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葉非英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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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代頭幾年我去過福建三次，廣東一次，寫了一本《旅途随筆》和幾篇小說，那些文章裡保留着我青年時期的熱情和友誼的回憶。
那個時期我有朋友在泉州和新會兩地辦學校。
他們的年紀和我相差不遠，對當時許多社會現象感到不滿，總覺得“五四”運動反封建沒有徹底，封建流毒還在蠶蝕人們的頭腦；他們看見帝國主義侵略者在我們國土上耀武揚威，仿佛一塊大石壓在背上使他們擡不起頭來；“金錢萬能”的社會風氣又像一隻魔手掐住他們的咽喉。
他們不願在污泥濁水中虛度一生，他們把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身上，想安排一個比較幹淨的環境，創造一種比較清新的空氣，培養一些新的人，用愛集體的理想去教育學生。
他們中有的辦工讀學校，有的辦鄉村師範，都想把學校辦得像一個和睦的大家庭，關上學校門就仿佛生活在沒有剝削的理想社會。
他們信任自己的夢想，（他們經常做美麗的夢！）把四周的一切看得非常簡單。
他們甚至相信獻身精神可以解決任何問題。
我去看望他們因為我像候鳥一樣需要溫暖的陽光。
我用夢想裝飾他們的工作，用幻想的眼光看新奇的南方景色，把幻夢和現實混淆在一起，我寫了那些誇張的、贊美的文章，鼓勵他們，也安慰我自己。
今天我不會再做那樣的好夢了。
但是我對他們的敬佩的感情幾十年來并沒有大的改變，即使他們有的已經離開世界，有的多年未寄信來，我仍然覺得他們近在我的身邊；我還不曾忘記關于他們我講過的話： 他們也許不是教育家，但他們并不像别的教師那樣把自己放在學生的上面，做一個尊嚴的先生。
他們生活在學生中間，像一個親愛的哥哥分擔學生的歡樂和愁苦，了解那些孩子，教導那些孩子，幫助那些孩子。
他們隻知道一個責任，給社會“制造”出一些有用的好青年。
一九六二年初我去海南島旅行，在廣州過春節，意外地見到那位廣東新會的朋友，交談起來我才知道一些熟人的奇怪的遭遇和另一些熟人的悲劇的死亡。
我第一次證實我稱為“耶稣”的友人已經離開我們。
回到上海，我翻出三十年代的舊作。
“我說我的心還在他們那裡，我願把我的心放在他們的腳下，給他們做柔軟的腳墊，不要使他們的腳太費力。
”我因為漂亮的空話感到苦惱，我不曾實踐自己的諾言。
為了減輕我的精神上的負擔，我考慮寫幾篇回憶和懷念，也曾把這個想法對幾位朋友講過。
可是時間不能由我自己支配，我得整天打開大門應付闖進來的雜事，沒有辦法寫出自己想寫的文章。
于是空前的“大革命”來了。
我被迫擱下了筆，給關進了“牛棚”，我也有了家破人亡的經驗，我也嘗夠了人世的辛酸。
隻有自己受盡折磨，才能體會别人的不幸。
十年的苦難，那一切空前的“非人生活”，并不曾奪去我的生命，它們更不能毀滅我懷念故友的感情。
幾年中間我寫了不少懷舊的文章，都是在苦思苦想的時候落筆的。
我隻寫成我打算寫的文章的一部分，朋友們讀到的更少。
因此這三四年中常有人來信談我的文章，他們希望我多寫，多替一些人講話，他們指的是那些默默無聞的亡友，其中就有在福建和廣東辦教育的人。
我感謝他們提醒我還欠着那幾筆應當償還的債。
隻是我擔心要把心裡多年的積累全挖出來，我已經沒有這樣的精力了。
那麼我能夠原封不動地帶着塊壘離開人世嗎？不，我也不能。
我又在拖與不拖之間徘徊了半年，甚至一年。
于是我拿起了筆，我的眼前現出一張清瘦的臉，那就是葉非英兄，我并沒有忘記他。
恰好我這裡還有一封朋友轉來的信，是朋友的友人寫給朋友的，有這樣一段話： 順便提一下：我有一個我十分敬重的老師和朋友葉非英先生（巴老在他的散文集《黑土》裡稱他為“耶稣”），冤死，己平反。
在他蒙冤的時候，巴老寫過一篇至少是表示和他“劃清界限”的文章。
我懇望，巴老如果要保留這篇文章，那就請加以修改。
死者己無法為自己說話，而他，以我對他的認識，我相信他總是帶着對巴老的深摯友誼逝去的。
我首先應當請求寫信人的原諒，我引用這段話，并沒有征求他的同意。
說實話，要不要引用它，發表它，我考慮了很久，他這封不是寫給我的信，在我這裡已經放了一年，對他提出的問題我找不到解答，就沒有理由退回原信。
我一直在想我是不是寫過文章說明我要跟“耶稣”“劃清界限”，我實在想不起來。
我稱非英為“耶稣”，自己倒還記得，那稱呼是從我的第一本遊記《海行雜記》裡來的。
《雜記》中有一節《耶稣和他的門徒》，我将同船的一位苦行者稱為耶稣。
認識非英後，我一方面十分敬佩他的苦行，另一方面對他的做法又有一點小意見，曾經開玩笑地說他是我們的“耶稣”。
但那是一九三三年以後的事了。
我究竟在哪一篇散文裡用過這個稱呼呢？我想起了《黑土》之前的《月夜》，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在日本橫濱寫成的散文。
當時在山上友人家小小庭園内散步的情景曆曆在目。
我從十年浩劫中殘留下來的舊作堆裡找到幾本不同的舊版散文集《點滴》，翻出《月夜》來查對，解放前的各版中都有這樣的一段：“但是要将碎片集在一起用金線
那個時期我有朋友在泉州和新會兩地辦學校。
他們的年紀和我相差不遠，對當時許多社會現象感到不滿，總覺得“五四”運動反封建沒有徹底，封建流毒還在蠶蝕人們的頭腦；他們看見帝國主義侵略者在我們國土上耀武揚威，仿佛一塊大石壓在背上使他們擡不起頭來；“金錢萬能”的社會風氣又像一隻魔手掐住他們的咽喉。
他們不願在污泥濁水中虛度一生，他們把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身上，想安排一個比較幹淨的環境，創造一種比較清新的空氣，培養一些新的人，用愛集體的理想去教育學生。
他們中有的辦工讀學校，有的辦鄉村師範，都想把學校辦得像一個和睦的大家庭，關上學校門就仿佛生活在沒有剝削的理想社會。
他們信任自己的夢想，（他們經常做美麗的夢！）把四周的一切看得非常簡單。
他們甚至相信獻身精神可以解決任何問題。
我去看望他們因為我像候鳥一樣需要溫暖的陽光。
我用夢想裝飾他們的工作，用幻想的眼光看新奇的南方景色，把幻夢和現實混淆在一起，我寫了那些誇張的、贊美的文章，鼓勵他們，也安慰我自己。
今天我不會再做那樣的好夢了。
但是我對他們的敬佩的感情幾十年來并沒有大的改變，即使他們有的已經離開世界，有的多年未寄信來，我仍然覺得他們近在我的身邊；我還不曾忘記關于他們我講過的話： 他們也許不是教育家，但他們并不像别的教師那樣把自己放在學生的上面，做一個尊嚴的先生。
他們生活在學生中間，像一個親愛的哥哥分擔學生的歡樂和愁苦，了解那些孩子，教導那些孩子，幫助那些孩子。
他們隻知道一個責任，給社會“制造”出一些有用的好青年。
一九六二年初我去海南島旅行，在廣州過春節，意外地見到那位廣東新會的朋友，交談起來我才知道一些熟人的奇怪的遭遇和另一些熟人的悲劇的死亡。
我第一次證實我稱為“耶稣”的友人已經離開我們。
回到上海，我翻出三十年代的舊作。
“我說我的心還在他們那裡，我願把我的心放在他們的腳下，給他們做柔軟的腳墊，不要使他們的腳太費力。
”我因為漂亮的空話感到苦惱，我不曾實踐自己的諾言。
為了減輕我的精神上的負擔，我考慮寫幾篇回憶和懷念，也曾把這個想法對幾位朋友講過。
可是時間不能由我自己支配，我得整天打開大門應付闖進來的雜事，沒有辦法寫出自己想寫的文章。
于是空前的“大革命”來了。
我被迫擱下了筆，給關進了“牛棚”，我也有了家破人亡的經驗，我也嘗夠了人世的辛酸。
隻有自己受盡折磨，才能體會别人的不幸。
十年的苦難，那一切空前的“非人生活”，并不曾奪去我的生命，它們更不能毀滅我懷念故友的感情。
幾年中間我寫了不少懷舊的文章，都是在苦思苦想的時候落筆的。
我隻寫成我打算寫的文章的一部分，朋友們讀到的更少。
因此這三四年中常有人來信談我的文章，他們希望我多寫，多替一些人講話，他們指的是那些默默無聞的亡友，其中就有在福建和廣東辦教育的人。
我感謝他們提醒我還欠着那幾筆應當償還的債。
隻是我擔心要把心裡多年的積累全挖出來，我已經沒有這樣的精力了。
那麼我能夠原封不動地帶着塊壘離開人世嗎？不，我也不能。
我又在拖與不拖之間徘徊了半年，甚至一年。
于是我拿起了筆，我的眼前現出一張清瘦的臉，那就是葉非英兄，我并沒有忘記他。
恰好我這裡還有一封朋友轉來的信，是朋友的友人寫給朋友的，有這樣一段話： 順便提一下：我有一個我十分敬重的老師和朋友葉非英先生（巴老在他的散文集《黑土》裡稱他為“耶稣”），冤死，己平反。
在他蒙冤的時候，巴老寫過一篇至少是表示和他“劃清界限”的文章。
我懇望，巴老如果要保留這篇文章，那就請加以修改。
死者己無法為自己說話，而他，以我對他的認識，我相信他總是帶着對巴老的深摯友誼逝去的。
我首先應當請求寫信人的原諒，我引用這段話，并沒有征求他的同意。
說實話，要不要引用它，發表它，我考慮了很久，他這封不是寫給我的信，在我這裡已經放了一年，對他提出的問題我找不到解答，就沒有理由退回原信。
我一直在想我是不是寫過文章說明我要跟“耶稣”“劃清界限”，我實在想不起來。
我稱非英為“耶稣”，自己倒還記得，那稱呼是從我的第一本遊記《海行雜記》裡來的。
《雜記》中有一節《耶稣和他的門徒》，我将同船的一位苦行者稱為耶稣。
認識非英後，我一方面十分敬佩他的苦行，另一方面對他的做法又有一點小意見，曾經開玩笑地說他是我們的“耶稣”。
但那是一九三三年以後的事了。
我究竟在哪一篇散文裡用過這個稱呼呢？我想起了《黑土》之前的《月夜》，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在日本橫濱寫成的散文。
當時在山上友人家小小庭園内散步的情景曆曆在目。
我從十年浩劫中殘留下來的舊作堆裡找到幾本不同的舊版散文集《點滴》，翻出《月夜》來查對，解放前的各版中都有這樣的一段：“但是要将碎片集在一起用金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