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嚴謹的親屬稱呼
關燈
小
中
大
我在美國留學的時候，有時同學的長輩來了，她就向我介紹說，這位是我的Ａｕｎｔ，或者說這位是我的Ｕｎｃｌｅ，我也隻客氣地和她或他握一握手，因為我不知道他們到底是什麼親屬關系。
在中國，這兩個字的覆蓋面可太廣了！Ａｕｎｔ可能是伯母、嬸母、姑母、姨母、舅母，甚至是表伯母……Ｕｎｃｌｅ呢，也可能是伯父、叔父、舅父、姑父、姨父，甚至是表伯父。當我的父母，把他（她）介紹給我們時，我們都得深深地鞠一個躬！
其實，不但是親戚，父母親的好友來了，我們也是張伯伯、李伯母、王阿姨地叫得親熱得很！
就拿我們自己的朋友們來說，一般來談公事或業務的，孩子們都不近前，我們也不給孩子們介紹。但是有幾位特别愛孩子也會“招”孩子的愛的，就不同了！比如40年代，我們住在重慶歌樂山的時候，老舍就常來我們家玩，他是最能“招”孩子的，隻要“舒伯伯”一進門，孩子們就圍上前去，拉着胳臂抱着腿地說笑個不停，有時還把平時自己争着吃的糖果，塞到舒伯伯的嘴裡。50年代我們都回到了北京，孩子們也都長大了，不好意思拉胳臂抱腿了，可是隻要舒伯伯來了，孩子們總是圍着不走，我們要談正事，也隻好把他們攆開。
此外就是沙汀，我們的孩子都是在重慶長大的，說的是一口的四川話，也特别愛聽四川話。沙汀來了，說話是他永遠改不了的四川口音。孩子們就高興得像“他鄉遇故知”似的，用四川口音親熱地叫“沙伯伯”，讓座倒茶，忙個不停，也得由我們把他們攆開。
再就是夏衍夏伯伯了，我們是在50年代中期，同在一個對外訪問團裡認識的。這時孩子們都長大成人，還做了教師了，他們最佩服，最喜歡夏伯伯。夏衍來了，我的第二代第三代孩子就趕緊去拿煙盤（因為文藻和我都不抽煙，桌上不擺煙盤），他們知道夏伯伯煙瘾大得很，一天不停地抽煙，這時夏衍就從容地從自己的上衣口袋裡掏出一包煙來。
更有意思的是他們把我的幾位朋友稱為舅舅，而不是伯伯，也不知為什麼。如趙樸初是趙舅舅。樸初的秀勁的書法、铿锵的詩詞，都使他們拜服，特别是他和我們的談話，既親切又風趣，他們坐在旁邊都舍不得走開。還有就是巴金舅舅，他們愛讀他的文章，佩服他的風骨。我同巴金從30年代就認識了，我曾寫魯迅先生贈瞿秋白的一副對聯送他：“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就感到這已說盡了一切。他到北京必來看我，《關于女人》也是他帶到上海開明書局去付印的。後來因為他也摔了腿，多年不來了，但我們的通信始終是密而不斷。
此外就是蕭乾了。他的學名叫“蕭秉乾”，是我三弟為揖的同學好友，十一二歲時就常來我家。大學畢業後，他當過編輯，又是駐外記者，又是作家，又是翻譯家。他遊遍四海，過着相當富裕的生活，但是他還是毅然地回到了他熱愛的祖國。但回來後并不順利，他當過右派，住過門洞，他卻一點也不後悔，如今好了，當上了文學館長，可以安富尊榮了吧？
他卻仍是閑不住，幾乎在每一本雜志上，我都看到他的文章，上至天文地理，下至花鳥蟲魚，隻要抓到一個題目，他就能寫上幾萬字（要是我，早就暈死了）。這“孩子”的精力太充沛了！
因為他每次給我寫信，下面總署“弟秉乾”，孩子們不懂得這“乾”是“乾坤”的“乾”，而讀做“乾濕”的“乾（幹）”，就親昵地叫他“餅幹舅舅”，他也高興地“哎”了一聲！
說到親屬，中國有一句諺語：“遠親不如近鄰”，我則以為“近鄰不如好友”。（現在重樓疊閣的房子太多了，“近鄰”
都不互相“認識”。）而且我們中國朋友之間，并不像西方人那樣，互稱為先生或女士，而是“稱兄道弟”，“稱姐道妹”。
我總覺得我們中國的社會，是一個親密溫暖的大家庭！
（本篇最初發表于《随筆》1992年第4期。）
在中國，這兩個字的覆蓋面可太廣了！Ａｕｎｔ可能是伯母、嬸母、姑母、姨母、舅母，甚至是表伯母……Ｕｎｃｌｅ呢，也可能是伯父、叔父、舅父、姑父、姨父，甚至是表伯父。當我的父母，把他（她）介紹給我們時，我們都得深深地鞠一個躬！
其實，不但是親戚，父母親的好友來了，我們也是張伯伯、李伯母、王阿姨地叫得親熱得很！
就拿我們自己的朋友們來說，一般來談公事或業務的，孩子們都不近前，我們也不給孩子們介紹。但是有幾位特别愛孩子也會“招”孩子的愛的，就不同了！比如40年代，我們住在重慶歌樂山的時候，老舍就常來我們家玩，他是最能“招”孩子的，隻要“舒伯伯”一進門，孩子們就圍上前去，拉着胳臂抱着腿地說笑個不停，有時還把平時自己争着吃的糖果，塞到舒伯伯的嘴裡。50年代我們都回到了北京，孩子們也都長大了，不好意思拉胳臂抱腿了，可是隻要舒伯伯來了，孩子們總是圍着不走，我們要談正事，也隻好把他們攆開。
此外就是沙汀，我們的孩子都是在重慶長大的，說的是一口的四川話，也特别愛聽四川話。沙汀來了，說話是他永遠改不了的四川口音。孩子們就高興得像“他鄉遇故知”似的，用四川口音親熱地叫“沙伯伯”，讓座倒茶，忙個不停，也得由我們把他們攆開。
再就是夏衍夏伯伯了，我們是在50年代中期，同在一個對外訪問團裡認識的。這時孩子們都長大成人，還做了教師了，他們最佩服，最喜歡夏伯伯。夏衍來了，我的第二代第三代孩子就趕緊去拿煙盤（因為文藻和我都不抽煙，桌上不擺煙盤），他們知道夏伯伯煙瘾大得很，一天不停地抽煙，這時夏衍就從容地從自己的上衣口袋裡掏出一包煙來。
更有意思的是他們把我的幾位朋友稱為舅舅，而不是伯伯，也不知為什麼。如趙樸初是趙舅舅。樸初的秀勁的書法、铿锵的詩詞，都使他們拜服，特别是他和我們的談話，既親切又風趣，他們坐在旁邊都舍不得走開。還有就是巴金舅舅，他們愛讀他的文章，佩服他的風骨。我同巴金從30年代就認識了，我曾寫魯迅先生贈瞿秋白的一副對聯送他：“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就感到這已說盡了一切。他到北京必來看我，《關于女人》也是他帶到上海開明書局去付印的。後來因為他也摔了腿，多年不來了，但我們的通信始終是密而不斷。
此外就是蕭乾了。他的學名叫“蕭秉乾”，是我三弟為揖的同學好友，十一二歲時就常來我家。大學畢業後，他當過編輯，又是駐外記者，又是作家，又是翻譯家。他遊遍四海，過着相當富裕的生活，但是他還是毅然地回到了他熱愛的祖國。但回來後并不順利，他當過右派，住過門洞，他卻一點也不後悔，如今好了，當上了文學館長，可以安富尊榮了吧？
他卻仍是閑不住，幾乎在每一本雜志上，我都看到他的文章，上至天文地理，下至花鳥蟲魚，隻要抓到一個題目，他就能寫上幾萬字（要是我，早就暈死了）。這“孩子”的精力太充沛了！
因為他每次給我寫信，下面總署“弟秉乾”，孩子們不懂得這“乾”是“乾坤”的“乾”，而讀做“乾濕”的“乾（幹）”，就親昵地叫他“餅幹舅舅”，他也高興地“哎”了一聲！
說到親屬，中國有一句諺語：“遠親不如近鄰”，我則以為“近鄰不如好友”。（現在重樓疊閣的房子太多了，“近鄰”
都不互相“認識”。）而且我們中國朋友之間，并不像西方人那樣，互稱為先生或女士，而是“稱兄道弟”，“稱姐道妹”。
我總覺得我們中國的社會，是一個親密溫暖的大家庭！
（本篇最初發表于《随筆》199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