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六百年郁悶
關燈
小
中
大
學”；見了世間事物無所感覺，平日隻講大話空話，一見别人有所作為便用各種大帽子予以扼殺。
傅山實在恨透了這麼一大幫子人，不禁破口大罵，說他們是咬齧别人腳後跟的貨色。
相比之下，更深刻的是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唐甄這些文化思想家。
他們不約而同地看出了中華文明種種禍害的最終根源是專制君主，是那些“獨夫”，因此号召文化人把人人應該盡責的“天下”與一家一姓的王朝嚴格區别開來，不要混淆。
一家一姓的興亡，隻是私事；天下民衆的生死，才是公事。
這一些思想，是對明朝以來實行的極權統治和文化專制的否定。
可惜的是，清朝并沒有聽他們的，比明朝有過之而無不及。
而這些文化思想家自身也想不出自己還能做什麼。
這些文化思想家同樣系統地反思了中國儒家知識分子的集體病症。
黃宗羲說，儒家學說本來是經天緯地的，後世儒者卻隻拿着一些語錄做一些問答，就頂着一個虛名出來欺世了。
他們把做生意的人說成是“聚斂”，把做實務的人說成是“粗材”，把随興讀點書、寫點文章的人說成是“玩物喪志”，把關注政事的人說成是“俗吏”。
那他們自己呢？一直以什麼“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這類高調掌控天下視聽。
但是，一旦真的有事要他們報效國家，他們則“懵然張口，如坐雲霧”。
這樣的情況一再發生，給世人造成一個明确的印象，那就是，真正要建功立業必須走别的門路，與儒者無關。
這又一次觸及了儒學在明末清初時的社會形象。
與李光地不一樣，這些文化思想家對朱熹、王陽明也有很多批評，認為他們的學說耗費了很多人的精力，卻無救于社會弊病。
因此他們希望中國文化能夠擺脫空泛，增加“經世實學”的成分。
遺憾的是，究竟是什麼樣的“經世實學”，他們也不清楚。
他們像一群隻會把脈卻不會配藥的醫生，因此内心最為郁悶。
四 本來，明代有過一些大呼大吸，是足以釋放郁悶的。
例如，十五世紀初期的鄭和下西洋，十六世紀晚期的歐洲傳教士利瑪窦來華。
這樣的事情，本來有可能改變中華文明的素質，進一步走向強健，但中華文明的傳統力量太強硬了，它終于以農耕文明加遊牧文明的立場避過了海洋文明，也在半推半就的延宕中放過了歐洲文明。
這種幾乎是必然的選擇，使明清兩代陷于保守和落後的泥潭，嚴重地傷害了中華文明的生命力。
我曾經在鄭和的出發地江蘇浏河鎮勞動過很久，又曾經在利瑪窦的中國友人徐光啟的墓地附近長期居住。
每當傍晚徘徊，總是感慨萬千。
我踢着江邊的泥塊想，鄭和的起點本來有可能成為一段曆史的起點。
如果真是這樣，那麼，我們的曆史和我們自己都将會是另外一個面貌。
但是，等鄭和最後一次回來，這個碼頭也就封了。
封住的當然不僅僅是碼頭，還有更多更多的東西，多得一時算不過來。
在徐光啟墓地，我想得就更多了。
十七世紀的第一個春天，徐光啟在南京見到利瑪窦，後來在北京兩人成為密友，不僅一起翻譯了《幾何學原本》，而且徐光啟成了天主教徒，利瑪窦也更深入地了解了中國文化。
他們的友誼使人想到，中華文明和歐洲文明本來也可以避開戰争走一條和平之路的，卻偏偏走了岔道。
鴉片戰争後英國人和其他列強占據上海，驚訝地發現有一處居民一直過着天主教徒的生活，那便是徐光啟後代聚居的徐家彙。
于是，列強們也就在那裡造教堂、辦氣象台和圖書館了。
徐家彙成了中華文明和歐洲文明幾度相遇的悲怆見證地，默默訴說着中國曆史的另一種可能。
雖然事隔好幾百年，我還是感到郁悶，由此可以推斷當時的社會郁悶會達到什麼程度。
五 比較有效地排解了郁悶的，倒是在民間。
明清兩代的小說、戲劇都比較發達。
嚴格說來，它們原先都是民間藝術。
民間，給暮氣沉沉的明清文壇帶來了巨大的創造力。
幾部小說，先是由幾代民間說書藝人說出來的，後來經過文人加工，成為較完整的文本。
這些說書藝人，在不經意間彌補了中國文化缺少早期史詩、缺少長篇叙事功能的不足。
這是真正的大事，至于具體哪部小說的内容和形式如何，不重要。
中國文化長期以來缺少長篇叙事功能，而是強于抒情、強于散論、強于短篇叙事。
這種審美偏仄曆久不變，反映了中華民族的心理結構。
我們有時會用“寫意風格”、“散點透視”、“拒絕沉陷”來贊揚，有時也免不了會用“片斷邏輯”、“短程關照”、“即時抒發”來诟病。
但是，這種幾乎與生俱來的審美偏仄，居然在民間說書藝人那裡獲得了重大改變。
他們由于需要每天維系不同聽衆的興趣，因此不得不切切實實地設置懸念、伸拓張力，并時時刻刻從現場反饋中進行調整。
于是，他們在審美前沿快速地建立了長篇叙事功能。
從《三國演義》、《水浒傳》到《西遊記》，都是在做一種不自覺的文體試驗。
《三國演義》解決了長篇叙事的宏偉結構，順便寫出了幾個讓人不容易忘記的人物，如曹操、諸葛亮、周瑜。
《水浒傳》寫人物就不是順便的了，而是成了主要試驗項目，一連串人物的命運深深地嵌入人們的記憶，使長篇叙事功能擁有了一個着力點。
《西遊記》的試驗在前面兩部作品的基礎上大大放松，尋求一種寓言幽默，而呈現的方式，則是以固定少數幾個易辨角色來面對不斷拉動的近似場景，十分節儉。
這幾種文體試驗互不重複、步步推進，十分可喜，但在中國畢
傅山實在恨透了這麼一大幫子人，不禁破口大罵，說他們是咬齧别人腳後跟的貨色。
相比之下，更深刻的是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唐甄這些文化思想家。
他們不約而同地看出了中華文明種種禍害的最終根源是專制君主，是那些“獨夫”，因此号召文化人把人人應該盡責的“天下”與一家一姓的王朝嚴格區别開來，不要混淆。
一家一姓的興亡，隻是私事；天下民衆的生死，才是公事。
這一些思想，是對明朝以來實行的極權統治和文化專制的否定。
可惜的是，清朝并沒有聽他們的，比明朝有過之而無不及。
而這些文化思想家自身也想不出自己還能做什麼。
這些文化思想家同樣系統地反思了中國儒家知識分子的集體病症。
黃宗羲說，儒家學說本來是經天緯地的，後世儒者卻隻拿着一些語錄做一些問答，就頂着一個虛名出來欺世了。
他們把做生意的人說成是“聚斂”，把做實務的人說成是“粗材”，把随興讀點書、寫點文章的人說成是“玩物喪志”，把關注政事的人說成是“俗吏”。
那他們自己呢？一直以什麼“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這類高調掌控天下視聽。
但是，一旦真的有事要他們報效國家，他們則“懵然張口，如坐雲霧”。
這樣的情況一再發生，給世人造成一個明确的印象，那就是，真正要建功立業必須走别的門路，與儒者無關。
這又一次觸及了儒學在明末清初時的社會形象。
與李光地不一樣，這些文化思想家對朱熹、王陽明也有很多批評，認為他們的學說耗費了很多人的精力，卻無救于社會弊病。
因此他們希望中國文化能夠擺脫空泛，增加“經世實學”的成分。
遺憾的是，究竟是什麼樣的“經世實學”，他們也不清楚。
他們像一群隻會把脈卻不會配藥的醫生，因此内心最為郁悶。
四 本來，明代有過一些大呼大吸，是足以釋放郁悶的。
例如，十五世紀初期的鄭和下西洋，十六世紀晚期的歐洲傳教士利瑪窦來華。
這樣的事情，本來有可能改變中華文明的素質，進一步走向強健，但中華文明的傳統力量太強硬了，它終于以農耕文明加遊牧文明的立場避過了海洋文明，也在半推半就的延宕中放過了歐洲文明。
這種幾乎是必然的選擇，使明清兩代陷于保守和落後的泥潭，嚴重地傷害了中華文明的生命力。
我曾經在鄭和的出發地江蘇浏河鎮勞動過很久，又曾經在利瑪窦的中國友人徐光啟的墓地附近長期居住。
每當傍晚徘徊，總是感慨萬千。
我踢着江邊的泥塊想，鄭和的起點本來有可能成為一段曆史的起點。
如果真是這樣，那麼，我們的曆史和我們自己都将會是另外一個面貌。
但是，等鄭和最後一次回來，這個碼頭也就封了。
封住的當然不僅僅是碼頭，還有更多更多的東西，多得一時算不過來。
在徐光啟墓地，我想得就更多了。
十七世紀的第一個春天，徐光啟在南京見到利瑪窦，後來在北京兩人成為密友，不僅一起翻譯了《幾何學原本》，而且徐光啟成了天主教徒，利瑪窦也更深入地了解了中國文化。
他們的友誼使人想到，中華文明和歐洲文明本來也可以避開戰争走一條和平之路的，卻偏偏走了岔道。
鴉片戰争後英國人和其他列強占據上海，驚訝地發現有一處居民一直過着天主教徒的生活，那便是徐光啟後代聚居的徐家彙。
于是，列強們也就在那裡造教堂、辦氣象台和圖書館了。
徐家彙成了中華文明和歐洲文明幾度相遇的悲怆見證地，默默訴說着中國曆史的另一種可能。
雖然事隔好幾百年，我還是感到郁悶，由此可以推斷當時的社會郁悶會達到什麼程度。
五 比較有效地排解了郁悶的，倒是在民間。
明清兩代的小說、戲劇都比較發達。
嚴格說來，它們原先都是民間藝術。
民間，給暮氣沉沉的明清文壇帶來了巨大的創造力。
幾部小說，先是由幾代民間說書藝人說出來的，後來經過文人加工，成為較完整的文本。
這些說書藝人，在不經意間彌補了中國文化缺少早期史詩、缺少長篇叙事功能的不足。
這是真正的大事，至于具體哪部小說的内容和形式如何，不重要。
中國文化長期以來缺少長篇叙事功能，而是強于抒情、強于散論、強于短篇叙事。
這種審美偏仄曆久不變，反映了中華民族的心理結構。
我們有時會用“寫意風格”、“散點透視”、“拒絕沉陷”來贊揚，有時也免不了會用“片斷邏輯”、“短程關照”、“即時抒發”來诟病。
但是，這種幾乎與生俱來的審美偏仄，居然在民間說書藝人那裡獲得了重大改變。
他們由于需要每天維系不同聽衆的興趣，因此不得不切切實實地設置懸念、伸拓張力，并時時刻刻從現場反饋中進行調整。
于是，他們在審美前沿快速地建立了長篇叙事功能。
從《三國演義》、《水浒傳》到《西遊記》，都是在做一種不自覺的文體試驗。
《三國演義》解決了長篇叙事的宏偉結構，順便寫出了幾個讓人不容易忘記的人物，如曹操、諸葛亮、周瑜。
《水浒傳》寫人物就不是順便的了，而是成了主要試驗項目，一連串人物的命運深深地嵌入人們的記憶，使長篇叙事功能擁有了一個着力點。
《西遊記》的試驗在前面兩部作品的基礎上大大放松，尋求一種寓言幽默，而呈現的方式，則是以固定少數幾個易辨角色來面對不斷拉動的近似場景，十分節儉。
這幾種文體試驗互不重複、步步推進，十分可喜，但在中國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