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月何曾照渠溝 二、削藩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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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吳王他們果真要反嗎？ 這當然也不是一點依據都沒有。
比如前面提到的鄧公，就說過“吳王為反數十年矣”的話。
吳王自己，也說他“節衣食之用，積金錢，修兵革，聚谷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
但這也隻是一說，而且都是事後說的。
事實上，吳王造反，事前并無證據。
“七國之亂”平定後，政府軍在他們那裡也沒找到什麼“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相反，《史記》、《漢書》都說“吳王濞恐削地無已，因以此發謀，欲舉事”，或者“吳王恐削地無已，因欲發謀舉事”，即都認為吳王的造反是削藩逼出來的，也可以說是“正當防衛”或“防衛過當”。
至于晁錯彈劾楚王和膠西王的那些事，比如楚王在太後喪期亂搞女人，膠西王賣了官爵，也都不能說是“罪大惡極”。
當然，晁錯是禦史大夫（副總理兼監察部長），彈劾這些諸侯是他分内的工作。
但如果以此作為削藩的理由，那就是找岔子了。
不過，吳王不反，不等于别人不反；此刻不反，不等于将來不反；劉濞本人不反，不等于他的兒子孫子不反。
曹操沒有篡位，曹丕不是篡了？朱元璋一死，燕王朱棣不就反了？而且口号也是“清君側”。
當然，曹丕也好，朱棣也好，都是後來的事，我們不能據此反推劉濞或他的兒子孫子也是要造反的。
但諸侯坐大，對于皇權确實是威脅，曹丕和朱棣就是證明。
所以，站在帝國的立場，削藩确實是對的。
如果任由諸侯擁兵自重，造反的事就遲早會要發生。
我們不能不佩服晁錯的深謀遠慮。
何況，正如黃仁宇先生所言：“根據當日的觀念，造反不一定要有存心叛變的證據，隻要有叛變的能力也可以算數。
”（《赫遜河畔談中國曆史》）何況劉濞不但有能力，也有形迹，比如靠着财大氣粗，廣散錢财，招兵買馬，籠絡人心，而且專門招募那些亡命之徒。
這不是想造反又是什麼呢？漢景帝也說，吳王大力發展鑄銅和煮鹽産業（吳王即山鑄錢，煮海為鹽），用這些收入來吸引人才（誘天下豪傑），一大把年紀了還公然造反（白頭舉事），如果沒有萬無一失的準備，會跳出來嗎（此計不百全，豈發乎）？所以，滅吳，也不算冤。
００其實，就算吳王劉濞是冤枉的，這個冤大頭也隻好由他來當。
因為削減藩國領地，削弱諸侯勢力，最終取消封建制的藩國，将“半封建半郡縣”的“郡國制”變成徹底的“郡縣制”，是曆史的必然趨勢；而郡縣與封國并行的“郡國制”，則是新舊兩種制度讨價還價和政治妥協的結果，是漢代統治集團在建國之初的權宜之計。
而且，這種不倫不類的制度給西漢統治集團帶來了不小的麻煩，不是異姓王造反，就是同姓王叛亂。
柳宗元在他的《封建論》裡就說了這個問題。
柳宗元說，公元前201年，韓王信反。
高祖前往平叛，被困七天。
這就是“困平城”。
公元前196年，淮南王英布反，高祖又前往平叛，被流矢所中，一命嗚呼。
這是“病流矢”。
此後，惠帝劉盈，文帝劉恒，景帝劉啟，“陵遲（衰微）不救者三代”。
相反，中央集權的郡縣制卻充分地體現出它的優越性。
秦末天下大亂，然而“有叛人而無叛吏”（有起來叛逆的民衆卻沒有起來叛逆的官員）。
漢初天下大亂，然而“有叛國而無叛郡”（有起來叛逆的封國卻沒有起來叛逆的郡縣）。
中唐天下大亂，然而“有叛将而無叛州”（有起來叛逆的将領卻沒有起來叛逆的州府）。
曆史證明，郡縣制是有利于帝國之長治久安的。
既然遲早要削藩，那麼“長痛不如短痛”。
既然決心要削藩，那就不能“吃柿子專揀軟的捏”。
不論從哪個角度看，吳王都首當其沖。
隻有把吳楚這兩個最強最大最牛的王國壓下去，其他諸侯才會就範。
所以，晁錯的話――“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真不如改成“反之亦削，不反亦削”。
總之是要拿他開刀，沒什麼冤不冤的。
那麼，吳王他們果真要反嗎？ 這當然也不是一點依據都沒有。
比如前面提到的鄧公，就說過“吳王為反數十年矣”的話。
吳王自己，也說他“節衣食之用，積金錢，修兵革，聚谷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
但這也隻是一說，而且都是事後說的。
事實上，吳王造反，事前并無證據。
“七國之亂”平定後，政府軍在他們那裡也沒找到什麼“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相反，《史記》、《漢書》都說“吳王濞恐削地無已，因以此發謀，欲舉事”，或者“吳王恐削地無已，因欲發謀舉事”，即都認為吳王的造反是削藩逼出來的，也可以說是“正當防衛”或“防衛過當”。
至于晁錯彈劾楚王和膠西王的那些事，比如楚王在太後喪期亂搞女人，膠西王賣了官爵，也都不能說是“罪大惡極”。
當然，晁錯是禦史大夫（副總理兼監察部長），彈劾這些諸侯是他分内的工作。
但如果以此作為削藩的理由，那就是找岔子了。
不過，吳王不反，不等于别人不反；此刻不反，不等于将來不反；劉濞本人不反，不等于他的兒子孫子不反。
曹操沒有篡位，曹丕不是篡了？朱元璋一死，燕王朱棣不就反了？而且口号也是“清君側”。
當然，曹丕也好，朱棣也好，都是後來的事，我們不能據此反推劉濞或他的兒子孫子也是要造反的。
但諸侯坐大，對于皇權确實是威脅，曹丕和朱棣就是證明。
所以，站在帝國的立場，削藩确實是對的。
如果任由諸侯擁兵自重，造反的事就遲早會要發生。
我們不能不佩服晁錯的深謀遠慮。
何況，正如黃仁宇先生所言：“根據當日的觀念，造反不一定要有存心叛變的證據，隻要有叛變的能力也可以算數。
”（《赫遜河畔談中國曆史》）何況劉濞不但有能力，也有形迹，比如靠着财大氣粗，廣散錢财，招兵買馬，籠絡人心，而且專門招募那些亡命之徒。
這不是想造反又是什麼呢？漢景帝也說，吳王大力發展鑄銅和煮鹽産業（吳王即山鑄錢，煮海為鹽），用這些收入來吸引人才（誘天下豪傑），一大把年紀了還公然造反（白頭舉事），如果沒有萬無一失的準備，會跳出來嗎（此計不百全，豈發乎）？所以，滅吳，也不算冤。
００其實，就算吳王劉濞是冤枉的，這個冤大頭也隻好由他來當。
因為削減藩國領地，削弱諸侯勢力，最終取消封建制的藩國，将“半封建半郡縣”的“郡國制”變成徹底的“郡縣制”，是曆史的必然趨勢；而郡縣與封國并行的“郡國制”，則是新舊兩種制度讨價還價和政治妥協的結果，是漢代統治集團在建國之初的權宜之計。
而且，這種不倫不類的制度給西漢統治集團帶來了不小的麻煩，不是異姓王造反，就是同姓王叛亂。
柳宗元在他的《封建論》裡就說了這個問題。
柳宗元說，公元前201年，韓王信反。
高祖前往平叛，被困七天。
這就是“困平城”。
公元前196年，淮南王英布反，高祖又前往平叛，被流矢所中，一命嗚呼。
這是“病流矢”。
此後，惠帝劉盈，文帝劉恒，景帝劉啟，“陵遲（衰微）不救者三代”。
相反，中央集權的郡縣制卻充分地體現出它的優越性。
秦末天下大亂，然而“有叛人而無叛吏”（有起來叛逆的民衆卻沒有起來叛逆的官員）。
漢初天下大亂，然而“有叛國而無叛郡”（有起來叛逆的封國卻沒有起來叛逆的郡縣）。
中唐天下大亂，然而“有叛将而無叛州”（有起來叛逆的将領卻沒有起來叛逆的州府）。
曆史證明，郡縣制是有利于帝國之長治久安的。
既然遲早要削藩，那麼“長痛不如短痛”。
既然決心要削藩，那就不能“吃柿子專揀軟的捏”。
不論從哪個角度看，吳王都首當其沖。
隻有把吳楚這兩個最強最大最牛的王國壓下去，其他諸侯才會就範。
所以，晁錯的話――“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真不如改成“反之亦削，不反亦削”。
總之是要拿他開刀，沒什麼冤不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