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緊箍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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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大改變，隻是收斂了些。
在他身上我找到了舊日的友情。
經過兩次大火還不曾給燒成灰燼的友情。
即使在那樣的環境裡，我們也還提起兩個我們共同的好友的名字，金仲華和陳同生，都是在“文革”初期死去的，一個上吊自殺，另一個據說死在煤氣竈上。
他們為什麼死去，我至今還不明白，可是我們一直懷念他們。
十年中間我們見面交談大概就隻有這一次。
還有一次，也是在會場裡，他坐在台上發言，拿着稿子在念，講的就是一九五七年經人指點檢讨“脫險”的經過，還是他以前講過的那些内容，還是那種充滿感激的腔調。
當時“四人幫”剛剛下台，我仍然戴着那頂無形帽子，不過連我自己也看得出來那些橫行了十年的歪理就要破産。
有些關心我的親友替我着急，勸我到處寫信，想法早日摘下帽子，我覺得一動不如一靜，仍然安心等待。
又過了兩三個月，我那三間給上鎖又加封、關了整整十年的書房和寝室終于打開了。
再過一些時候，《文彙報》的文藝編輯來找我寫文章。
編輯同志是我的熟人，他一再要求，我隻好交給他我的《一封信》，就這樣地結束了我十年的沉默。
我和雜文家又在一起出席全國人大，參加各種大小會議了，一直到一天晚上我在家中摔斷左腿的時候。
…… 這以後我的情況大都記錄在《病中集》裡了。
他呢，除了他生病住過兩三次醫院外，我經常在新聞報道上讀到他的名字，在熒光屏上看到他的面容，他還是各種會議主席台上少不了的人物，也常常給請出來發言表态。
一切照常。
他的晚報給造反派砸爛以後過了十多年也複刊了。
于是我又讀到了他那些匕首似的雜文。
可能因為他身體不好，文章寫得少些，也可能我讀晚報的機會不多，讀不到他的雜文，好像跟他漸漸地疏遠了。
我總覺得把時間耗費在主席台上太可惜了，我很想找他談談，勸他多寫文章，勸他多講心裡的話。
就在這個時候朋友把《“文革”還在揪人》這篇雜文給我寄來了，我的高興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原來雜文家還在繼續使用他的武器。
即使坐在主席台上他也并未閉目養神，他還睜着雙眼注視四周的大小事情。
我讀他的文章，他引用我的詞句，我們之間有一個共同的東西，那就是十年“文革”的積累——“人吃人”的噩夢。
我們兩人都感覺到“‘文革’還在揪人”，這決不是開玩笑。
前年十月底我第二次住進醫院的時候，噩夢就做得最多，而且最可怕。
我當時的确害怕這些夢景會成為現實，所以我主張多寫這些噩夢，不但要寫淚，而且要寫血，因為那些年我們流的血、淌的淚實在太多了。
我一再勸人不要忘記“文革”的教訓，惟一的原因就是擔心“造反派”卷土重來。
雜文家關心知識分子的遭遇，因為知識分子政策長期不能落實而感到苦惱。
落實政策已經宣傳了好幾年了，為什麼還這樣困難？他說得好：“‘文革’這個母大蟲好像已是死老虎了，但是死而未僵，它還在揪住一些人不放。
”有人想，死了總會僵的，就耐心等一等吧。
有人想，上面吩咐了，下面總得照辦，就再呼籲一下吧。
為什麼沒有人出來幹脆地砍掉未僵死虎的爪子呢？為什麼沒有人想到死而未僵的幽靈會複活呢？我總覺得什麼地方有一雙猛獸的眼睛在草叢中偷偷地望着我們；什麼地方有一個響亮的聲音在說：“人啊，你們要警惕！” 關于知識分子我不想講什麼，我隻想問問雜文家：我們頭上還有沒有“緊箍兒”？為什麼我們總是要求别人做這做那，等待别人做這做那呢？想想我們自己這二三十年的親身經曆吧。
“緊箍咒”不就是對我們的迷信的懲罰？想起《西遊記》裡唐僧對孫悟空講的那句話，我就恍然大悟了。
唐僧說：“當時隻為你難管，故以此法制之。
” 我多年苦心修建的寶塔已經倒掉，我舉手摸頭，果然頭上什麼也沒有了。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本篇最初連續發表于一九八身年一月二十五至二十七日香港《大公報·大公園》 ①《我的噩夢》：《随想錄》第114，見《病中集》。
在他身上我找到了舊日的友情。
經過兩次大火還不曾給燒成灰燼的友情。
即使在那樣的環境裡，我們也還提起兩個我們共同的好友的名字，金仲華和陳同生，都是在“文革”初期死去的，一個上吊自殺，另一個據說死在煤氣竈上。
他們為什麼死去，我至今還不明白，可是我們一直懷念他們。
十年中間我們見面交談大概就隻有這一次。
還有一次，也是在會場裡，他坐在台上發言，拿着稿子在念，講的就是一九五七年經人指點檢讨“脫險”的經過，還是他以前講過的那些内容，還是那種充滿感激的腔調。
當時“四人幫”剛剛下台，我仍然戴着那頂無形帽子，不過連我自己也看得出來那些橫行了十年的歪理就要破産。
有些關心我的親友替我着急，勸我到處寫信，想法早日摘下帽子，我覺得一動不如一靜，仍然安心等待。
又過了兩三個月，我那三間給上鎖又加封、關了整整十年的書房和寝室終于打開了。
再過一些時候，《文彙報》的文藝編輯來找我寫文章。
編輯同志是我的熟人，他一再要求，我隻好交給他我的《一封信》，就這樣地結束了我十年的沉默。
我和雜文家又在一起出席全國人大，參加各種大小會議了，一直到一天晚上我在家中摔斷左腿的時候。
…… 這以後我的情況大都記錄在《病中集》裡了。
他呢，除了他生病住過兩三次醫院外，我經常在新聞報道上讀到他的名字，在熒光屏上看到他的面容，他還是各種會議主席台上少不了的人物，也常常給請出來發言表态。
一切照常。
他的晚報給造反派砸爛以後過了十多年也複刊了。
于是我又讀到了他那些匕首似的雜文。
可能因為他身體不好，文章寫得少些，也可能我讀晚報的機會不多，讀不到他的雜文，好像跟他漸漸地疏遠了。
我總覺得把時間耗費在主席台上太可惜了，我很想找他談談，勸他多寫文章，勸他多講心裡的話。
就在這個時候朋友把《“文革”還在揪人》這篇雜文給我寄來了，我的高興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原來雜文家還在繼續使用他的武器。
即使坐在主席台上他也并未閉目養神，他還睜着雙眼注視四周的大小事情。
我讀他的文章，他引用我的詞句，我們之間有一個共同的東西，那就是十年“文革”的積累——“人吃人”的噩夢。
我們兩人都感覺到“‘文革’還在揪人”，這決不是開玩笑。
前年十月底我第二次住進醫院的時候，噩夢就做得最多，而且最可怕。
我當時的确害怕這些夢景會成為現實，所以我主張多寫這些噩夢，不但要寫淚，而且要寫血，因為那些年我們流的血、淌的淚實在太多了。
我一再勸人不要忘記“文革”的教訓，惟一的原因就是擔心“造反派”卷土重來。
雜文家關心知識分子的遭遇，因為知識分子政策長期不能落實而感到苦惱。
落實政策已經宣傳了好幾年了，為什麼還這樣困難？他說得好：“‘文革’這個母大蟲好像已是死老虎了，但是死而未僵，它還在揪住一些人不放。
”有人想，死了總會僵的，就耐心等一等吧。
有人想，上面吩咐了，下面總得照辦，就再呼籲一下吧。
為什麼沒有人出來幹脆地砍掉未僵死虎的爪子呢？為什麼沒有人想到死而未僵的幽靈會複活呢？我總覺得什麼地方有一雙猛獸的眼睛在草叢中偷偷地望着我們；什麼地方有一個響亮的聲音在說：“人啊，你們要警惕！” 關于知識分子我不想講什麼，我隻想問問雜文家：我們頭上還有沒有“緊箍兒”？為什麼我們總是要求别人做這做那，等待别人做這做那呢？想想我們自己這二三十年的親身經曆吧。
“緊箍咒”不就是對我們的迷信的懲罰？想起《西遊記》裡唐僧對孫悟空講的那句話，我就恍然大悟了。
唐僧說：“當時隻為你難管，故以此法制之。
” 我多年苦心修建的寶塔已經倒掉，我舉手摸頭，果然頭上什麼也沒有了。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本篇最初連續發表于一九八身年一月二十五至二十七日香港《大公報·大公園》 ①《我的噩夢》：《随想錄》第114，見《病中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