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大地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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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去長時間地沾染他們呢？
但是，回避顯然不是辦法。
既然人們都遇到了這個夢魇卻缺少人來呼喊，既然呼喊幾下說不定能把夢魇暫時驅除一下，既然暫時的驅除有助于增強人們對于正義的信心，那麼，為什麼要回避呢？ 我認為，小人之為物，不能僅僅看成是個人道德品質的畸形，這是一種曆史的需要。
中國式的人治專制隐秘多變，迫切需要一批這樣的人物：他們既能詭巧地遮掩隐秘，又能适當地把隐秘裝飾一下昭示天下；既能靈活地适應變動，又能莊嚴地在變動中翻臉不認人；既能從心底裡蔑視一切崇高，又能把統治者的心思洗刷成光潔的規範。
這樣一批人物，需要有敏銳的感知能力、快速的判斷能力、周密的聯想能力、有效的操作能力，但卻萬萬不能有穩定的社會理想和個人品格。
從這個意義上說，小人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對極權專制體制的填補。
為了極權專制的利益，這些官場小人能夠把人之為人的人格基座踩個粉碎，并由此獲得一種輕松，不管幹什麼事都不存在心理障礙。
人性、道德、信譽、承諾、盟誓可以一一丢棄，朋友之誼、骨肉之情、羞恥之感、恻隐之心也可以一一抛開，這便是極不自由的專制社會所哺育出來的“自由人”。
這種“自由人”在中國下層社會某些群落獲得了呼應。
我所說的這些群落不是指窮人，貧窮不等于高尚卻也不直接通向邪惡；我甚至不是指強盜，強盜固然邪惡卻也有自己的道義規範，否則無以合夥成事、無以長久立足，何況他們時時以生命作為行為的代價；我當然也不是指娼妓，娼妓付出的代價雖然不是生命卻也是夠痛切的，在人生的絕大多數方面，她們都要比官場小人貞潔。
與官場小人真正呼應得起來的，是社會下層的那樣一些低劣群落：惡奴、乞丐、流氓、文痞。
惡奴、乞丐、流氓、文痞一旦窺知堂堂朝廷要員也與自己一般行事處世，也便獲得了巨大的鼓舞，成了中國封建社會中最有資格自稱“朝中有人”的皇親國戚。
這種遙相對應産生了一個遼闊的中間地帶。
一種巨大的小人化、卑劣化運動，在中國大地上出現了。
上有朝廷楷模，下有社會根基，那就滋生蔓延吧，有什麼力量能夠阻擋呢？ 那麼，就讓我們以惡奴型、乞丐型、流氓型、文痞型的分類，再來更仔細地看一看小人。
惡奴型小人： 本來，為人奴仆也是一種社會構成，并沒有可羞恥或可炫耀之處。
但其中有些人，成了奴仆便依仗主子的聲名欺侮别人，主子失勢後卻又對主子本人惡眼相報，甚至平日在對主子低眉順眼之時也不時窺測着吞食主子的各種可能。
這便是惡奴了，而惡奴則是很典型的一種小人。
謝國桢先生的《明季奴變考》詳細叙述了明代末年江南一帶仕宦缙紳家奴鬧事的情景，其中涉及我們熟悉的張溥、錢謙益、顧炎武、董其昌等文化名人的家奴。
這些家奴或是仗勢欺人，或是到官府誣告主人，或是鼓噪生事席卷财物，使政治大局本來已經夠混亂的時代更加混亂。
為此，孟森先生曾寫過一篇《讀明季奴變考》的文章，說明這種奴變其實說不上階級鬥争。
因為當時江南固然有不少做了奴仆而不甘心的人，卻也有很多明明不必做奴仆而一定要做奴仆的人，這便是流行一時的找豪門投靠之風。
本來生活已經挺好，但想依仗豪門以逃避賦稅、橫行鄉裡，便成群結隊地簽訂契約賣身為奴。
“賣身投靠”這個詞就是這樣來的。
孟森先生說，前一撥奴仆剛剛狠狠地鬧過事，後一撥人又樂呵呵地前來投靠為奴，這算什麼階級鬥争呢？ 乞丐型小人： 因一時的災荒行乞，是值得同情的，但是，把行乞當做一種習慣性職業，進而滋生出一種群體性的心理模式，則必然成為社會公害。
乞丐心理的基點，在于以自穢、自弱為手段，點滴而又快速地完成着對他人财物的占有。
乞丐型小人的心目中沒有明确的所有權概念，他們認為世間的一切都不是自己的，又都是自己的。
隻要舍得犧牲自己的人格形象來獲得人們的憐憫，不是自己的東西也可能轉換成自己的東西。
他們的腳永遠踩踏在轉換所有權的滑輪上，獲得前語調誠懇讓人流淚，獲得後立即翻臉不認人。
乞丐一旦成群結幫，誰也不好對付。
《清稗類鈔·乞丐類》載：“江蘇之淮、徐、海等處，歲有以逃荒為業者，數百成群，行乞于各州縣，且至鄰近各省，光緒初為最多。
”最古怪的是，這幫浩浩蕩蕩的乞丐還攜帶着蓋有官印的“護照”，到了一個地方行乞簡直成了一種堂堂公務。
行完乞，他們又必然會到官府賴求，再蓋一個官印，作為向下一站行乞的“簽證”。
官府雖然也皺眉，但經不住死纏，既是可憐人，行乞又不算犯法，也就一一蓋了章。
由這個例證聯想開去，生活中隻要有人肯下決心用乞丐手法來獲得什麼，遲早總會達到目的。
流氓型小人： 當惡奴型小人終于被最後一位主子所驅逐時，當乞丐型小人終于有一天不願再扮可憐相時，這就變成了流氓型小人。
《明史》中記述過一個叫曹欽程的人，已經做了吳江知縣，還要托人認宦官魏忠賢做父親，其獻媚的态度最後連魏忠賢本人也看不下去了，說他是敗類，撤了他的官職。
他竟當場表示：“君臣之義已絕，父子之恩難忘。
” 不久，魏忠賢陰謀敗露，曹欽程被算作同黨關入死牢。
他也沒覺得什麼，天天在獄中搶掠其他罪犯的夥食，吃得飽飽的。
這個曹欽程，起先無疑是惡奴型小人，但失去主子，到了死牢，便自然地轉化為流氓型小人。
我做過知縣怎麼着？照樣敢把殺人犯嘴邊的飯食搶過來塞進嘴裡！你來打嗎？我已經咽下肚去了，反正遲早要殺頭，還怕打？——人到了這一步，說什麼也多餘了。
流氓型小人比其他類型的小人顯得活躍。
他們像玩雜耍一樣交替玩弄着誣陷、偷聽、恫吓、欺詐、出爾反爾、背信棄義、引蛇出洞、聲東擊西等技法，别人被這一切搞得淚血斑斑，他們卻談笑自若，全然不往心裡放。
流氓型小人乍一聽似乎多是年輕人，其實未必。
他們的所作所為是時間積累的惡果，因此有不少倒是上了一點年歲的。
謝國桢先生曾經記述明末江蘇太倉沙溪一個叫顧慎卿的人，他做過家奴，販過私鹽，也在衙門裡混過事，人生曆練極為豐富，到老在鄉間組織一批無賴子不斷騷擾百姓。
史書對他的評價是三個字“老而黠”，簡潔地概括了一個真正到位的流氓型小人的典型。
街市間那些有流氓習氣的年輕人并不屬于這個範圍。
文痞型小人： 當上述各種小人獲得一種文化載體或文化面具時，那就成了文痞型小人。
明明是文人卻被套上了一個“痞”字，是
既然人們都遇到了這個夢魇卻缺少人來呼喊，既然呼喊幾下說不定能把夢魇暫時驅除一下，既然暫時的驅除有助于增強人們對于正義的信心，那麼，為什麼要回避呢？ 我認為，小人之為物，不能僅僅看成是個人道德品質的畸形，這是一種曆史的需要。
中國式的人治專制隐秘多變，迫切需要一批這樣的人物：他們既能詭巧地遮掩隐秘，又能适當地把隐秘裝飾一下昭示天下；既能靈活地适應變動，又能莊嚴地在變動中翻臉不認人；既能從心底裡蔑視一切崇高，又能把統治者的心思洗刷成光潔的規範。
這樣一批人物，需要有敏銳的感知能力、快速的判斷能力、周密的聯想能力、有效的操作能力，但卻萬萬不能有穩定的社會理想和個人品格。
從這個意義上說，小人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對極權專制體制的填補。
為了極權專制的利益，這些官場小人能夠把人之為人的人格基座踩個粉碎，并由此獲得一種輕松，不管幹什麼事都不存在心理障礙。
人性、道德、信譽、承諾、盟誓可以一一丢棄，朋友之誼、骨肉之情、羞恥之感、恻隐之心也可以一一抛開，這便是極不自由的專制社會所哺育出來的“自由人”。
這種“自由人”在中國下層社會某些群落獲得了呼應。
我所說的這些群落不是指窮人，貧窮不等于高尚卻也不直接通向邪惡；我甚至不是指強盜，強盜固然邪惡卻也有自己的道義規範，否則無以合夥成事、無以長久立足，何況他們時時以生命作為行為的代價；我當然也不是指娼妓，娼妓付出的代價雖然不是生命卻也是夠痛切的，在人生的絕大多數方面，她們都要比官場小人貞潔。
與官場小人真正呼應得起來的，是社會下層的那樣一些低劣群落：惡奴、乞丐、流氓、文痞。
惡奴、乞丐、流氓、文痞一旦窺知堂堂朝廷要員也與自己一般行事處世，也便獲得了巨大的鼓舞，成了中國封建社會中最有資格自稱“朝中有人”的皇親國戚。
這種遙相對應産生了一個遼闊的中間地帶。
一種巨大的小人化、卑劣化運動，在中國大地上出現了。
上有朝廷楷模，下有社會根基，那就滋生蔓延吧，有什麼力量能夠阻擋呢？ 那麼，就讓我們以惡奴型、乞丐型、流氓型、文痞型的分類，再來更仔細地看一看小人。
惡奴型小人： 本來，為人奴仆也是一種社會構成，并沒有可羞恥或可炫耀之處。
但其中有些人，成了奴仆便依仗主子的聲名欺侮别人，主子失勢後卻又對主子本人惡眼相報，甚至平日在對主子低眉順眼之時也不時窺測着吞食主子的各種可能。
這便是惡奴了，而惡奴則是很典型的一種小人。
謝國桢先生的《明季奴變考》詳細叙述了明代末年江南一帶仕宦缙紳家奴鬧事的情景，其中涉及我們熟悉的張溥、錢謙益、顧炎武、董其昌等文化名人的家奴。
這些家奴或是仗勢欺人，或是到官府誣告主人，或是鼓噪生事席卷财物，使政治大局本來已經夠混亂的時代更加混亂。
為此，孟森先生曾寫過一篇《讀明季奴變考》的文章，說明這種奴變其實說不上階級鬥争。
因為當時江南固然有不少做了奴仆而不甘心的人，卻也有很多明明不必做奴仆而一定要做奴仆的人，這便是流行一時的找豪門投靠之風。
本來生活已經挺好，但想依仗豪門以逃避賦稅、橫行鄉裡，便成群結隊地簽訂契約賣身為奴。
“賣身投靠”這個詞就是這樣來的。
孟森先生說，前一撥奴仆剛剛狠狠地鬧過事，後一撥人又樂呵呵地前來投靠為奴，這算什麼階級鬥争呢？ 乞丐型小人： 因一時的災荒行乞，是值得同情的，但是，把行乞當做一種習慣性職業，進而滋生出一種群體性的心理模式，則必然成為社會公害。
乞丐心理的基點，在于以自穢、自弱為手段，點滴而又快速地完成着對他人财物的占有。
乞丐型小人的心目中沒有明确的所有權概念，他們認為世間的一切都不是自己的，又都是自己的。
隻要舍得犧牲自己的人格形象來獲得人們的憐憫，不是自己的東西也可能轉換成自己的東西。
他們的腳永遠踩踏在轉換所有權的滑輪上，獲得前語調誠懇讓人流淚，獲得後立即翻臉不認人。
乞丐一旦成群結幫，誰也不好對付。
《清稗類鈔·乞丐類》載：“江蘇之淮、徐、海等處，歲有以逃荒為業者，數百成群，行乞于各州縣，且至鄰近各省，光緒初為最多。
”最古怪的是，這幫浩浩蕩蕩的乞丐還攜帶着蓋有官印的“護照”，到了一個地方行乞簡直成了一種堂堂公務。
行完乞，他們又必然會到官府賴求，再蓋一個官印，作為向下一站行乞的“簽證”。
官府雖然也皺眉，但經不住死纏，既是可憐人，行乞又不算犯法，也就一一蓋了章。
由這個例證聯想開去，生活中隻要有人肯下決心用乞丐手法來獲得什麼，遲早總會達到目的。
流氓型小人： 當惡奴型小人終于被最後一位主子所驅逐時，當乞丐型小人終于有一天不願再扮可憐相時，這就變成了流氓型小人。
《明史》中記述過一個叫曹欽程的人，已經做了吳江知縣，還要托人認宦官魏忠賢做父親，其獻媚的态度最後連魏忠賢本人也看不下去了，說他是敗類，撤了他的官職。
他竟當場表示：“君臣之義已絕，父子之恩難忘。
” 不久，魏忠賢陰謀敗露，曹欽程被算作同黨關入死牢。
他也沒覺得什麼，天天在獄中搶掠其他罪犯的夥食，吃得飽飽的。
這個曹欽程，起先無疑是惡奴型小人，但失去主子，到了死牢，便自然地轉化為流氓型小人。
我做過知縣怎麼着？照樣敢把殺人犯嘴邊的飯食搶過來塞進嘴裡！你來打嗎？我已經咽下肚去了，反正遲早要殺頭，還怕打？——人到了這一步，說什麼也多餘了。
流氓型小人比其他類型的小人顯得活躍。
他們像玩雜耍一樣交替玩弄着誣陷、偷聽、恫吓、欺詐、出爾反爾、背信棄義、引蛇出洞、聲東擊西等技法，别人被這一切搞得淚血斑斑，他們卻談笑自若，全然不往心裡放。
流氓型小人乍一聽似乎多是年輕人，其實未必。
他們的所作所為是時間積累的惡果，因此有不少倒是上了一點年歲的。
謝國桢先生曾經記述明末江蘇太倉沙溪一個叫顧慎卿的人，他做過家奴，販過私鹽，也在衙門裡混過事，人生曆練極為豐富，到老在鄉間組織一批無賴子不斷騷擾百姓。
史書對他的評價是三個字“老而黠”，簡潔地概括了一個真正到位的流氓型小人的典型。
街市間那些有流氓習氣的年輕人并不屬于這個範圍。
文痞型小人： 當上述各種小人獲得一種文化載體或文化面具時，那就成了文痞型小人。
明明是文人卻被套上了一個“痞”字，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