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 曆史回眸 第五十二講 千古風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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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個純粹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按照這樣一個标準諸葛亮當然是一個值得崇敬的人。
我們不太喜歡象曹操這樣複雜的人，曹操的性格我講過，可能是中國曆史上最複雜的一個人，田餘慶先生總結了四句話，說曹操是什麼人呢？叱咤風雲的英雄，反抗傳統的叛逆，文采**的才士，權詐忌刻的奸臣。
權詐忌刻這就是奸，叱咤風雲這就是雄，加起來就是奸雄，反抗傳統，文采**，再加上我前面說的喜歡說真話，率性地表現出自己的個性和自己的喜怒哀樂這叫可愛，合起來就是可愛的奸雄。
這話很多人聽不懂啊，奸雄怎麼能可愛？聽不懂我也沒有辦法，但是我們實際上我們曆史上有很多看起來矛盾的這些詞，比方說儒将，儒雅就不會打仗，打仗就是大老粗，怎麼會儒雅的？怎麼可能有儒将呢？還比如說義盜，做賊那不是義，怎麼會是有義盜呢？大家想想有沒有義盜，有沒有儒将，如果有義盜，有儒将，怎麼就不可能有可愛的奸雄？所以曹操是一個可愛的奸雄。
諸葛亮則是一個備受推崇，其實卻不被真正理解的孤獨的人，這是他們自身的區别，也是他們的文學形象和曆史形象完全不同的第一個原因。
畫外音：曹操和諸葛亮雖然有着自身的區别，但在易中天先生看來他們都展示了真實的自我，都有真性情的流露，因此都應該肯定。
比如說曹操的真和諸葛亮的實就完全可以并存，但是在民間形象中這兩個人為什麼會有天壤之别呢？ 第二個原因就是文藝渲染。
由于這兩個人的曆史形象本身就存在着差别，到了後代的文學藝術作品當中，這種差别被放大了。
比方說曹操講：甯我負人，毋人負人。
八個字，還不是正史記載，到了《三國演義》裡就變成了：甯教我負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負人。
放大了，本來人家話是有對象的，甯肯我對不起他，不可他對不起我，是一對一的，加上一個天下人，變得普天下人了，放大多少倍？所以他的奸詐和殘酷在文學藝術作品當中是被放大了的。
另一方面，諸葛亮的智慧在文學藝術作品中也被放大了，什麼草船借箭啊，借東風啊，空城計啊，編出多少故事來，因為這一段實際上在史書的記載上是空白啊，那麼這樣一種做法，作為文學藝術作品來說，它是符合文藝創作規律的，話要講清楚，文學藝術作品要做什麼呢？塑造典型。
典型有兩種，一種叫科學典型，一種叫藝術典型，科學典型選擇的那個東西叫什麼呢？叫标本，标本一定是這個物種當中最普通的那一種，一定沒有任何特殊性，他才标準，标準的本嘛，标本嘛，比方說你做個臭蟲标本，你一定要找個最一般的臭蟲那才叫标本，叫科學典型。
藝術典型剛好相反，藝術典型一定要把一個人當中某一個性格他把它突出出來，比方說要描寫一個人非常吝啬，就吝啬到什麼呢？吝啬到偷自己家裡的東西，他才成為藝術典型，文學藝術作品他塑造典型那麼這兩個人他一定要把他典型化，一定要把他們身上某些特點加以渲染、突出，他才有藝術價值。
所以說從文學藝術創作的規律來講，文學家、藝術家這樣做是對的，但是我們的觀衆一定要清楚地知道這是文學形象，不是曆史形象，這是兩個概念，這兩個形象可以并存，但我們要把他分清楚，否則就是一筆糊塗帳，然後你再來讨論問題就沒辦法讨論。
這種文學藝術的渲染除了典型化的這種需要以外，還有沒有什麼别的需要呢？有，政治需要。
這是這兩個人文學形象和藝術形象差别那麼大的第三個原因，政治需要。
什麼政治需要？統治階級需要一位忠臣，人民群衆需要一位清官，文人、士大夫需要一位代表，三種人不約而同地選擇了諸葛亮。
因為我前面講過了諸葛亮在蜀漢确實是八個字：位極人臣，大權獨攬。
依照他的能力、地位
我們不太喜歡象曹操這樣複雜的人，曹操的性格我講過，可能是中國曆史上最複雜的一個人，田餘慶先生總結了四句話，說曹操是什麼人呢？叱咤風雲的英雄，反抗傳統的叛逆，文采**的才士，權詐忌刻的奸臣。
權詐忌刻這就是奸，叱咤風雲這就是雄，加起來就是奸雄，反抗傳統，文采**，再加上我前面說的喜歡說真話，率性地表現出自己的個性和自己的喜怒哀樂這叫可愛，合起來就是可愛的奸雄。
這話很多人聽不懂啊，奸雄怎麼能可愛？聽不懂我也沒有辦法，但是我們實際上我們曆史上有很多看起來矛盾的這些詞，比方說儒将，儒雅就不會打仗，打仗就是大老粗，怎麼會儒雅的？怎麼可能有儒将呢？還比如說義盜，做賊那不是義，怎麼會是有義盜呢？大家想想有沒有義盜，有沒有儒将，如果有義盜，有儒将，怎麼就不可能有可愛的奸雄？所以曹操是一個可愛的奸雄。
諸葛亮則是一個備受推崇，其實卻不被真正理解的孤獨的人，這是他們自身的區别，也是他們的文學形象和曆史形象完全不同的第一個原因。
畫外音：曹操和諸葛亮雖然有着自身的區别，但在易中天先生看來他們都展示了真實的自我，都有真性情的流露，因此都應該肯定。
比如說曹操的真和諸葛亮的實就完全可以并存，但是在民間形象中這兩個人為什麼會有天壤之别呢？ 第二個原因就是文藝渲染。
由于這兩個人的曆史形象本身就存在着差别，到了後代的文學藝術作品當中，這種差别被放大了。
比方說曹操講：甯我負人，毋人負人。
八個字，還不是正史記載，到了《三國演義》裡就變成了：甯教我負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負人。
放大了，本來人家話是有對象的，甯肯我對不起他，不可他對不起我，是一對一的，加上一個天下人，變得普天下人了，放大多少倍？所以他的奸詐和殘酷在文學藝術作品當中是被放大了的。
另一方面，諸葛亮的智慧在文學藝術作品中也被放大了，什麼草船借箭啊，借東風啊，空城計啊，編出多少故事來，因為這一段實際上在史書的記載上是空白啊，那麼這樣一種做法，作為文學藝術作品來說，它是符合文藝創作規律的，話要講清楚，文學藝術作品要做什麼呢？塑造典型。
典型有兩種，一種叫科學典型，一種叫藝術典型，科學典型選擇的那個東西叫什麼呢？叫标本，标本一定是這個物種當中最普通的那一種，一定沒有任何特殊性，他才标準，标準的本嘛，标本嘛，比方說你做個臭蟲标本，你一定要找個最一般的臭蟲那才叫标本，叫科學典型。
藝術典型剛好相反，藝術典型一定要把一個人當中某一個性格他把它突出出來，比方說要描寫一個人非常吝啬，就吝啬到什麼呢？吝啬到偷自己家裡的東西，他才成為藝術典型，文學藝術作品他塑造典型那麼這兩個人他一定要把他典型化，一定要把他們身上某些特點加以渲染、突出，他才有藝術價值。
所以說從文學藝術創作的規律來講，文學家、藝術家這樣做是對的，但是我們的觀衆一定要清楚地知道這是文學形象，不是曆史形象，這是兩個概念，這兩個形象可以并存，但我們要把他分清楚，否則就是一筆糊塗帳，然後你再來讨論問題就沒辦法讨論。
這種文學藝術的渲染除了典型化的這種需要以外，還有沒有什麼别的需要呢？有，政治需要。
這是這兩個人文學形象和藝術形象差别那麼大的第三個原因，政治需要。
什麼政治需要？統治階級需要一位忠臣，人民群衆需要一位清官，文人、士大夫需要一位代表，三種人不約而同地選擇了諸葛亮。
因為我前面講過了諸葛亮在蜀漢确實是八個字：位極人臣，大權獨攬。
依照他的能力、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