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多—吉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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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國我比較熟悉的地方是沙多—吉裡，我住得最久的地方也是沙多—吉裡，一年零一兩個月。
五十年來我做過不少沙多—吉裡的夢，在事繁心亂的時候，我常常想起在那個小小古城裡度過的十分甯靜的日子。
我的第一部小說是在這裡寫成的，是從這裡的郵局寄出去的。
我頭上的第一根白發也是在這裡發現的，是由這裡的理發師給我拔下來的。
①我還記得那位理發師對我說：“怎麼就有了白頭發，您還是這麼年輕呢！”我在小說裡說他是老年的理發師，其實他不過是中年人，當時我年輕，因此把年長于我的人都看得老一些。
那個時候我住在拉封丹中學裡，中學的看門人古然夫人②和她的做花匠的丈夫對我非常好，他們是一對老人。
在學校裡我收到外面的來信較多，那些信都是古然夫人親手交給我的。
我和兩個同學在沙多—吉裡度過第二個暑假，那一段時間裡，我們就在傳達室裡用餐，古然夫人給我們做飯，并且照料我們。
這三四個星期，學校裡就隻有我們和他們夫婦，别的人都休假去了。
總學監還在城裡，但也隻是每隔七八天到學校裡走走看看。
在我的腦子裡許多熟人的面貌都早已模糊了。
隻有古然夫婦的慈祥的面顔長留在我的記憶中。
我總覺得我有一張他們老夫婦的合影，可是找了幾次都沒有找到，後來才明白這隻是我的願望和幻想。
我留在沙多—吉裡最後那些日子裡，每天在古然夫人家（也就是傳達室内）吃過晚飯，我們三個中國人便走出校門，到河邊田畔，邊走邊談，常常散步到夜幕落下、星星閃光的時候。
我們走回校門，好心的老太太早已等在那裡，聽到她那一聲親熱的“晚安”，我仿佛到了家一樣。
一九六一年我回憶沙城生活的時候曾經寫過這樣的話：“她那慈母似的聲音伴着我寫完《滅亡》，現在又在這清涼如水的靜夜伴着我寫這篇回憶。
願她和她那位經常穿着圍裙勞動的丈夫在公墓裡得到安息。
” 在我靠邊挨鬥的那一段時期中，我的思想也常常在古城的公墓裡徘徊。
到處遭受白眼之後，我的心需要找一個免鬥的安靜所在，居然找到了一座異國的墓園，這正好說明我當時的窮途末路。
沙多—吉裡的公墓我是熟悉的，我為它寫過一個短篇《墓園》。
對于長時間挨鬥的人，墓園就是天堂。
我不是說死，我指的是靜。
在精神折磨最厲害的時候，我也有過短暫的悲觀絕望的時刻，仿佛茫茫天地間就隻有一張老太太的臉對我微笑。
但是這些都過去了。
經過十年的考驗，我活了下來，我還能夠拿筆，我還能夠飛行十七個小時。
我居然第二次來到沙多—吉裡，我居然重新走進拉封丹中學的大門。
我走進五十年前的大飯廳的時候，我還在想我是不是在做夢。
飯廳的外形完全沒有改變，隻是設備更新了。
我進了每天經過多少次的廚房，我過去住在大飯廳的樓上。
廚房裡煥然一新，從前的那張長桌和那把切面包的刀不見了。
有一次在假日，我用那把刀切别的東西，割傷了左手的小指頭，到今天刀痕還留在我的手指上。
經過廚房我上了樓，臨窗的甬道還是那個樣子。
隻是我住過的房間改小了①。
當時住在緊隔壁的就是那位學哲學的朋友，他現在是華中師範學院的教授，他聽說我到了法國，卻想不到我“會去拉封丹中學大飯廳樓上我們同住過的宿舍”。
兩個房間都是空空的，好像剛剛經過粉刷或者修整。
我手邊還有一張五十一年前的舊照；我的書桌上有成堆的書。
我在房門外立了片刻，仿佛又回到那些甯靜的日子。
我看見自己坐在書桌前埋着頭在練習簿上寫字，或者放下筆站起來同朋友閑談。
我又走下樓，走到後院，到枝葉繁茂的苦栗樹下，過去我起得早，喜歡在這裡散步，常常看見那個在廚房勞動的胖姑娘從校長辦公室裡推開百葉窗，伸出頭來微笑。
我又從後院走進有玻璃門的過道，從前在假日我常常拿本書在過道裡邊走邊讀，幾次碰到留小胡子的總學監，他對我的這種習慣感到驚奇。
然後我又走到學生宿舍樓上的房間，另一個中國同學曾經在這裡住過，也是我當時常到的地方。
五十年來我做過不少沙多—吉裡的夢，在事繁心亂的時候，我常常想起在那個小小古城裡度過的十分甯靜的日子。
我的第一部小說是在這裡寫成的，是從這裡的郵局寄出去的。
我頭上的第一根白發也是在這裡發現的，是由這裡的理發師給我拔下來的。
①我還記得那位理發師對我說：“怎麼就有了白頭發，您還是這麼年輕呢！”我在小說裡說他是老年的理發師，其實他不過是中年人，當時我年輕，因此把年長于我的人都看得老一些。
那個時候我住在拉封丹中學裡，中學的看門人古然夫人②和她的做花匠的丈夫對我非常好，他們是一對老人。
在學校裡我收到外面的來信較多，那些信都是古然夫人親手交給我的。
我和兩個同學在沙多—吉裡度過第二個暑假，那一段時間裡，我們就在傳達室裡用餐，古然夫人給我們做飯，并且照料我們。
這三四個星期，學校裡就隻有我們和他們夫婦，别的人都休假去了。
總學監還在城裡，但也隻是每隔七八天到學校裡走走看看。
在我的腦子裡許多熟人的面貌都早已模糊了。
隻有古然夫婦的慈祥的面顔長留在我的記憶中。
我總覺得我有一張他們老夫婦的合影，可是找了幾次都沒有找到，後來才明白這隻是我的願望和幻想。
我留在沙多—吉裡最後那些日子裡，每天在古然夫人家（也就是傳達室内）吃過晚飯，我們三個中國人便走出校門，到河邊田畔，邊走邊談，常常散步到夜幕落下、星星閃光的時候。
我們走回校門，好心的老太太早已等在那裡，聽到她那一聲親熱的“晚安”，我仿佛到了家一樣。
一九六一年我回憶沙城生活的時候曾經寫過這樣的話：“她那慈母似的聲音伴着我寫完《滅亡》，現在又在這清涼如水的靜夜伴着我寫這篇回憶。
願她和她那位經常穿着圍裙勞動的丈夫在公墓裡得到安息。
” 在我靠邊挨鬥的那一段時期中，我的思想也常常在古城的公墓裡徘徊。
到處遭受白眼之後，我的心需要找一個免鬥的安靜所在，居然找到了一座異國的墓園，這正好說明我當時的窮途末路。
沙多—吉裡的公墓我是熟悉的，我為它寫過一個短篇《墓園》。
對于長時間挨鬥的人，墓園就是天堂。
我不是說死，我指的是靜。
在精神折磨最厲害的時候，我也有過短暫的悲觀絕望的時刻，仿佛茫茫天地間就隻有一張老太太的臉對我微笑。
但是這些都過去了。
經過十年的考驗，我活了下來，我還能夠拿筆，我還能夠飛行十七個小時。
我居然第二次來到沙多—吉裡，我居然重新走進拉封丹中學的大門。
我走進五十年前的大飯廳的時候，我還在想我是不是在做夢。
飯廳的外形完全沒有改變，隻是設備更新了。
我進了每天經過多少次的廚房，我過去住在大飯廳的樓上。
廚房裡煥然一新，從前的那張長桌和那把切面包的刀不見了。
有一次在假日，我用那把刀切别的東西，割傷了左手的小指頭，到今天刀痕還留在我的手指上。
經過廚房我上了樓，臨窗的甬道還是那個樣子。
隻是我住過的房間改小了①。
當時住在緊隔壁的就是那位學哲學的朋友，他現在是華中師範學院的教授，他聽說我到了法國，卻想不到我“會去拉封丹中學大飯廳樓上我們同住過的宿舍”。
兩個房間都是空空的，好像剛剛經過粉刷或者修整。
我手邊還有一張五十一年前的舊照；我的書桌上有成堆的書。
我在房門外立了片刻，仿佛又回到那些甯靜的日子。
我看見自己坐在書桌前埋着頭在練習簿上寫字，或者放下筆站起來同朋友閑談。
我又走下樓，走到後院，到枝葉繁茂的苦栗樹下，過去我起得早，喜歡在這裡散步，常常看見那個在廚房勞動的胖姑娘從校長辦公室裡推開百葉窗，伸出頭來微笑。
我又從後院走進有玻璃門的過道，從前在假日我常常拿本書在過道裡邊走邊讀，幾次碰到留小胡子的總學監，他對我的這種習慣感到驚奇。
然後我又走到學生宿舍樓上的房間，另一個中國同學曾經在這裡住過，也是我當時常到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