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去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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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斯·韋伯在海德堡大學讀過書又教過書,但當時他主攻的是法律和經濟,研究社會學是後來的事。

     他的著作很多,但我最早讀到的是一個英國學者編的節選本,中譯由三聯書店出版。

    版本很小,也很薄,但學術分量很重。

    這樣的小冊子在八十年代初的中國出了一大批,大家争着閱讀、探讨,算是對半個多世紀脫節的匆忙補課,一下子把思想學術文化園地全盤推動起來了。

    那年月現在回想起來還興奮不已,感慨萬端。

    韋伯那本書的書名和節選者的名字現在都想不起來了,但很多觀念卻曆久不忘。

     例如,與我們這次系統地考察歐洲有關,韋伯對西方文明特征的論述在八十年代的中國産生過不小的影響。

     記得韋伯認真比較了古代埃及、巴比倫、印度和中國之後,認為西方文明是一系列來自于希臘、羅馬,成熟于市場經濟的精神和方法,像理性觀念、公民觀念、專業觀念,像社會結構意識、自由勞動意識、海上貿易意識,像系統方法、實驗方法、數學方法……,組合在一起纔是西方文明,不能抓住一點,以偏概全。

    他知識淵博,廣泛引征,很有說服力地一再證明,許多曆史現象也在東方發生過,但由于精神走向不同,基本觀念差異,運作方法有别,便與西方文明南轅北轍,而西方文明也就在這一系列的不同和差異中建立起自己的本性。

     我曾經懷疑過,一個遠在海德堡的學者,能對東方社會有多少了解呢牽尤其是對重門疊戶、深不可測的中國,會不會有太多的武斷牽但後來這種懷疑漸漸解除了,因為我讀到了他專論中國古代社會的一些篇章,其數據之細、選擇之精、運用之妙,實在讓人驚訝。

    須知在他的年代,中國的曆史檔案和社會數據還不可能大量地供西方學者選擇。

     大家都會記得他分析中國社會未能進入資本主義的諸多原因,例如:沒有官職保障的财富無法成為社會榮譽的基礎,沒有法律地位的企業難以成為城市的主角,沒有經濟代價的國家義務取消了自由勞動市場,沒有憲章契約的同業行會怎敢進入自由的競争,等等。

    他還精細地發現,在古代中國,皇權雖重,家族的實際權力卻超過國家的行政權力;工藝雖精,人們對人際關系的興趣卻超過對産品制造的興趣。

    而且這一切,最後都成為一種最有惰性的全民性精神氣質,即便有局部改良也很難有整體突破。

     這些分析在今天看來也許已經顯得普通,但我在初讀之時确實受到震動,覺得我們太少在世界視野中來審視中國社會和中華文明了,而且在學術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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