鍛煉全體幹部的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鍛煉，他決不會再堅持原則主動工作，所以我也原諒他沒有專門成立個“勞改釋放犯”的小隊叫我當隊長。
有時他回到原先群專隊的所在地也就是我勞動的生産隊來視察，見了我不過點點頭而已，不再誇獎我已經改造好了。
當然我還不至于假到去問他為什麼失信，人一當官馬上就忘了他過去說的話。
不過憑良心說我的處境畢竟有很大改善。
因為革命群衆失勢後再也不熱衷革命，才發現生活上不可缺少的柴米油鹽醬醋茶對他們來說大大超過革命的重要性，而那時的社會主義怎麼也“為人民服務”不好這“開門七件事”，勞動婦女仍然用印滿“為人民服務”的硬邦邦的報紙墊月經帶，反正那種政治宣傳品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于是革命群衆開始大發牢騷，上工不幹活，幹活不出力，在田裡拄着鍬三五成群地“講怪話”。
那些＊怪話”的反動性大大超過一九五七年的右派言論，我這個右派分子也就被他們看作是自己人了，革命群衆親見地稱我為“老右”。
本來我是可以申請到一間上房的，然而母親還沒有等到我把自己安置妥當便在偌大的北京孤獨地去世。
這一段請讓我略去，我有權和那些有意回避“文革”的人士一樣極力回避會使自己崩潰的曆史。
他們以為叫大家少談“文革”“文革”就會在民族的記憶中僅僅淡忘，果然，今天的大學生已經不太了解“大躍進”及“文革”真正的曆史面貌，大學高中初中往下依次遞減，以至于毫無所知，一個後人無法超越的一貫偉大正确的神話，就在患有失憶症的民族中樹立了起來。
那麼，是不是我盡量不談母親母親也會在我的記憶裡逐漸消失？為了我的精神免受痛苦，我倒想試一試。
在農場，沒有家庭的單身農工過日子比較簡單：“兩個飽一個倒，家裡連個油瓶子都沒有，扯床被把一家子都蓋上了，炕上又沒個女人等他ｘ，這樣的人不叫他幹活他還閑得慌。
”所以生産隊有個不成文的規矩，好像單身漢一定要比拉家帶口的工人幹得多。
凡是遇上加班加點的工作或繁重勞動，隊長組長總是叫單身漢去。
革命群衆雖然在政治上已把我當作普通人，但一緻認為我是個特殊的勞動力，過日子又簡單勞動又好又沒女人等我Ｘ并且遵守紀律，叫幹什麼幹什麼，使用起來得心應手，這樣我就幾乎成了大家的工具。
和我過了半次“夫妻生活”并給了我很大啟發的女人，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遇到的。
我的生産組長是個複員軍人，我從來沒有看見他和别人一樣扛着鐵鍬走路，總是把鐵鍬抱在地上來回跑，讓鐵鍬拍打着地面，他走到哪兒哪兒就叮叮哆哆響成一片。
春夏秋冬他都不系上衣鈕扣，個子又矮又注，過大過肥的衣服老是敞着兩襟一扇一扇地像他長出了一對翅膀，于是他就獲得了“麻雀”的外号。
“麻雀”既玩世不恭，喜歡用政治語言開玩笑，又對人從不曲裡拐彎耍心眼，說話直來直去。
一天他對我說他要想法把他老婆從别的組調到他管的這組來跟我一起幹活，我問他為什麼，他毫不隐諱地說為了好讓我多于他老婆少幹。
我說你他媽的真會占便宜，他說有便宜不占自不占，“當官的有權不用過期作廢，我這個小官也要趁有權的時候使喚使喚你這個好勞力。
” 不久，“麻雀”真的鼓搗隊長把他老婆調到我們這組來了。
第一天上工他就當着全組工人宜布他老婆和我結成“一幫一的對子”。
“一幫—一對紅”、“開展談心活動好”、“要鬥私批修”等等都是那時的流行語言，順便他還說了句：“這樣也便于監督這個‘老右’嘛！”說完又連忙向我打恭作揖，“玩笑玩笑！你老右别放在心上。
” “麻雀”老婆坐在田埂
列車每到一站車廂裡照例是一片慌張忙亂，有人提行李下車有人提行李上車擠來擠去大呼小叫，而那膽怯的男子卻鎮定若素，在昏暗的車燈下始終不放松對我的監視，見我沒有和她一同下車似乎還有點詫異。
她一手拎個拉鍊包一手提個網線袋，磕磕碰碰地好不容易走出座位。
到通道時她還回過頭匆忙地與我的目光對接了一下，但這世界上唯一的亮光僅僅一閃爍便被後面擠來的人撲滅。
從此她随着人流湧人茫茫人海，我再也找不到她的眼睛及同她的眼睛一樣的眼睛。
雖然在列車上她将男人的活力賦予了我，激發起我想與女人過“夫妻生活”的沖動或說是“發情”，但與真正的女人過了半次“夫妻生活”卻是在幾年以後。
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政治口号下幾年以後形勢确實有了很大變化，農場的群專隊早已解散，牛鬼蛇神紛紛出籠又上了台，那時叫做“恢複工作”。
如今被管的人又管人管人的人又被管，這種勿須通過投票選舉的輪流執政據說是“無産階級專政下才有的真正民主”。
想起來當年要在月經紙上去“找突破口”真毫無必要且非常可笑。
“走資派”又當了場長，他也沒有借口私自用“國家财産”代替草紙而報複醫務室的小李小王。
“走資派”沒有“鬥倒鬥臭”卻被鬥怯鬥怕了，經過“鍛煉全體幹部的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鍛煉，他決不會再堅持原則主動工作，所以我也原諒他沒有專門成立個“勞改釋放犯”的小隊叫我當隊長。
有時他回到原先群專隊的所在地也就是我勞動的生産隊來視察，見了我不過點點頭而已，不再誇獎我已經改造好了。
當然我還不至于假到去問他為什麼失信，人一當官馬上就忘了他過去說的話。
不過憑良心說我的處境畢竟有很大改善。
因為革命群衆失勢後再也不熱衷革命，才發現生活上不可缺少的柴米油鹽醬醋茶對他們來說大大超過革命的重要性，而那時的社會主義怎麼也“為人民服務”不好這“開門七件事”，勞動婦女仍然用印滿“為人民服務”的硬邦邦的報紙墊月經帶，反正那種政治宣傳品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于是革命群衆開始大發牢騷，上工不幹活，幹活不出力，在田裡拄着鍬三五成群地“講怪話”。
那些＊怪話”的反動性大大超過一九五七年的右派言論，我這個右派分子也就被他們看作是自己人了，革命群衆親見地稱我為“老右”。
本來我是可以申請到一間上房的，然而母親還沒有等到我把自己安置妥當便在偌大的北京孤獨地去世。
這一段請讓我略去，我有權和那些有意回避“文革”的人士一樣極力回避會使自己崩潰的曆史。
他們以為叫大家少談“文革”“文革”就會在民族的記憶中僅僅淡忘，果然，今天的大學生已經不太了解“大躍進”及“文革”真正的曆史面貌，大學高中初中往下依次遞減，以至于毫無所知，一個後人無法超越的一貫偉大正确的神話，就在患有失憶症的民族中樹立了起來。
那麼，是不是我盡量不談母親母親也會在我的記憶裡逐漸消失？為了我的精神免受痛苦，我倒想試一試。
在農場，沒有家庭的單身農工過日子比較簡單：“兩個飽一個倒，家裡連個油瓶子都沒有，扯床被把一家子都蓋上了，炕上又沒個女人等他ｘ，這樣的人不叫他幹活他還閑得慌。
”所以生産隊有個不成文的規矩，好像單身漢一定要比拉家帶口的工人幹得多。
凡是遇上加班加點的工作或繁重勞動，隊長組長總是叫單身漢去。
革命群衆雖然在政治上已把我當作普通人，但一緻認為我是個特殊的勞動力，過日子又簡單勞動又好又沒女人等我Ｘ并且遵守紀律，叫幹什麼幹什麼，使用起來得心應手，這樣我就幾乎成了大家的工具。
和我過了半次“夫妻生活”并給了我很大啟發的女人，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遇到的。
我的生産組長是個複員軍人，我從來沒有看見他和别人一樣扛着鐵鍬走路，總是把鐵鍬抱在地上來回跑，讓鐵鍬拍打着地面，他走到哪兒哪兒就叮叮哆哆響成一片。
春夏秋冬他都不系上衣鈕扣，個子又矮又注，過大過肥的衣服老是敞着兩襟一扇一扇地像他長出了一對翅膀，于是他就獲得了“麻雀”的外号。
“麻雀”既玩世不恭，喜歡用政治語言開玩笑，又對人從不曲裡拐彎耍心眼，說話直來直去。
一天他對我說他要想法把他老婆從别的組調到他管的這組來跟我一起幹活，我問他為什麼，他毫不隐諱地說為了好讓我多于他老婆少幹。
我說你他媽的真會占便宜，他說有便宜不占自不占，“當官的有權不用過期作廢，我這個小官也要趁有權的時候使喚使喚你這個好勞力。
” 不久，“麻雀”真的鼓搗隊長把他老婆調到我們這組來了。
第一天上工他就當着全組工人宜布他老婆和我結成“一幫一的對子”。
“一幫—一對紅”、“開展談心活動好”、“要鬥私批修”等等都是那時的流行語言，順便他還說了句：“這樣也便于監督這個‘老右’嘛！”說完又連忙向我打恭作揖，“玩笑玩笑！你老右别放在心上。
” “麻雀”老婆坐在田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