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島健藏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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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法歸來，我在上海寫信給東京的日本友人中島健藏先生說：“在巴黎同朋友們談起當代的法國文學，我常常想到您，因為您是法國文學的研究者。
”好久以前我讀過中島先生一篇介紹羅傑·馬丁·狄·加爾的長篇小說《蒂波一家》的文章，保留着深的印象。
但這次我在巴黎經常惦記中島先生，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他患着肺癌，據說到了後期了。
我知道中島患癌症比較遲。
去年八月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訂以後，我國廣播電台的記者到我家裡來采訪，我談起過去在艱苦的歲月裡不怕困難、不畏強暴、長期為兩國人民友誼奮鬥的中島先生，表示了深的懷念，我說看到他多年的艱苦工作開花結果，他應當放心地休息了，我祝願他健康長壽。
當時我并不知道他生病，我想他不久會在上海機場出現，我等待這一天的到來。
這樣的等待我有過一次，那是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在武漢機場同他們夫婦分别以後，我在度日如年的“牛棚”生活中常常回憶起同中島先生一起喝酒談心的日子，我相信我們還有重逢的機會，我等待着。
等了十一年，我終于在上海的虹橋機場上接到了他，我們含着熱淚緊緊握着彼此的手，“你好！”再也說不出什麼了。
我陪同他們活動了幾天，還舉行過座談會，也講了一些我個人的事情，可是那些堆積在我心裡的話卻始終沒有講出來。
十幾年來它們像火一樣地燒着我的心，我哪一天忘記過它們？非常鮮明地印在我心上的就是這一件事：一九六六年六月中島先生到北京出席亞非作家緊急會議，京子夫人同行，那天到機場歡迎的人不少，我也在其中。
他們夫婦見到我，非常高興。
到了旅館，閑談起來，京子夫人還說看見我，他們很放心了。
就在當時我也明白這所謂“放心”是什麼意思，以後經過幾次的交談，我更了解他們夫婦對我的關心。
那個時候《人民日報》已經發表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在日本流傳着各種謠言，說是郭老的著作全部燒毀，他們以為我一定兇多吉少，想不到我還出來活動，他們的高興是十分真誠的。
我的感謝也是十分真誠的。
那個時候我仿佛就坐在達摩克裡斯的寶劍①下面，準備着随時落進災禍的深淵，我多麼珍惜這一份友情。
我同他們一起從北京到武漢，後來我們在武昌機場分别，我對着民航小飛機不住地揮手，想到這也許是我和他們的最後一面，淚水使我的眼睛模糊了。
隻有在無窮無盡的靠邊受審查的歲月中，在“五·七幹校”邊種菜邊背誦但丁的《神曲》第一部的漫長的日子裡，我的心内又漸漸産生了希望，我想得很多。
我常常想起東京的友人。
我在報上看到中島的照片和他到中國的消息。
我盼望着、等待着同他們再見。
漫漫的長夜終于到了盡頭，第一次的等待使我看到了光明。
從一些熟人的口中我還聽到不少動人的故事。
在我生死不明、熟人在路上遇見都不敢相認的日子裡，好些日本朋友四處打聽我的消息，要求同我見面。
有一次“中日友協”的工作同志告訴我在“四害”橫行的時期，年近九十的土岐善先生到中國訪問，聽說不讓我出來，他說他想不通。
在巴黎的法國朋友也曾使用各種方法打聽我是否已遭“四人幫”的毒手。
友情是我的生命中的一盞明燈，離了它我的生存就沒有光彩，離了它我的生命就不會開花結果。
我不是用美麗的辭藻空談友情的。
第二次的等待卻成了空。
我到了北京，才知道中島的真實病情。
但是我還希望他的病有轉機。
我開始給他寫信，我去過三封信，他寫過三封回信。
寫第一封信的時候，我還不了解他的病情的嚴重。
他在第二封回信中告訴我，他“隻能坐在床上用口述的辦法進行工作。
目前隻是為一份雜志寫連載文章《昭和時代作家群像》”。
過了兩個多月他寄來的第三封回信中附了一份水上勉先生到中國訪問一行五位的名單，他們将在六月十五日在上海搭日航班機返國，他希望我接待他們。
小說家水上先生也是我的一位老友，十六年前我和嚴文井、馬烽兩位在他府上做客，去年五月我又曾到北京飯店新樓同他和其他日本作家暢談了一個夜晚。
同他在上海重逢将是我莫大的愉快。
然而在水上先生快要到上海的時候，我忽然得到通知去北京出席五屆人大常委會的一次會議，匆忙中我給水上先生留下一封道歉的信，還有一封信是請他帶給中
”好久以前我讀過中島先生一篇介紹羅傑·馬丁·狄·加爾的長篇小說《蒂波一家》的文章，保留着深的印象。
但這次我在巴黎經常惦記中島先生，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他患着肺癌，據說到了後期了。
我知道中島患癌症比較遲。
去年八月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訂以後，我國廣播電台的記者到我家裡來采訪，我談起過去在艱苦的歲月裡不怕困難、不畏強暴、長期為兩國人民友誼奮鬥的中島先生，表示了深的懷念，我說看到他多年的艱苦工作開花結果，他應當放心地休息了，我祝願他健康長壽。
當時我并不知道他生病，我想他不久會在上海機場出現，我等待這一天的到來。
這樣的等待我有過一次，那是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在武漢機場同他們夫婦分别以後，我在度日如年的“牛棚”生活中常常回憶起同中島先生一起喝酒談心的日子，我相信我們還有重逢的機會，我等待着。
等了十一年，我終于在上海的虹橋機場上接到了他，我們含着熱淚緊緊握着彼此的手，“你好！”再也說不出什麼了。
我陪同他們活動了幾天，還舉行過座談會，也講了一些我個人的事情，可是那些堆積在我心裡的話卻始終沒有講出來。
十幾年來它們像火一樣地燒着我的心，我哪一天忘記過它們？非常鮮明地印在我心上的就是這一件事：一九六六年六月中島先生到北京出席亞非作家緊急會議，京子夫人同行，那天到機場歡迎的人不少，我也在其中。
他們夫婦見到我，非常高興。
到了旅館，閑談起來，京子夫人還說看見我，他們很放心了。
就在當時我也明白這所謂“放心”是什麼意思，以後經過幾次的交談，我更了解他們夫婦對我的關心。
那個時候《人民日報》已經發表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在日本流傳着各種謠言，說是郭老的著作全部燒毀，他們以為我一定兇多吉少，想不到我還出來活動，他們的高興是十分真誠的。
我的感謝也是十分真誠的。
那個時候我仿佛就坐在達摩克裡斯的寶劍①下面，準備着随時落進災禍的深淵，我多麼珍惜這一份友情。
我同他們一起從北京到武漢，後來我們在武昌機場分别，我對着民航小飛機不住地揮手，想到這也許是我和他們的最後一面，淚水使我的眼睛模糊了。
隻有在無窮無盡的靠邊受審查的歲月中，在“五·七幹校”邊種菜邊背誦但丁的《神曲》第一部的漫長的日子裡，我的心内又漸漸産生了希望，我想得很多。
我常常想起東京的友人。
我在報上看到中島的照片和他到中國的消息。
我盼望着、等待着同他們再見。
漫漫的長夜終于到了盡頭，第一次的等待使我看到了光明。
從一些熟人的口中我還聽到不少動人的故事。
在我生死不明、熟人在路上遇見都不敢相認的日子裡，好些日本朋友四處打聽我的消息，要求同我見面。
有一次“中日友協”的工作同志告訴我在“四害”橫行的時期，年近九十的土岐善先生到中國訪問，聽說不讓我出來，他說他想不通。
在巴黎的法國朋友也曾使用各種方法打聽我是否已遭“四人幫”的毒手。
友情是我的生命中的一盞明燈，離了它我的生存就沒有光彩，離了它我的生命就不會開花結果。
我不是用美麗的辭藻空談友情的。
第二次的等待卻成了空。
我到了北京，才知道中島的真實病情。
但是我還希望他的病有轉機。
我開始給他寫信，我去過三封信，他寫過三封回信。
寫第一封信的時候，我還不了解他的病情的嚴重。
他在第二封回信中告訴我，他“隻能坐在床上用口述的辦法進行工作。
目前隻是為一份雜志寫連載文章《昭和時代作家群像》”。
過了兩個多月他寄來的第三封回信中附了一份水上勉先生到中國訪問一行五位的名單，他們将在六月十五日在上海搭日航班機返國，他希望我接待他們。
小說家水上先生也是我的一位老友，十六年前我和嚴文井、馬烽兩位在他府上做客，去年五月我又曾到北京飯店新樓同他和其他日本作家暢談了一個夜晚。
同他在上海重逢将是我莫大的愉快。
然而在水上先生快要到上海的時候，我忽然得到通知去北京出席五屆人大常委會的一次會議，匆忙中我給水上先生留下一封道歉的信，還有一封信是請他帶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