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念許地山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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俟松大姐來信讓我為許地山先生逝世五十周年寫紀念文章，我猛然驚覺，許先生逝世居然已五十年了！光陰激箭般飛過去了，而往事并不如煙！
我和許先生相識是在二十年代初期，他既是我的良師（他在當周作人先生的助手時，曾教過我國文）又是我的益友（他在燕大神學院疑肄業時，我在燕大文學院讀書），關于他的學術方面，我是不配讨論的，對于宗教更是一竅不通，不敢妄出一辭，但是那時我已經讀到他的小說散文，如：《綴網勞蛛》、《空山靈雨》、《無法投遞之郵件》等，我十分驚歎他的空靈筆力！他教課時，十分灑脫和藹，妙語如珠，學生們都愛上他的課。當我們同任燕大校刊編輯時，我更驚歎他學問之淵博。記得有一次他的文章裡的一個“雇”字，我給加上一個“立人”旁，成了一個“躊”字，他竟然給我寫了一封厚厚的信，引今據古說“雇”字的正确來源，正是“不打不成相識”，我們從此就熟悉起來。
1923年8月17日，他和我以及其他兩位同學，一同搭乘傑克遜郵船赴美留學。就在這條船上，我請許先生去找一位我的中學同學的弟弟吳卓，他卻陰錯陽差地把吳文藻找來了，結果在六年之後，文藻和我成了終身伴侶，我們永遠感謝他。
我是1926年回國的，許先生先到美國的哥倫比亞大學，得學位後，又轉到英國的牛津大學，于1927年回國。我們又同時在母校燕京大學任教。在北京，他結識了北師大理學士周俟松女士，他們訂婚的消息，是1929年1月在燕大朗潤園美籍教授包貴思家裡，由我來向滿客廳的同學和同事們之前宣布的！在客人們紛紛向許、周二位握手祝賀聲中，我得到了“報答”的無上的喜悅，他們是1929年5月1日結婚的，在一個半月之後，文藻和我也結了婚，我們兩家往來不絕。我是在1931年2月6日在北京協和醫院生了我的兒子吳平，俟松大姐也在兩個月後也在協和醫院生了兒子苓仲，并住在我住過的那号病室！
許先生在1935年由胡适推薦到香港大學任文學院主任，全家遷港，從此我們隻有書信來往了。誰想到我的“學者”同學許先生，竟在不到“知命”之年，突然與世長辭！噩耗傳來，友人們都震驚痛哭，到此我也不知道還再寫什麼了！“天實為之，謂之何哉”！1991年6月2日濃陰之晨急就
我和許先生相識是在二十年代初期，他既是我的良師（他在當周作人先生的助手時，曾教過我國文）又是我的益友（他在燕大神學院疑肄業時，我在燕大文學院讀書），關于他的學術方面，我是不配讨論的，對于宗教更是一竅不通，不敢妄出一辭，但是那時我已經讀到他的小說散文，如：《綴網勞蛛》、《空山靈雨》、《無法投遞之郵件》等，我十分驚歎他的空靈筆力！他教課時，十分灑脫和藹，妙語如珠，學生們都愛上他的課。當我們同任燕大校刊編輯時，我更驚歎他學問之淵博。記得有一次他的文章裡的一個“雇”字，我給加上一個“立人”旁，成了一個“躊”字，他竟然給我寫了一封厚厚的信，引今據古說“雇”字的正确來源，正是“不打不成相識”，我們從此就熟悉起來。
1923年8月17日，他和我以及其他兩位同學，一同搭乘傑克遜郵船赴美留學。就在這條船上，我請許先生去找一位我的中學同學的弟弟吳卓，他卻陰錯陽差地把吳文藻找來了，結果在六年之後，文藻和我成了終身伴侶，我們永遠感謝他。
我是1926年回國的，許先生先到美國的哥倫比亞大學，得學位後，又轉到英國的牛津大學，于1927年回國。我們又同時在母校燕京大學任教。在北京，他結識了北師大理學士周俟松女士，他們訂婚的消息，是1929年1月在燕大朗潤園美籍教授包貴思家裡，由我來向滿客廳的同學和同事們之前宣布的！在客人們紛紛向許、周二位握手祝賀聲中，我得到了“報答”的無上的喜悅，他們是1929年5月1日結婚的，在一個半月之後，文藻和我也結了婚，我們兩家往來不絕。我是在1931年2月6日在北京協和醫院生了我的兒子吳平，俟松大姐也在兩個月後也在協和醫院生了兒子苓仲，并住在我住過的那号病室！
許先生在1935年由胡适推薦到香港大學任文學院主任，全家遷港，從此我們隻有書信來往了。誰想到我的“學者”同學許先生，竟在不到“知命”之年，突然與世長辭！噩耗傳來，友人們都震驚痛哭，到此我也不知道還再寫什麼了！“天實為之，謂之何哉”！1991年6月2日濃陰之晨急就