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異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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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張彬的幾個項目，他的循規蹈矩有時讓我厭煩，但除此之外，他為人随和，且實踐經驗豐富，更重要的是他從事的專業距我的追求最近。
由于以上原因，畢業時我考取了張彬的研究生。
正如我預料的那樣，張彬堅決反對我把球狀閃電作為碩士論文的課題。
在别的事情上他都很随和，包括容忍像趙雨這樣的懶學生，但在這件事上卻毫不通融。
“年輕人不應熱衷與一些虛無缥缈的東西。
”他說。
“球狀閃電是科學界公認的客觀存在，怎麼是的呢？” “我還是那句話：連國際标準和國家規程都不考慮的東西有什麼意義？你在讀本科時用學習基礎科學的方法學習自己的專業，知識面寬而淺，讀研究生時可不能這樣。
” “可張老師，大氣物理學基本上已經是一門基礎學科了，除了工程學意義外，它還肩負着認識世界的任務。
” “但在我國，為經濟建設服務是首要的。
” “就算如此，如果黃島油庫的防雷措施中考慮了球狀閃電，1989年的那場災難也修就能避免。
” “1989年黃島大火的成因知識一種猜測，球狀閃電的研究本身，猜測的成分更多。
你今後做學問時一定要避免這種有害因素。
” …… 在這個話題上我們談不下去，我是準備把一生都獻給那個追求的，所以三年的研究生做什麼題目倒也不是很重要。
我于是順從了張彬的意見，搞了一個計算機中心防雷系統的項目。
兩年後，研究生的血液順利而平淡地結束了。
平心而論，這兩年我從張彬那裡還是學到不少東西，他在技術上的嚴謹、熟練的實驗技能和豐富的工程經驗都使我獲益非淺。
但我所需要的核心的東西從他那裡是得不到的，這我三年前就知道。
我對張彬的個人生活也有了不多的了解：他妻子早年去世，沒有孩子，多年來一直一個人生活，平時社會交往也很少。
這種單調的生活與我倒有些類似之處，但我覺得，過這種生活的前提是要有一種壓倒一切的追求，用爸爸的話說叫“迷上什麼東西”，用六年前圖書館中那個漂亮女孩的話說叫“有目的”。
張彬既沒迷上什麼東西也沒什麼目的，他科班地從事着那些索然無味的應用研究項目，隻把它們當作工作而非樂趣，也以同樣刻闆的态度看待名利之類的東西。
要真是這樣的話，那生活更像是一種折磨了，由此我對他生出了些許同情。
我并不認為自己已經準備好去探索那個謎，相反，過去六年所學的一切，隻是使我更深刻地體會到自己在它面前的軟弱無力。
在開始時，我的主要精力放在物理學上，但後來發現，整個物理學就像是一個大謎，走到它的盡頭，連整個世界是否存在都成了問題。
而假如承認球狀閃電并非一種超自然現象，那麼理解它所設計到的物理學層次應該是較低的：在電磁學上有麥克斯韋方程，在流體力學上有斯托克斯方程就可以了（後來才知道，當初我的想法是何等的淺薄和幼稚）。
但同球狀閃電相比，電磁學和流體力學中目前所有的已知結構都是很簡單的，如果球狀閃電在遵守電磁學和流體力學基本定律的情況下，形成這種自穩定自平衡的複雜結構，那它的數學描述一定是極其複雜的。
就像黑白兩子和見解的規則構成世界上最複雜的圍棋一樣。
所以現在我認為我所需要的，第一是數學，第二是數學，第三還是數學。
要解開球狀閃電之謎，複雜的數學工具是必不可少的。
但各種數學工具如脫缰的野馬般難以掌握，盡管張彬認為我的數學能力已遠遠超出了研究大氣物理學的常規需要，可我知道離研究球狀閃電還差得遠。
一接觸到複雜的電磁和流體結構，數學描述就變得面目猙獰起來，怪異的偏微分方程像一道道絞索，煩瑣的矩陣如插滿利刃的陷阱。
我知道在真正的探索開始之前，自己還有太多要學的，我不能立刻離開大學這個環境，所以我決定讀博士。
我的博士導師名叫高波，牌子很硬，是麻省理工的博士。
他與張彬正好是兩個極端。
這人首先吸引我注意的是他那個外号：火球。
後來知道這外号與球狀閃電沒有什麼關系，可能是源于他那活躍的思維和有活力的性格。
當我提出把球狀閃電作為博士課題時，他爽快地答應了，倒是我反而心生顧慮，：因為這項研究在實驗上要求有大型雷電模拟裝置，這種裝置國内隻有一套，當然也論不到我用，但高效不以為然。
“聽者，你需要的隻是一枝鉛筆和一張紙，你要做的就是構築出一個球狀閃電的數學模型，這應該是一個自洽的模型，在理論上要有獨創性，在數學上要完美精緻，在計算機上要玩得轉，你就當自己在做一個理論藝術品。
” 我不由得說出自己的擔心：“一個完全甩開實驗的東西，在我們這裡能被接受嗎？” 高波一擺手說：“黑洞能被接受嗎？在至今沒有其存在的直接證據的情況下，你看看天體物理學界已把它的理論發展到何等地步，有多少人靠它吃飯？球狀閃電至少是确實存在的！不要怕，如果達到我上面的要求，論文還通不過，我辭職，與你一起從這個大學滾蛋！” 比起張彬，我覺得他在另一個極端上又走得太遠了――我追求的不是理論藝術品――不過，做高波的學生确實讓我感到愉快。
我決定在開學前的假期裡回家鄉一次，看看一直幫助我的老鄰居門，我意識到以後可能很少有機會回去了。
火車到達泰安站時，我心中一動，想起了張彬所說的有大氣物理學工作者在玉皇頂目擊球狀閃電的話，于是中途在這裡下了車，去登泰山。
由于以上原因，畢業時我考取了張彬的研究生。
正如我預料的那樣，張彬堅決反對我把球狀閃電作為碩士論文的課題。
在别的事情上他都很随和，包括容忍像趙雨這樣的懶學生，但在這件事上卻毫不通融。
“年輕人不應熱衷與一些虛無缥缈的東西。
”他說。
“球狀閃電是科學界公認的客觀存在，怎麼是的呢？” “我還是那句話：連國際标準和國家規程都不考慮的東西有什麼意義？你在讀本科時用學習基礎科學的方法學習自己的專業，知識面寬而淺，讀研究生時可不能這樣。
” “可張老師，大氣物理學基本上已經是一門基礎學科了，除了工程學意義外，它還肩負着認識世界的任務。
” “但在我國，為經濟建設服務是首要的。
” “就算如此，如果黃島油庫的防雷措施中考慮了球狀閃電，1989年的那場災難也修就能避免。
” “1989年黃島大火的成因知識一種猜測，球狀閃電的研究本身，猜測的成分更多。
你今後做學問時一定要避免這種有害因素。
” …… 在這個話題上我們談不下去，我是準備把一生都獻給那個追求的，所以三年的研究生做什麼題目倒也不是很重要。
我于是順從了張彬的意見，搞了一個計算機中心防雷系統的項目。
兩年後，研究生的血液順利而平淡地結束了。
平心而論，這兩年我從張彬那裡還是學到不少東西，他在技術上的嚴謹、熟練的實驗技能和豐富的工程經驗都使我獲益非淺。
但我所需要的核心的東西從他那裡是得不到的，這我三年前就知道。
我對張彬的個人生活也有了不多的了解：他妻子早年去世，沒有孩子，多年來一直一個人生活，平時社會交往也很少。
這種單調的生活與我倒有些類似之處，但我覺得，過這種生活的前提是要有一種壓倒一切的追求，用爸爸的話說叫“迷上什麼東西”，用六年前圖書館中那個漂亮女孩的話說叫“有目的”。
張彬既沒迷上什麼東西也沒什麼目的，他科班地從事着那些索然無味的應用研究項目，隻把它們當作工作而非樂趣，也以同樣刻闆的态度看待名利之類的東西。
要真是這樣的話，那生活更像是一種折磨了，由此我對他生出了些許同情。
我并不認為自己已經準備好去探索那個謎，相反，過去六年所學的一切，隻是使我更深刻地體會到自己在它面前的軟弱無力。
在開始時，我的主要精力放在物理學上，但後來發現，整個物理學就像是一個大謎，走到它的盡頭，連整個世界是否存在都成了問題。
而假如承認球狀閃電并非一種超自然現象，那麼理解它所設計到的物理學層次應該是較低的：在電磁學上有麥克斯韋方程，在流體力學上有斯托克斯方程就可以了（後來才知道，當初我的想法是何等的淺薄和幼稚）。
但同球狀閃電相比，電磁學和流體力學中目前所有的已知結構都是很簡單的，如果球狀閃電在遵守電磁學和流體力學基本定律的情況下，形成這種自穩定自平衡的複雜結構，那它的數學描述一定是極其複雜的。
就像黑白兩子和見解的規則構成世界上最複雜的圍棋一樣。
所以現在我認為我所需要的，第一是數學，第二是數學，第三還是數學。
要解開球狀閃電之謎，複雜的數學工具是必不可少的。
但各種數學工具如脫缰的野馬般難以掌握，盡管張彬認為我的數學能力已遠遠超出了研究大氣物理學的常規需要，可我知道離研究球狀閃電還差得遠。
一接觸到複雜的電磁和流體結構，數學描述就變得面目猙獰起來，怪異的偏微分方程像一道道絞索，煩瑣的矩陣如插滿利刃的陷阱。
我知道在真正的探索開始之前，自己還有太多要學的，我不能立刻離開大學這個環境，所以我決定讀博士。
我的博士導師名叫高波，牌子很硬，是麻省理工的博士。
他與張彬正好是兩個極端。
這人首先吸引我注意的是他那個外号：火球。
後來知道這外号與球狀閃電沒有什麼關系，可能是源于他那活躍的思維和有活力的性格。
當我提出把球狀閃電作為博士課題時，他爽快地答應了，倒是我反而心生顧慮，：因為這項研究在實驗上要求有大型雷電模拟裝置，這種裝置國内隻有一套，當然也論不到我用，但高效不以為然。
“聽者，你需要的隻是一枝鉛筆和一張紙，你要做的就是構築出一個球狀閃電的數學模型，這應該是一個自洽的模型，在理論上要有獨創性，在數學上要完美精緻，在計算機上要玩得轉，你就當自己在做一個理論藝術品。
” 我不由得說出自己的擔心：“一個完全甩開實驗的東西，在我們這裡能被接受嗎？” 高波一擺手說：“黑洞能被接受嗎？在至今沒有其存在的直接證據的情況下，你看看天體物理學界已把它的理論發展到何等地步，有多少人靠它吃飯？球狀閃電至少是确實存在的！不要怕，如果達到我上面的要求，論文還通不過，我辭職，與你一起從這個大學滾蛋！” 比起張彬，我覺得他在另一個極端上又走得太遠了――我追求的不是理論藝術品――不過，做高波的學生确實讓我感到愉快。
我決定在開學前的假期裡回家鄉一次，看看一直幫助我的老鄰居門，我意識到以後可能很少有機會回去了。
火車到達泰安站時，我心中一動，想起了張彬所說的有大氣物理學工作者在玉皇頂目擊球狀閃電的話，于是中途在這裡下了車，去登泰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