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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乙來要我給“文學研究會成立七十周年”寫篇紀念文章,他說“文學研究會的會員如今隻有三位了,您是其中之一,應該寫一篇回憶的東西”。
說來慚愧,七十年以前,我才22歲,是北京燕京大學文科三年級的學生。我之所以成為文學研究會的會員,是我的燕大同學許地山和瞿世英替我簽上名的,事前并沒有通知我!
文學研究會在中央公園來今雨軒開會的時候,因為會員中如葉聖陶先生,周作人先生等,都是我的長輩,我實在沒有膽子去參加。
在和文學研究會會員的來往中,有許地山和瞿世英以及鄭振铎,那都是因為有同學和同鄉的關系,而不是以文學研究會會員的身份來接觸的。
現在可以回憶到的一段趣事,就是那時周作人先生是燕大國文系的教授,我上了他的課,我的畢業論文《元代的戲曲》也是由他審閱的,但他沒有細看,原樣交還給我,說“就這樣吧”,于是我就“輕而易舉”地交了畢業論文,雖然我交得比同班們都晚。
這時還憶起一樁笑話:為的不好意思讓人知道,我開始寫作時,就用“冰心”為筆名,周先生隻知道我的學名——謝婉瑩,他在講新文學課時還講授過《繁星》和《超人》,我隻是和同班們一起低頭聽着。1992年1月15日陽光滿案之晨
說來慚愧,七十年以前,我才22歲,是北京燕京大學文科三年級的學生。我之所以成為文學研究會的會員,是我的燕大同學許地山和瞿世英替我簽上名的,事前并沒有通知我!
文學研究會在中央公園來今雨軒開會的時候,因為會員中如葉聖陶先生,周作人先生等,都是我的長輩,我實在沒有膽子去參加。
在和文學研究會會員的來往中,有許地山和瞿世英以及鄭振铎,那都是因為有同學和同鄉的關系,而不是以文學研究會會員的身份來接觸的。
現在可以回憶到的一段趣事,就是那時周作人先生是燕大國文系的教授,我上了他的課,我的畢業論文《元代的戲曲》也是由他審閱的,但他沒有細看,原樣交還給我,說“就這樣吧”,于是我就“輕而易舉”地交了畢業論文,雖然我交得比同班們都晚。
這時還憶起一樁笑話:為的不好意思讓人知道,我開始寫作時,就用“冰心”為筆名,周先生隻知道我的學名——謝婉瑩,他在講新文學課時還講授過《繁星》和《超人》,我隻是和同班們一起低頭聽着。1992年1月15日陽光滿案之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